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反奸（肅反）。”這句話雖説出於康生之口，究其實還是毛澤東在背後安排指令，所擬定的行動綱領，可謂十分簡明地概括了這場整人運動逐步升級的步驟。這場運動好比驀地刮起一陣大風，毛澤東就是念咒做法，呼風喚雨的巫師。風一旦刮起，必然越刮越大，毛就是要在飛沙走石一陣勁吹後造成摧枯拉朽的局面，把他想破壞和要打倒的全都壞掉和打倒，同時還要對全體無辜的受害者造成威懾效應。直到把同志們全都折騰得口服心服，這時候他才從幕後走出，站到前台發令刹車。然後再指令部下做些甄別安撫的工作，向大家說幾句落好的話，唬弄得衆人還對他心懷感恩，而怨恨則全都轉移到像康生這類直接行兇者的身上。
康生原名張宗可，山東諸城人。早年化名趙溶，在上海負責中共特科的情報和保衛工作。1933年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一直與王明關係密切。康生乃其俄文名字的中文音譯。1937年隨王明返回延安後，康生迅速轉向，開始追隨毛澤東，因直接促成毛與江青的婚事而深得毛信任。他早在莫斯科即參與過蘇共的肅反工作，曾將中共留蘇人員中不少人打成托派，殘酷迫害。可以說早在抵達延安之前，康生已練就其毒辣的整人手段。正是看中了康生這一可資利用的魔鬼黨性，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一開始即對他委以重任，放任他極盡其迫害肅殺之能事。正如高華所說，“康生和中央社會部純粹是毛澤東棋盤上的一顆棋子，當毛需要借助康生打垮政敵、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時，毛就‘放虎出山’，授予康生及其機關極大的權力，將社會部的職能擴大為既對外，又對內，使其成為僅服從自己，而淩駕於黨的其他部門的太上機關。” 37 正是放縱康生這種具有魔鬼黨性的人物在黨内外大肆製造恐怖，毛澤東全面呼喚起這支“農民軍”内潛在的惡俗勢力。弗拉基米洛夫看得很清楚，他在日記中這樣描述康生及其同夥：
他們都是急功近利，不講信義之徒。可以明顯地看出，此輩皆屬文化上落後的庸才，這群腐敗偽詐的傢伙最適合填充在懲罰機構内當打手。爲得到逐級穩步的提升，尤其是獲取更好的待遇，他們時刻準備奉命施行暴虐，作僞証和寫檢舉材料。他們不以自己的卑劣為恥，反以爲榮，因爲他們只知滿足其貪慾，此外什麽都不在乎。 38
由此更可以看出，毛澤東號召幹部和知識分子從“工農兵”或“無產階級”的方向去提高，實質上就是讓他們在康生及其同夥製造的全面恐怖氛圍下人人自危，最終修煉成盲目服從的黨奴。制服黨内高層的留蘇派和經驗主義者尚在運動後期，毛祭起這股惡風，先讓它從橫掃黨内外所有成員的規模刮起，針對幾年來迅速擴大的革命隊伍，來一次猛烈而全面的掃除和清洗。按照毛澤東的看法，“大量的富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流氓無產者業已混進黨内。他們甚至已竊取領導高位。” 那時候他只信任經長征到達延安的數百名老幹部，而對1938年以來湧入延安的大批知識分子，他均持懷疑態度。39 現在整風運動既已展開，正好可趁機對這批人作一番嚴酷的考驗和改造。
所謂“審幹”，就是要求人人填寫履歷表，表中要詳細填寫自己的家庭社會關係及生平經歷。針對所填寫的履歷表，經調查取得一定的證明材料，最後由黨組織對受審查者做出鑑定，從而建立起每個幹部的人事檔案。這檔案是絕對保密的，從此成爲該幹部政治命運的“生死簿”，其中的組織鑑定就好比刺青在他們脊背上的判詞，將尾隨其終生，他們卻無法看見。正如高華所描述，“它既屬於這個幹部，又是完全獨立於幹部個人的異己物（幹部通常不知道領導在自己的檔案中寫些什麽），兩者相依相隨，一直到這個幹部去世，這份幹部個人檔案也還未壽終正寢。它被放置在某個文件櫃中，在對這個幹部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的政治審查中將繼續發揮作用。”40 這一檔案制度在中共建國後擴大到進入國家體制的所有人員，只有編制外的農民被農村戶籍捆綁在家鄉的土地上自生自滅，他們無關黨國的大局，因而無需建立檔案。
