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著名“三宽政策”。

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朱厚泽先生去世了，大陆个别媒体遮遮掩掩地报道了这一令人震惊的噩耗。但是，历史会以人类良知的名义，给他很高的荣誉。

与朱先生的一次交谈

我在出国前曾见过朱厚泽先生一面。那是2003年岁末。畅销书《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的作者、现任《炎黄春秋》主编的吴思先生，在三味书屋演讲。朱厚泽先生和我都在场。演讲结束后，一部分人共进晚餐，我正好与他坐在一起。

与这位曾任中共宣传部长的人物坐在一起，自然就和他讨论起了中共舆论宣传的欺骗性。他对我说：“最具欺骗性的不是那些不顾事实、一眼就能看破的谎言，而是参杂一些事实捏造一些事实、真话和假话混合在一起的宣传。”

思想文化界的小阳春

1985年7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书记胡耀邦将朱厚泽从贵州调往北京任中宣部部长，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接替朱厚泽任贵州省委书记。

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后，提出了“宽松、宽容、宽厚”的著名“三宽政策”，给思想文化界松绑，被认为是近30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小阳春”。（当时我正在北大读研究生，也感受到阳春三月的清新）。

1986年底，地处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爆发学潮，并向北京等地蔓延。共产党内强硬派以此为契机，1987年2月迫使思想开放、主张政治改革的胡耀邦下台。朱厚泽也被撤销中宣部长职务。

在1989年的学潮中，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的朱厚泽支持与工人对话。“64”之后再次受到整肃，被迫退休。

朱厚泽先生1985年7月至1989年6月的上述事迹，在这几天海外媒体的报道和一些人的评论中，已经被反复提到过了，我在此为什么还要复述一遍呢？

影响深远的两次政治清洗

我想说的是，在整个80年代，共产党高层有两次对温和派即政治改革派的清洗，它们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高层的政治生态，其影响不仅限于当时、现在，还波及未来。

第一次就是1987年2月对胡耀邦、朱厚泽等人的清洗、整肃。第二次是1989年“64”事件之后对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朱厚泽、鲍彤等人的清洗、整肃。

经过两次清洗、整肃之后，政治改革派消失了。80年代留给90年代和今天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共产党内政治改革派的缺失。

我并不是说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政治改革的人，但是非常明显的是，“64”的枪声响过之后，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已不成为派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改革派实际上也消失了。90年代初，高层对于是否改革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分歧，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上的保守派变得不再重要。

后来，经济改革派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不再需要改革了，所以，经济改革派也消失了。

90年代末，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近完成，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全面保守的时代，如果用一个成语，也就是全面抱残守缺的时代。

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论调，就是为这种全面保守辩解而制造的舆论宣传迷雾。它不过是威权主义、半吊子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像80年代一样，今天的共产党高层也依然存在派系斗争。但与80年代不同的是，政治派系的划分不能再以路线、政策的分歧为标准，将不同政治派系凝聚在一起的主要是利益、权力之争。

这不是说80年代共产党高层派系不包含利益、权力之争，但那个时候，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者。而今天剩下的，主要是赤裸裸的利益、权力，而不是国家发展方向之争。

希望不在中南海

朱厚泽先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去世，的确是80年代残留的背影的消失。少数老一代理想主义者的呼喊，变得更加孤独。

据报道，今年1月30日，朱厚泽在北京医院病房中 与友人谈话时，“对「中国道路」提出连串质疑：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另据报道，“有网友透露，朱厚泽曾对人说：‘我们这些老人（指倾向于政治改革者）的存在，给了你们年轻人希望（指党内高层还有改革力量），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

“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看到这句话，如果你感到绝望，那么，你应该绝望，因为你把希望都寄托在中南海了。只有你绝望了，才会有希望，因为希望不在中南海，而在中南海之外。

我认为，反思目前甚嚣尘上的所谓“中国模式”，以及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高层没有改革力量，是朱厚泽先生生前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告诫。

近年来，公民社会日趋活跃，社会又开始骚动起来，这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