起初看到丁学良的《液体的回忆》，不由眼皮一跳，又是一本“革命”回忆录!我自己研究过中国“革命”，但对于歌德式革命回忆录则敬而远之。见此书副题“水、泪、血、酒中的三次革命回忆录”就觉得好奇、好玩。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可谓多矣，但每一次为之“抛头颅，洒鲜血”的不光是壮夫烈士，也包括无辜小民百姓，而作者却经历过“三次革命”，我在心悸之余，对这位“老革命”不禁肃然起敬起来。革命从来是热火朝天，火红火红的，和水不相容，那为什么是“液体的回忆”?如果革命和水有关，则非“洪水猛兽”莫属，这么说岂不是不革命或反革命了?
“三次革命”指三个阶段──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邓公的“去社会主义革命”和自80年代末至今的“人民民主革命”。这样的提法出于自创，和一般回忆录不同，“液体”是“回忆”的方式，在“三次革命”之间流动回旋，机锋四出，而“水、泪、血、酒”四种液体则构成一面多棱镜，从中反映出作者对于革命的记忆。一般来说写回忆录，个人藉历史之镜照出自已，而《液体的回忆》写的是个人对革命的参与和反思，无论是水、是泪、是血、是酒，都如大潮里的浪花，反映的是时代的脉搏、民族的命运，“革命”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液体的回忆》也暗示着以“液体”为史鉴之意吧。
二百多页，书不算大，颇耐看，看得出作者在形式上也有心出奇，精心布局，字斟句酌。这一液体的回忆决不轻松，令人回到沉重的时代，处处是血泪凝成的创疤。一边读，一边勾起我的“文革”记忆，不由得掩卷长叹。
丁学良是安徽宣城人，是处年年要闹水灾，从小便生活在水的恐惧中。按理说，从小“长在红旗下”的他，早已学会唱“东方红，太阳升”，无限热爱“人民大救星”，但他在乡里日常所听所见的，却与此相反。向来共产党信奉“人定胜天”、“斗争哲学”，结果却没有斗倒水龙王，反而“与人斗”得不亦乐乎，尤其在文革中，天灾加人祸，民不聊生，甚于水火。在宣城一带，一九六八年在“文革精神”鼓舞下，发生固山湖“围湖造田工程”，引发农民抗争，几乎造成数万人“水斗”。一九六九年“发蛟”期间，民兵们手挽手冲入洪水，手挥红宝书，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可惜的是“最高指示”却没有产生“精神原子弹”的奇迹，“被山洪冲刷而走的人、畜、财、物不计其数”。
丁学良自小从乡亲们的“口碑”中得知，从前乡里有一座“别士桥”，是纪念一位封建时代“治水好官”的。一九四九年之后，一切都破旧立新，它被改名为“白石桥”，但父老们仍然缅怀旧时代的好官。新社会的干部不再读孔孟之书，只听毛主席的话，相信的是科学，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结果却没能占领人民的记忆。这是文革的悲剧，从清末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份子努力造成中国文化现代化，其结果却造成思想的贫乏。有人说中国马列主义是儒家传统作怪，我觉得像又不像。不像的是在政治机制的层面，比方说“新社会的干部”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把“水政”变成了“水斗”。这样的话，当然就谈不上有“治水好官”了。
书中有许多小故事，不外是些寻常百姓，在大批判中喊错口号、唱错样板戏或把“宝像”放错了位置，于是飞来横祸，锒铛入狱。其实这类日常的悲剧各地皆有，凡经过文革的，都可以说上一大串。那时在我生长的上海，一年有好几回“公判”，仍记得到处都贴着大张布告，看得我心惊肉跳，比方式说某人故意“歪曲”样板戏，于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被拉去枪毙了。
在我们记忆里这些事多得很，但不讲，是因为淡忘了，或觉得没必要讲、不愿讲，不过问题还在于怎么讲。像电影《秀秀》和《小裁缝》，对文革的再现都是艺术的、或是过于戏剧化的，但回忆录却不能这么写。我觉得《液体的回忆》的难得之处在于那份历史真实感。特别写到他自己如何作为红卫兵参加武斗，那些“送枪”、“抢枪”和“造枪”的情节，写出自己的盲目、热狂和困惑。其实记忆本身是个复杂的机体，而书写记忆更不免“后设”的诠释，带着某种现下的欲望。我觉得把自己放进去，就会跟一般的文革回忆不一样。的确，丁学良追溯了自己如何被文革改造和产生怀疑的过程，由此找回了自我，体现了自省和批判。如果没有那种勇气和良知，是难以把回忆写得如此真实的。
“人民”这个词被遭遢、蹂躏已久，以至变得毫无意义，从词典里消失，这或许是我们当下思想危机的表征。但在丁学良笔下，那些小民百姓有血有肉，事实上是他的精神之源，某种意义上使“人民”这个概念变得新鲜起来，注入了新的活力。令人印像深刻的是那个满脸福气，长得像个小活佛的江胖，拉得一手好二胡，唱得一口地道的花鼓戏，又是一个天生的喜剧表演家。他能够在生活的每一处──那怕是它的最凄清的角落里──发现发现欢乐的种子。经他一点拨，这细微的种子就会向周围的小孩大人老者张开笑脸。