在審幹過程中若發現某人有可疑的問題，則須對其人立即進行“搶救”，迫使其交代是不是奸細特務等麻煩的問題。毛澤東對康生一夥下達的“搶救”原則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康生從此原則出發，於是全面撒網，以免遺漏；先做出普遍的有罪推定，再經過審訊予以證實。在“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中，毛甚至信口雌黃說： “特務之多，原不足怪。”毛既然能對主持審幹的康生及其同夥作如此不負責任的判斷，就難怪他們在審幹之初即作出有大批國特和日特潛入黨内的假定。官方黨史及不少論者把肅反擴大化的罪責多推到康生頭上的説法並不符合事實，挨整者不敢怪罪毛，黨史又竭力為毛尊者諱，結果弄得康生頂了全部的毛罪。在整個的審幹反奸運動中，康生推動的每一個步驟可以說都來自毛澤東在背後的指使，他並未獨出心裁，隨意去做毛不樂見的什麽事情。他的可惡可恨在於他樂於和善於幹這類弄髒自己雙手的差事，即使沒有康生其人，也照樣會有李生或王生踴躍扮演同樣的角色。康生說得很明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執行毛澤東路綫。”
正是在毛澤東的主使下，整風運動一旦從審幹轉入“搶救”，寧左勿右的勢頭便雷厲風行下去，一發而不可收了。據弗拉基米洛夫1943年4月9日在延安的所見所聞，自毛澤東發佈此“搶救”的原則，“人人均被視爲國民黨或日本的特務”，“戒嚴令的實施引起抓人的狂潮……很多人都被在夜間抓走。”在7月15日的千人大會上，康生竟對在座的幹部惡狠狠地說：“你們全都是國民黨的特務！”“你們都曉得，你們的很多朋友已經被捕！等這場大會結束，你們就會發現你們中間有很多人已經失蹤！”“你們要想得到原諒，現在就趕快坦白交代，告訴你們，以前的交代都不夠老實！……再這樣下去，那你們接受再教育的過程可就很長了！” 弗拉基米洛夫看到，康生的威脅幾乎嚇獃了所有的與會者，只有朱德走上前臺，口氣平和地質問康生說：“你說這些話是不是要叫我散會後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軍中的同志？是不是叫我今後也擔心我自己或我的朋友會遭到逮捕？我問你，你是哪兒來的膽子，竟敢如此對待這些黨内的積極分子、優秀幹部和骨幹力量？”朱德說完話即掉頭而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在質問康生的硬話中，朱德爲什麽特別提到所謂“我的朋友”？這“朋友”又所指何人呢？朱德當時負責中央機關的整風工作，中央軍委高級參謀室屬他管轄。據顧則徐所說，高參室内大多是原國軍將校，若按照毛澤東“寧可信其有”的原則出發抓特務，他們“個個都是貨真價實，後果不堪設想。”正是在朱德的保護下，高參室只開了一個晚上的會，就人人過關，應付交差了事。 41朱德在大會上當面頂撞康生，強調“我的朋友”云云，應該說，多少是有保護高參室那些原國軍將校的用意的。弗拉基米洛夫因此對朱德的印象特好。他說“朱德舉止沉穩自重，待人平和冷靜，十分友好。我從未見他做過公開揭發人（所謂批評）的事情。他承認毛澤東的權威，但從不曲意逢迎。”而對毛澤東，弗氏自始至終都極端鄙視，他不只從蘇共的政治正確性立場上批毛，更進而從人性的角度和人品的等級上揭示毛的卑劣。在1944年9月15日的日記中，他說他發現毛澤東根本沒有朋友，因爲毛“只重視對他一時有用的人，凡對他個人和‘他的’革命無用者，在他看來，便都毫無價值，甚至有害。他只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此外他什麽都不在乎，連革命本身都不足掛齒。” 弗氏進而指責毛說：
