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还是贵州省毕节地区那份中国最低级党报之一的日报社当记者之时，我就多次说过：如果我们的国家新闻自由了，没有报禁了，这家报纸是我个人办的，我需要众多自费订报的读者，那么，现有所谓的记者、编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将把他们辞退，因为，他们的文化素养，尤其是新闻素养，乃至个人道德品质等等，完全不适合作记者、编辑。
总编虽是记者头，但其素质，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他们不过是中共安插在报社，为中共把好“舆论阵地”第一关的守门员。这篇文章就不涉及所谓的总编们，本文就专门说说党报正式记者，特约记者，以及党报通讯员是采写新闻报道的奇招异术。
刚刚调进报社的时候，我心里没底：“电大，成人高教，我的文凭，旁门左道弄来的，实在拿不出手。人家报社的记者编辑们，大多比我年轻不说，哪个不是科班出身，在我之前就干了多年编辑记者。我这笨鸟，光先飞不行，我还得多飞，才有可能不至于丢人现眼啊。”一两年后我才知道，当初，报社是有几个人想看我的笑话：“一个电大专科生，一个开车的司机，也想当记者？这记者编辑，不是长了个脑壳就能干得下来的！”
可是，只干了半把年，我就发现，我把不少老记者都甩在后面了。第一年当记者，我的发稿量和领取稿费数量，都占据报社第一，使得原先第一的那个记者，也落后我一大截。而且，我的稿件质量，不仅得到了读者肯定，还遭致了几个同事的嫉妒。
当时，我还不知道真实原因。我想：人家是老记者，有躺在功劳簿上享清福的资本，当然用不着像我似的苦干傻干爬格子。
谁知时间长了，我才发现：我原先“仰视”的这些老记者，感情都是些有名无实，写不成东西，或写出来的东西实在水臭的家伙啊。
有一位，在报社较早有了副高职称，也就是说，这位已经是个“副教授”了。副教授做事很认真，也是个很善良的人，假如让副教授当会计，出纳，保管，办公室主任等，我相信更能发挥副教授天赋，副教授在这些行列会很出色。但是副教授的新闻素养很成问题，文字功底极其差劲，新闻敏感更是365天天“鼻塞”。副教授最爱在街上“戳”——我方方言，找寻——新闻，尤其是逢年过节，看见武警在街上巡逻，打扫政府大院，城管修复街上路灯，整几钵花摆放在街上等，副教授就会照几张具有“节日气氛”的照片，当作新闻照发在报上。
有时候，副教授实在找不到新闻写，就来找我“分享”资源。有一次，我叫副教授去采访老年大学，副教授说，老者者、老奶奶到老年大学，是混时间，没什么好写的。我知道党报路数，就给副教授说，你采访些什么，怎样写等。如此这般弄下来，那年，副教授因为这篇新闻，得了个地区好新闻奖。
副教授勉强写好新闻后，往往拟写不成标题，只好“不耻下问”，拿来找我这个初级职称的助理记者给琢磨琢磨。有时候实在不好找人，就自己勉为其难地弄。好不容易挤出个标题来，往往很“不像话”。比如这个：《倒天河畔晨练的人多》。有年记者节，我写了篇感言，原稿有句话：“忝列记者行列……”那天，这个版面正好是副教授值班，稿子只得给副教授编辑。第二天，报纸出来后，提心吊胆的我一看，那句话给“斧正”成了“加入到记者队伍……”我差点晕倒：感情忝列副教授宝座的副教授不知道“忝列”一词啊！知道内情的人还好，不知道内情的人，肯定以为，写这篇稿子的人，一定是个小学生呢。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次，我写了篇“阴阳怪气”责问公安何以久久没有侦破一桩强奸杀人案件的言论稿。经部室主任“斧正”后发出来的稿件，与我的原稿基本观点有了本质变化，“阴阳怪气”没有了，变成了低声下气。好在，那篇稿子没有具真名，否则，我的脸，就丢大了。
副教授写不了论文，英语也与我一样，就是个英语盲。那么，副教授的职称怎么来的？论文，不“求教”于剪刀和浆糊，英语不做文抄公，副教授亲自捉刀，根本过不了关。报社记者们的职称，绝大多数都这样得来。只有我这个死脑筋，和钱有仇的人，仅仅因为以作弊考英语为耻，所以，干了八年党报记者，发稿数量几乎年年都在前三名，各级新闻获奖证书一大摞，但一直只是个初级职称的助理记者。
不琢磨新闻本身，却好琢磨所谓“政策”，也即琢磨党棍、官僚的喜好，以便争取到什么奖项。