江胖是民间记忆的丰富矿藏，他知道水灾的历史，地方掌故了如指掌。由于多才多艺，文革中被委以重任，负责排练样板戏，却本性难改，滑稽搞笑，终于不免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打击。写到江胖时，生机活泼，文情并茂，由此可见这部回忆录优美文笔之一斑。有时我想，为什么还没有一部表现人民的文革史。文革不光是中南海宫闱秘史、造反派文攻武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有更广大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即使在穷乡僻壤也有像有像江胖那样“细微的种子”、“欢乐的种子”。人民并不总是被动的，他们表达出愤怒，那怕招灾惹祸，表达出幽默，泯恩雠于一笑。如书中写到的“农家姐姐”，听到作者口口声声说毛主席好，竟勃然大怒，脱口而出：“什么毛主席，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那时作者还是个小学生，却从这位农姐那里上了一堂启蒙课，此后听到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之类的话，就不由得条件反射的自问：“是真的吗?”
这里我不妨现身说法。一九七○年初我被所在单位作为“现行反革命”揪了出来，关了两个多月，每天写交代。那位工宣队老师傅平时同我关系很好，他苦口婆心，一心要拯救我，着实令我感动。要我向党向人民交代一切，包括脑子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揭露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包括平时所看到听到的坏人坏事，这样才能“重新做人”，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确，我的家庭成份、社会关系复杂，而自己一向爱好文艺，更是满脑子“封资修毒素”。那时我才二十来岁，想想自己年纪还轻，真想彻底向党交心，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从此享受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快快乐乐做人。但真的能把一都交代吗?我父亲偷听过敌台，一讲起从前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就眉飞色舞，还有弄堂里一位老先生教我读英语。这些正是“文革”要“横扫”、要“打倒”的东西，如果交代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还有我写的两册诗，藏在一个朋友那里，怎么可以把他们都抖出来?简直连畜生都不如了。况且爱好文学有何罪?写诗有何罪?
那几天里，我不能吃、不能喝，交代不好，不交代又不行，痛苦万状。到头来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救了我。当时一个人关在屋里，什么都不许看，除了床头上《毛选》四卷，每天认真研读《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突然开窍，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突然明白他们把我关起来，已经把我当做“阶级敌人”，要我交代，是为了给我定罪，什么“大家庭”之类的都是鬼话。于是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唯物辩证法仔细分析敌我双方形势，估计他们手里掌握了什么材料，像我父亲、我的英语老师、我的诗等等，我不说，他们根本不会知道。你交代越彻底，说明罪行越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凭你交代的，本来可以判你十年，现在“从宽”处理，给你判五年。就这样，我抱着又臭又脏的“花岗石脑袋”，宁可下地狱，也不交代。后来我的禁闭结束了，虽然还是被扣了一顶“政治错误”的帽子，从此在单位里做了近十年的小牛鬼蛇神，但我心安理得。现在想起来我的痛苦和聪明，一切好坏都拜毛主席他老人家之赐，令人哭笑不得，这一铸烙在生命里的讽刺，怎么也磨洗不掉。
《液体的回忆》里有很多数据，征无不信，得之于调查研究，这跟丁学良是个社会学家有关。其中最使我吃惊的是，在一九六○年毛泽东的稿费收入加上利息，总共达二十五万二千三百九十一元一毛七，而那一年讥荒最甚，全国饿死的总人数达到二千万至四千万之间。感谢老丁，使我对这位“中国人民大救星”有了更深的了解，正所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亏为千古一帝!
古人云“智者乐水”，这可说是一本“智者之书”。我跟学良的经历相似，文革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复旦研究院，后来又远渡重洋，入哈佛读书，现在又碰巧同在香港，在同一所大学教书。虽然学不同科，而对中国“革命”都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都不乏研究的兴趣，所以这本回忆录使我读来尤觉亲切。他的人文视野殊为广阔，对国族命运的关切也殊为深沉，如书中写到怀念包遵信和李慎之的部份，人琴之痛，家国之思，更体现出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及其道义的勇气。至于最后的章节有关“酒”的回忆，他对酒的癖好真可说叹为观止，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体现酒的政治学与社会学，与当下全球化中国的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也可当作“酒箴”或“酒谏”来读。其文亦有味，质地醇厚，读者当浅斟慢酌，细细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