他夢寐以求和野心勃勃的只有權力，對他來説，通往最高權力的途徑就是唯一的真善之道。他的一舉一動都對限制其權力的人和事流露出輕蔑。他心目中只有權力，此外一切皆視同塵土，對歷代偉人的業績，他也以此觀點予以衡量。因此他特別迷戀此類巨頭掌握的不受限制之大權。總而言之，權力乃是毛澤東生死以之的東西。對他來説，有了權就處處有理，就所向無敵，就全知全能……至於黨和人民，不過是他達成此目標的幌子罷了。……他在利用革命的趨勢攫取權力，每踫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不合乎他個人的看法，他就肆意煽動，對其加以扭曲和破壞……為獲取他想要的權力，他用盡了惱人的權術操縱。他不講任何原則，只要求他人為革命事業效力，讓別人屈從他的意志，讓原則捆住千百萬人的手腳，他卻以原則的名義對他們頤指氣使……這就是他的現實的馬克思主義，一種道德貧乏和野心膨脹的毛氏哲學。
弗拉基米洛夫對毛的解剖得自他的觀察和在延安的經驗，他的確看透了毛的權力狂人格，對因此而造成的迫害深感悲憤。在7月23日的日記中，他看到的景象是，延安城内外一片肅殺的氣氛：“不斷有人自殺。”“全城如一座集中營。自四月以來，任何人都不許離開所在的辦公處所和學校，如此森嚴的法紀已將衆人置於囚禁的處境。” 42 薄一波回憶說，在延安一處深溝内，他發現有六、七孔窯洞，其中關押了上百來延安求學而遭“搶救”的知識分子，有些人已被折磨得神經失常，他們或大笑，或哭泣，一到晚上，一片鬼哭狼嚎的陰森氣氛。
也就是在這種恐怖氛圍下，主持搶救的一夥製造了荒謬絕倫的“張克勤案”。儘管毛澤東在下達“九條方針”後附帶說過不要搞“逼供信”的話，但他同時又要求從領導到群衆都要千方百計“搶救失足者”，要用各種方式勸説他們交待問題，此類勸説包括“你勸、我勸、他勸、個人勸、團體勸、硬勸、軟勸、哭著勸、笑著勸、公開勸、私下勸、大會勸、小會勸”，在這麽多所謂的“勸”之聒噪下，所形成的“疲勞轟炸”早已對被勸者形成變相的“逼供信”，更不要說還動用各種肉刑。43 一面放縱群衆把運動搞過頭，一面又在搞過頭之後不冷不熱地打個圓場，這是毛澤東搞運動一貫玩弄的鬆緊收放遊戲。就毛心裏的盤算來説，發動不起群衆，打擊敵人不力，是絕對有弊而無利的，把事情搞過頭儘管有弊，但只要調動起群衆的積極性，打擊了敵人，即使傷害了無辜者，畢竟利大於弊，因此就值得大搞特搞。
張克勤年僅十九，共產黨員，因從他的履歷中及近期表現發現了不少問題，便被假定有罪。西北公學的審幹領導小組於是對張展開“車輪戰”的審訊，三天三夜的逼供使張精神徹底崩潰，他只好按照逼供者的要求招供他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進而揭發了其他十幾個“特務”。“張克勤案”的破獲在延安一時成爲反奸宣傳的典型事例，張克勤本人也成爲坦白交待的模範，他戴上大紅花到處作坦白演講，講他如何墮落為國特，痛陳他思想轉變的過程。被“逼供信”出來的國特、日特此後越來越多，綏德縣甚至把反奸運動中“搶救”出來的失足者組成“坦白運動先進典型報告團”，四處巡迴報告，所到之處，均受到熱烈的歡迎。一個十幾嵗的女孩交待她是國民黨特務，說她的任務是在綏德搞腐蝕幹部的美人計；另一個十六嵗的男孩提一包石頭登臺，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說他受特務指使，準備用石頭謀殺幹部。