有一年，赫章某镇突发山洪，将一个拖拉机上的十来个人冲走。当时，一个“资深”记者恰好路过那里，回来后，就写了篇简短消息报道了这件事情。谁知，那死者里面，有好几个党员，甚至还有书记、镇长等“领导”。这下不得了，管他是否去抗洪救灾，管他此前是个好人坏人，在宣传部的授意下，一个以采访党员及领导“牺牲”在抗洪第一线的采访工程，就此铺开了。在这样的采访背景之下，这个镇的税收，计生，“鸡的屁”，所有的“靓点”，写张三的时候，都说是牺牲了的张三呕心沥血的政绩，写李四的时候，这些政绩，又跑到李四名下去了。与这些新闻形影相随的，是民间的说法：一死了，都成英雄了，不死，那某某某，某某，都被纪委调查，就要双规，就要吃牢饭了。
那位资深记者，因此成了党报记者们嘲笑的对象，他自己也懊悔不已。他们嘲笑和懊悔的，也就是：山洪将一个全国好新闻奖冲到了这位的面前，这位却没有伸手去接，新闻敏感太差。说白了，就是党员、干部们都腐败透顶，这几个党员干部给洪水淹死，人死账清，最好隐恶扬善，借着记者之手，大笔一挥，将死人写成值得学习的抗洪英雄，一者糊弄一下读者，二者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何乐不为。
党报许多“英模”，就是这样隐恶扬善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党国治下的学生，写作文、演讲的时候，个个信誓旦旦表示，学友有所成后，要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可是，凡是学有所成的人，没几个不孔雀东南飞的。某年，毕节日报当年一个副总编获得省好新闻奖的消息：某县某位清华毕业，又到英国留学两年的学生，为了“返哺”家乡父老，他拒绝了好多大城市，大企业的高薪聘请，决心回到家乡施展才华。家乡的官僚们一看，这可是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证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吸引人才的好事。
于是，前所未有的优惠条件出来了：你想到本地区任何单位、部门发挥，任由挑选。各位先大胆猜猜，这位选择了什么与所学物理专业有关的单位？你猜不到的，他选择的是宣传部。后来，他曾在毕节日报上发表过某某某部长到某县“调研”“三讲”，还是“三个代表”的百字豆腐干。其他党报记者看了，也对此颇有微词：写这样的文章，还用得着读清华，还用得着留学，象我们似的，读个大专，也绰绰有余了。
牵强附会，置事实于不顾，只要党报肯刊登，只要能够“光中（共）耀主（子）”，党棍、官僚有所赏赐，许多新闻，就是这样给“策划”出来的。
还有这样一个所谓获奖新闻：某个很不先锋模范的老农党员贫病交加，穷极无聊，连自己吃饭、抓药的钱也没有，更别说担当什么丈夫、父亲的责任。他十二、三岁的女儿为了活命，只好辍学捡垃圾卖。有一天，女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自己卖垃圾得到的，很可怜的几元钱给了父亲，让他去买点药治病。谁知这位“特殊材料”拿到钱后，既不买药治病，也不买碗面条什么的饱饱肚子，而是直奔村支书家，把钱交了党费。面对这样的新闻，我想，这收党费的人及其组织真是缺心又少肝，连这样的人的这样的党费也会收，也敢收。如果老头加入的组织是善解人意的，是具备起码的人性的，那么，它不但不该收老头的党费，相反，它应该从大家交的党费里拿出一部分来帮助自己的“同志”。可是，这样的“新闻”，在没什么信仰可言的中共看来，也成了党员忠诚自己的佐证，值得在报纸上大力提倡。
有一个某都市报兼地区党报的特约记者，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万分肉麻加无限夸大的文字大歌大颂公安。他有一篇写某县派出所追捕一个杀人嫌凶的通讯，为了表现“保护神”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在文章里说，虽然没有办案经费，但警察们却发誓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云云。最令人称奇的是，在追捕过程中，那台非法用了二十来年的吉普车在距离县城十来公里的地方熄火了。接下来的情节是，派出所长走下车来检查一番，发现车辆无法修好之后，将袖子一挽，喊了声……