僅綏德師範一個單位即挖出特務二百三十人，佔該校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反奸鬥爭越搞越深入，越是開展到邊遠的地區，查出的奸細越多，而坦白交待出來的的情節也越是離奇古怪，匪夷所思。被迫自誣的一群失足者在講臺上編造起他們當特務的經歷仿佛在講驚險故事，常講得洋洋得意，他們因能夠主動配合宣傳，被認爲表現良好，在坦白表演結束後還受到“大米白麵和豬肉粉條白菜”的招待。各機關單位在挖出特務的數字上競相比賽，領導們為了邀功，竟不惜在本單位的人員中挖出更多的特務。文藝工作者配合運動大搞宣傳，更把此類坦白交待的先進事跡編成劇本到處公演。從延安邊區到其他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機構整個地捲入運動的漩渦，或誣告別人為特務，或自誣為特務，一時間成爲向黨交心的踴躍壯舉。失足者受到審訊人員的威逼，把一場場反奸鬧劇閙得恐怖而又肉麻，閙出了毛共世界特有的鬥爭狂歡。所有這些構陷莫須有罪名的謊言和誣告都是按照劉少奇那個“對黨有利”的原則捏造出來的，整風整到最後，整得毛共集團上上下下都喪失了起碼的常識、良知和羞恥。中央組織部武競天竟因曾向一意大利傳教士學過外語，便被扣上“意大利特務的帽子”。44
“特務之多，原不足怪”嘛，為挖出更多的特務，毛進一步下令“將反革命特務轉變為革命的鋤奸幹部”，讓他們發揮“以毒攻毒”的作用。“只要為我所用，管他烏龜王八蛋”，這就是毛澤東一貫自以爲得計的用人策略。45 鋤奸過程中挖出的此類“烏龜王八蛋”人物隨即成爲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進而添入康生及各級領導率領的鋤奸隊伍，充實和壯大了毛共黨棍的陣容。對毛澤東培養和重用這類 “烏龜王八蛋”人物的危害性，受盡“搶救”折騰的何方對此深有體會，他曾發出中肯而痛切的批判說：“歷次肅反運動中，甚至一些假坦白、會聽話、跟得緊、誣陷好人多又不隨便翻案的，也可變成積極分子，最後得到甄別平反，既不受批判，更不受處分。而那些堅持實事求是，不搞假坦白和不說假話的人，不但當不了積極分子和運動骨幹，被咬的定會大吃苦頭，事後還落個態度不好之名，更沒聽說有因不說假話受到表揚的。這樣，每次運動都是違法亂紀的受到庇護，堅持實事求是的反而倒楣，說假話的獎，說真話的罰。一茬一茬下來，積極分子自然越來越多，運動也一次比一次紅火。”46 何方揭示的這一事實再次觸及毛澤東“小人下達”的本質，沿著“工農兵”或“無產階級”的方向提高，到底會提高到何等水平？答案是很明確的：就是把越來越多的“烏龜王八蛋”人物提拔到毛共的各級領導幹部隊伍中。
黨與非黨的幹部以及延安知識分子中真有那麽多特務嗎？毛澤東本人真相信挖出來的“特務”都是特務嗎？根據胡喬木回憶，任弼時和周恩來當時都認爲審幹反奸搞過了頭。周恩來認爲，“在抗戰初期，戰爭混亂，國民黨不可能很有計劃地派大批特務到延安來，有些省如陝西、四川等國民黨組織不大發展，也不會有許多特務派到延安來。”任弼時在會議上指出，“那種認爲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識分子是特務的看法應予否定。……搶救運動就是強迫坦白，現在要進行甄別，取得經驗教訓。”47 毛澤東對周和任的論斷心知肚明，他當然比誰都清楚，延安不會混進來那麽多職業特務。對他來説，抓特務一如打AB團，“特務”這頂帽子只不過是為擴大打擊面，驅使人人“脫褲子，割尾巴”而特製的惡稱而已。這惡稱一如搞蘇維埃運動時的“土豪劣紳”，搞“抗日反蔣”大勾結時的“漢奸”。毛現在的“目的只有一個：以暴力震懾全黨，造成黨内的肅殺氣氛，以徹底根絕一切個性化的獨立思想，使全黨完全臣服於唯一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之下——毛澤東的權威之下。”58 為達此震懾目的，他對運動中被冤枉受委屈的人多持漠視其痛苦的態度，因爲他是按“特務之多，原不足怪”的設想來發動這場運動的，從一開始他就打定了整治全體知識分子的主意。只要能收到震懾效果，即使整錯了人，甚至整死了人，也在所不惜。
從錢來蘇一家人在運動中的遭遇即可看出毛澤東這種以折騰他人受罪為兒戲的忍人心態。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彭而寧（錢家驥）在運動中作爲特嫌被康生抓捕，偏不巧其父錢來蘇正是在此時帶領女兒和女婿遠道趕來，投奔延安這塊革命聖地。老人滿懷革命熱情而來，本想在延安拜見毛澤東，沒想到一住進交際處即受到隔離審查，女兒和女婿也被送到延安大學接受“搶救”，連介紹他來延安的王世英都前來交際處勸他老實“交代問題”。錢一氣之下，絕食抗議。林伯渠為此事曾向毛澤東説情，交際處呈報的材料也明確反映出錢不是漢奸特務。毛自己明知錢被冤枉，但他就是不肯明確表態，故意把錢抛入長期不得解脫的境地。直到最後解除對錢的審查，毛在批文中仍含糊其辭，流露出模棱兩可的態度。49 寧可將錯就錯，也不會輕易認錯，這是毛放縱其倒行逆施之擧的一貫態度。被打成特務的人太多，最後大都無法證實和定案，解除其審查待遇時，毛也不肯就他們“不是特務的結論”作明確肯定的表態，以致很多人把可疑的身份背到好多年之後，甚至直到死後。懸置的歷史問題於是成爲此類人頭上的懸劍，使他們此後長期處於恐懼之中，也為黨組織便於控制和使用這類人而保留了有利的把柄。這樣看來，很多冤假錯案，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毛澤東及其毛共有意製造的和樂意維持下去的，因爲革命鬥爭和黨的利益需要一部分倒楣鬼始終有把柄可抓。此外，毛之所以對林伯渠等人爲錢來蘇説情置之不理，未必表示他確實相信錢是日特，他的不買賬意在顯示他剛愎自用的強硬態度。整風的目的就是要把原來以集體領導為原則的中共整頓成由毛一人獨斷的毛共，毛正是憑藉此森嚴肅殺的運動來樹立他個人的威權，樹立到壓服群僚，封口諫諍的地步，讓所有的高層領導此後再也不敢在他面前説三道四。
九
不管搶救、反奸運動導致多少人被審查、被逮捕，多少人神經失常和自殺，也不管有多少高層領導提出糾正的意見，毛澤東一直都沒有鬆勁的念頭，他依然縱容康生一夥繼續反奸，希望“搶救”出更多的特務。自打運動開始，他就堅信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的錯誤”，認爲糾正太早是不好的，因爲“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他甚至揚言，“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觀主義也要搞，作戰也要搞。總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爛也要搞。”50 至於該在什麽時候刹車，如何去做甄別糾偏的工作，那全得由他去隨機把握和因勢利導，絕不容他人隨便插嘴。對於同僚的異議，毛一向懷有逆反心理，別人越是叫喊運動搞過了頭，他越是要繼續往下硬搞。直到1943年12月底，一封發自莫斯科的電文送到他手中，才引起他的警覺，致使他不得不有所收斂。