我满以为，这位所长喊的是“追”，然后带领众警察弃车而去，徒步追捕杀人逃犯去了。谁知所长喊的竟然是“推”，接下来，他带领众民警，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居然就把吉普车推到了县城。无限拔高，粗制滥造，这位“特约”的新闻稿，大多如此。
《面对三次病危通知书……》，是该日报2001年曾经登过的一偏歌颂某刑侦队长的通讯。其导语如下：一名战功赫赫的刑警队长，在攻克一起大案之后，却因积劳成疾而倒下，医院给他下发了几次病危通知书，他却不顾家人、战友、医生的反对，拔下输液管奔赴严打最前线。
此文登出不久，我即在电话里，或其他多个场合听到不少人对这篇新闻的置疑。综合起来，人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1、一个几乎两只脚都踏进鬼门关的人，他还能完成打黑除恶这样的艰巨得不能再艰巨的，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和精力的任务吗？
2、如果这位刑警队长的病情完全属实，那么，他对自己完成如此的任务有信心吗？他有没有想过，如果他没有拿下作案者，而是被作案者拿下了，他的以病弱之躯干严打，是不是一种对人民生命财产不负责任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
3、他本来就是装病养生，严打来了，他将此看作“火线升官”的好时机，所以，他当然对自己以“病危”之躯也能挟泰山超北海充满了“信心”。
4、他的领导们也太无心无肝了，属下病成这样，还眼看着他望鬼门关里跳。
我知道的，毕节日报类似的新闻还有，诸如病死在讲台上，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 “我的课还没有上完……”；病死在治疗室，临终最后一句话是“病人还等着我看病……”；任由歹徒砍杀，也要保住“国家”几万元钱的姑娘，等等。在以人为本好歹成为公开口号的今天，上述“新闻”也太与时不俱进了，并且，今天的人们已经不象雷锋时代那样好愚弄，所以，2003年，本地区公安局出台了个“从优待警十三条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不提倡民警带病坚持工作”。
就这样的“记者”，他最爱吹嘘的，是他的发稿量如何在毕节地区数一数二等等。他每年开记者年会时，都要在会上说：你们不能登我们地区公安的任何反面报道，否则，我就当不成你们的特约记者了，我们这一大块新闻资源，你们就得不到了。
这位特约对这家媒体的配合和自己的汗马功劳都很是志得意满：谢谢大家的理解、支持，的确，自我当你们的特约记者以来，你们再也没有登过我们的反面报道，否则，我就当不成这个宣传科长，你们也将失去我们这块新闻富矿。
那时，读者不知内情，经常给我打电话举报：交警年审乱收费，110接警不出警。
为了发泄憋闷，我往往都实话实说：我们不采写公安的反面报道！
电话那头还不心甘：为什么啊，人家别的地区不是都采写的吗？
你去问问某某，就知道了，我只好如此作答。
假话奉承话之所以风行，是因为有听假话奉承话的耳朵。在党报如此“引导”“教育”“鼓舞”之下，这样的文章多如牛毛。还有一篇某县通讯员某年9月下旬投递的，被我枪毙了的稿件，很搞笑的，现将其导语部分回忆出来，以便奇文共赏：某年某月某日，某县公安局刑侦支队成功抓获了负案在逃的犯罪分子某某某，向国庆若干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多次对人说起这份稿件，并说，可惜自己不会画漫画，否则，我会画这样一幅幽默指数必定很高的漫画：以天安门城楼作主体画面，城楼上有“向国庆若干周年献礼字样”，而城楼下，得意洋洋的人民警察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罪犯，献礼来了。旁边作为陪衬远景的，是一些比较细小的，不绝如缕的国庆献礼队伍：纪委的，绑来了腐败分子；工商的，抬来了假烟假酒；扫黄办，牵来了妓女和嫖客……
《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是导致我入狱的四篇文章之一，这是某县通讯员写来，被我枪毙但也被我私存下来的稿件。其前面部分内容如下：
某月某日，在某某县某某镇召开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动员报告会上，一个紧急电话打进了正在对党员干部作动员报告的党委书记某某某的手机里，告知 80岁的母亲不幸去世，某某某强撑住内心针刺般的疼痛，只说了一句“我正在开会”就挂了电话，马上回到座位，继续进行动员报告……。早在一个多月前，某某某书记的老母亲就病重在床，并且家中多次打来紧急电话，但是，为了工作，他一直坚持没有回家。直到其母去世的头一天，某某某某书记才匆匆回家看望母亲（一眼）。
还有一个多次获得过地区，省和全国好新闻奖的所谓优秀通讯员，其在党报中稿率很高。他给党报投稿的秘诀，我最清楚。比如，某乡镇给他“挖掘”到有三、五对夫妇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孩子，他就会将这样的事件升华为“乡村生育观念发生根本转变，年轻夫妇多只生育一胎”。某几家农户某年什么庄稼增产增收，他也能找到子虚乌有的“新闻眼”，给这样的事情附会成“科技下乡出成果，农户烤烟大增收”。有几个人结队做了回生意，在他笔下，就成了“游击队变正规军：乡村小商贩走上联营路”。
由于获奖颇多，名声颇大，慕名拜倒在他名下的人还真有几个。这位也把自己当成了新闻界名人。凡是他所投稿件，都有他的红色印章。他的同乡投稿时，为了增加发稿量，往往拉了他一起署名，然后盖上他的大印寄出。
然而，在新闻含量比《贵州日报》《毕节日报》高得多的《贵州都市报》，此君虽巴不得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上面，却屡屡投稿而夙愿难偿。党报记者往往称赞其精神可嘉，我却说，在我的手下，一篇他的稿件我也不会签发。
明明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党报记者们往往仍然置事实于不顾，发出与事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反的报道，以迎合党报，迎合党棍、官僚们的胃口。有个女记者，有一次，城区发生火灾，她采访回来后，在办公室里说，那些消防兵真不象话，有人打119火警电话，可是，承诺城区5分钟赶到火灾现场救火的消防兵，半个多小时了才赶到现场。谁知在距离现场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消防车停下了——车里没水，现加水。可是，她发出来的稿子，却是消防官兵如何尽职尽责，英勇顽强救火的报道。江泽民的“三讲”运动期间，许多单位，尤其是乡镇，对“三讲”劳官伤财，却一点实效也没有的现象颇有微词。报社党员记者们也被拉去，再次发誓效忠中共，他们对此也说了不少牢骚怪话。我当时曾经调侃他们：谁叫你们入党呢？你们认为“三讲”劳党伤财，就应该按照党章对党员的要求，一是自己不要参加“三讲”，二是叫党中央立即停止“三讲”啊。可是，他们不但不得不自始自终参加了“三讲”，还采写了大量给“三讲”贴金的报道。
在毕节地区，谁都知道，现总书记弄的所谓“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也就一个口号而已。记者们私下都说，老胡没有搞毕节地区搞试验区，毕节要有今天样子，它也会有的，不可能说，没有试验区建设，毕节就比今天落后几十年。有的更是说，老朱——一在任上死去的，人们颇有微词的一个书记——死后，人们不是都说，他的四大区建设，简直是胡闹吗。假如老胡如今没有当上“皇帝”，这试验区建设，今天还会有人记得吗？再假如老胡成了刘方仁似的腐败分子，那么，他的试验区建设，谁还敢说，谁还敢将毕节的所有成绩，都归功到试验区建设上去？正因为对总书记的试验区建设不以为然，所以，记者中间流行一个调侃试验区建设的荤幽默：试验区建设，简言之，就是管好“三巴”—— 生态建设管好脚下泥巴，开发扶贫管好头上嘴巴，控制人口管好胯下……可是，歌颂试验区建设的稿件，却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当然，这是硬性任务，《毕节日报》不可能不刊登这样的文章。我知道，党报记者不可能一篇党八股文章不写，但是，许多情况之下，你可以消极对待这样采访，比如，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有关所谓试验区建设的报道。不能阻止这样的报道，但是，消极抵抗，不合作，是完全有可能的，主要，是看你自己有多少良知。