如上所述，在“九月會議”上，毛澤東雖批評了王明及其所執行的路綫，但並沒能把王明批倒批臭，王一直臥病家居，對毛澤東採取消極抵抗的態度。毛不管多麽急於拔除這個眼中釘，但有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掌控全局，他心裏總難免有些投鼠忌器的顧慮。1943年3月，劉少奇從華北回到延安，有了劉的大力支持，在3月2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出重要的人事調整。會議最後決定，毛任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有最後決定權，而書記處的成員則按毛的旨意被減低到僅有毛和劉少奇、任弼時三人。毛與劉分任軍委正副主席，毛掌宣傳，劉掌組織。在“精兵簡政”的藉口下，毛把他要進一步整治的王明、周恩來和彭德懷完全排除到核心領導之外，而把忠心支持他的劉、任二人安排為他得力的左右手。4月3日，第二個“四三決定”宣佈整風運動要延續到1944年4月3日，接著又成立中央反内奸鬥爭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劉少奇與康生、彭真和高崗三個委員組成。至此，毛澤東用他一手把持的整風運動領導機構徹底架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權力。共產國際宣告解散的通知緊接著傳到延安，毛澤東立即著手對臥病治療中的王明展開嚴厲打擊。據傅連暲等醫生1943年寫的《對於王明同志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等材料所言，王明確實在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在延安接受治療過程中出現汞中毒現象，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雖然至今尚無真憑實據證明毛澤東指使醫生有意毒害王明，但服藥中毒的後果確有其事，絕非王明和弗拉基米洛夫構陷編造。本來蘇聯方面是要派飛機接王明去莫斯科治病的，但經毛澤東一再阻撓，王明最終未能成行。
王明從此陷入絕境，在9月7日至10月6日的會議上，毛澤東親自主持批鬥，指斥王明“十年内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說王明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黨内的應聲蟲”。51 根據弗拉基米洛夫的描述，缺席會議的王明受到嚴厲的譴責，從“投降分子”直到“具有法西斯思維方式的人物”，一大堆帽子扣在了王明頭上。弗氏對王明的同情和辯護，當然是從蘇共的立場上出發的，針對毛澤東的言論，他也給毛扣了不少帽子。他在日記中寫道：“王明是共產國際的知名人物，毛澤東劍指王明，顯然意在國際，他是在通過打擊王明來攻擊國際的精神和理念，可見他心中完全無視國際的存在。……‘揭發’王明等於否定蘇共的經驗適用於中共及其革命。” 弗氏已看出毛澤東記恨共產國際，他知道毛是個抓住權絕不放手的人物，國際的權威正好限制了毛的專權和獨裁。52 在11月2日的會議上，王明的妻子孟慶澍當衆宣佈王明嚴重中毒，憤然駁斥李國華的造謠誣衊。她情緒激越，聲淚俱下，重申《八一宣言》確為王明起草，並非康生執筆，痛斥他們歪曲事實的無恥嘴臉，說得心懷鬼胎的毛澤東面紅耳赤，低頭不語。孟慶澍的抗辯，加上高自立自告奮勇站出來為孟作證，招致台下一片起閧的叫嚷，會場最後閙得一團混亂。毛澤東惱羞成怒，斥責主持人李富春說：“今天這個會低級趣味，沒意思。”說罷便悻悻然離去。53
看到王明身陷毛澤東的圍剿，病情惡化，弗拉基米洛夫徵得毛的允許，派蘇方的醫生Orlov去王明家中探視王明。趁Orlov給他作檢查之機，王明請求Orlov用蘇方的電臺立即給季米特洛夫發一封電報。Orlov答應了王明的請求，他隨即口授短信一封，並囑咐Orlov絕對保密。在這封口授的信中，王明向前共產國際的領導求救，要求他們告訴中共領導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從國際的路綫和決定，都是在盡他應盡的責任。而“毛澤東的新路綫則與反法西鬥爭的利益完全相左，他一意孤行，成心要製造分裂……”54