凡是能够给党棍、官僚脸上贴金，不管被采访对象怎么说，党报记者全都记录下来，别说调查，就是明显不合逻辑，不合常识的地方，也当做新闻报道出去。
曾经有个姓朱的书记，最会利用媒体为自己的仕途鸣锣开道。朱比其他党棍高明一点的地方在于：他不是用干巴巴的口号来兜售自己的玩意，而是编撰顺口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编顺口溜算是颇有名气，在毕节地区，一提起“朱打油”，谁都知道是指谁。2002年，中共召开所谓十六大的时候，朱打油把打油诗做到了京城。而这些歌颂毕节地区“新变化”的打油诗，全都是假大空的玩意。而新华社记者翟伟，在完全只是听了朱打油的“介绍”之后，将朱打油所说的内容，全都发了出来。“荒山变青山，收入翻了番。油灯变电灯，吃水不用担。小病不出村，学校大改观”，“可乐猪是个宝，吃的中草药，喝的矿泉水，长的健美肉。”这些被朱打油和新华社称作“民谣”的玩意，除了实际情况与打油诗里的相去甚远之外，毕节地区谁都知道，这完全就是朱打油闭门造车的杰作。在朱打油到新华社大吹特吹之前，谁听见过这样的“民谣”啊。据说，连某前任专员听到朱在新华社吹的大牛之后，也认为“太过分，太离谱”。
毕节日报曾经刊登过一篇采写朱的，很肉麻的文章。文中有一个细节，说是朱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朱回乡下老家过年。过完年，朱脚穿老娘亲手制作的白边布鞋，踏上了回到学校的路上。可是，走出家门不远，朱将新鞋子脱了下来，搭在肩上，继续往城里走。快到城里的时候，朱又把新鞋子穿上，才往学校走去。这情形，就被路边一个少妇看见了，少妇当即感叹不已：“这个小伙子，将来要做大事的！”
这个现代“韩信”和“漂母”的故事编的痕迹太明显，文章一经见报，恶评如潮。有人说：“说的说得出，写的也写得出”，有的说：“这样的文章，哪个不晓得，被写的人要政绩，写他的人要升官发财”。
非典爆发那年，朱死了，继任者是一个姓赵的。与朱的高调不同，赵很少“关心”、“重视”媒体。床前冷落鞍马稀，这让在朱的龙床上被宠幸惯了的党报记者们就不乐意了，他们编了句俏皮话来发泄对赵的不满：死了一个喇叭，来了一个哑巴！
刚调到毕节日报社的时候，一个在我去报社之前发稿量最高的记者带着我和另一个新调来的记者前往某镇采访，以便我们学习他的采写之道。回来之后，迟迟不见这位老记者写稿。我们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写。他的回答是：“球毛，那地方出产好米，他们连一袋米都舍不得给我们，我还给他宣传？写球不起。”
有一次跟着这位采访，回来后，他的稿件有声有色：“轰隆隆，一股黑烟冲天而起……”我纳闷了：“那天，工地没有放炮啊？”他说：“开采工地能不放炮？这叫合理想象，知道了吧。”
党媒体记者们到外面采访，都以能够被当地官员请饭为荣。我却最怕这个，在饭桌上对请饭的官员说些莫名其妙的奉承话，还要给他们敬酒，我可一万个不愿意。曾经听说，香港记者来大陆采访，大陆官员按照大陆惯例请他们吃饭，吓得香港记者唯恐避之不及：“我的出差费用，报社都给我了，我要是吃你们的请，会丢掉饭碗的。”我听了，羡慕不已，也深感只有这样的记者，其采写的稿件，才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可言。
正因为我是个不知道伸手向采访对象索要钱物的记者，所以，毕节教育界，尤其是被敲诈得烦了的学校私下对我的称呼是“民间记者”。其实，我只是个在索要钱物方面“不作为”的，较为正常的记者而已。所以，我最清楚，我当年之所以在毕节地区，乃至贵州省新闻界小有名气，不是因为我真的有多出众，而是党报记者、编辑的水平，实在是太差太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