收到王明的求救密電，季米特洛夫設法轉告王明，勸王好自爲之，並說他如今不便插手干預中國的黨内事務。但很快他又以個人名義致電毛澤東，告誡毛不得消極抗日，並特別提到“不應該把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排除在黨之外，而應把他們保留在黨内。”信中嚴肅告誡毛勿在黨的幹部中造成對蘇聯的不健康情緒，尤其不要信任康生。據Pantrov所說，季米特洛夫能在信中對毛澤東如此直言相告，“肯定是受到斯大林的指示，至少也徵得斯大林的贊同。”55 毛澤東對季米特洛夫的來電立即作出積極的反應，他開始討好弗拉基米洛夫等蘇聯駐延安人員，請他們看戲和吃飯，向他們解釋中共如何認真執行共產國際的政策，以及中共如何關切蘇聯紅軍抗擊德軍的戰況等等。毛在聚會中相機避開衆人，單獨告訴弗氏說，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的來電，並請求弗氏用蘇方的電臺幫他給季米特洛夫發出回電，接著在數日内連發了兩次電報。在第一封電報中，毛竭力為自己辯護，他說中共在聯蔣抗日的工作上做得很好，說他與周恩來合作得不錯，並無整治周之意，但仍堅持說王明從事反黨活動，並擔保康生值得信賴。弗氏發現，第一封電報發出後，毛澤東一直心神不定，一副惶惶不可終日的樣子。1944年1月7日晚上，毛竟獨自登門來找弗氏，談話中口口聲聲表示他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尊重。臨走前，他拿出另一封致季米特洛夫的信，求弗氏立即拍至莫斯科。在這封信中，毛完全改變口氣，他向季氏保證：“關於黨内問題，我們的方針旨在團結，這一方針也同樣適用於王明。”56
蘇德戰爭的戰況正在轉向有利於蘇聯，毛澤東清楚地看到，蘇聯依然是靠得住的，中共需要繼續依靠蘇聯，如果他的言行確實讓莫斯科看出他有漠視蘇方的傾向，現在就必須馬上認真糾正。他調整了黨内鬥爭的策略，對王明的打擊稍趨緩和，搞得太過頭的“搶救”運動也隨之落潮，被逐漸推向終結。
十
1943年召開的第二次“九月會議”斷斷續續，一直開到1944年5月21日召開的六屆七中全會之前。七中全會又馬拉松開下去，一直開到1945年4月23日的中共七大隆重開幕之前。這是中共黨史上會期最長的黨會，兩個前後銜接的長會，包括早在1941年的“九月會議”後即刮起的整黨狂風，實際上全都是在爲七大的勝利召開做排除障礙，鋪平道路的工作。如此不厭其煩的學習、報告、討論和批鬥，的確是毛澤東空前的創舉，其不顧一切搞内部鬥爭的規模與後來的十年文革可謂前呼後應，開了“運動治黨”，乃至“運動治國”的荒謬先例。對毛個人來說，他能否在七大上奪權獲勝，乃是全黨的頭等大事，至於抗日前綫的勝負情況，索性都丟給國民黨及其軍隊去單幹硬撐。在延安的馬拉松黨會期間，各抗日根據地的領導和將領多被陸續召回延安學習開會，接受審查，統一思想。八路軍和新四軍基本上終止了對日作戰，他們唯一的重任是鞏固和開闢他們的“解放區”。發展到七大召開前後，按照毛澤東所宣佈的情況，中共已“有了一百二十餘萬黨員，領導擁有了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
這期間國民黨及其軍隊在抗日戰場上如何單幹硬撐呢？以下可稍作一對比性的簡述。1942年初夏，日軍從杭州一帶向内陸大舉進攻，國軍出動三十萬以上兵力抵抗，傷亡極其慘重。是為浙贛會戰。次年五月，日軍調動將近五個師團的兵力由宜昌西進，近窺陪都重慶。國軍奮力阻擊，成功阻止了日軍的進攻。日方傷亡五萬八千二百多人，國軍傷亡不到五萬。是為鄂西會戰。這一年的十一月，日軍又發動強大攻勢，欲經常德攻佔長沙。國軍殊死拼搏，付出陣亡三個師長的代價，傷亡五萬多人，日方亦傷亡將近五萬。日軍未能佔領常德，襲取長沙的計劃再次落空。1944年春末，日軍垂死掙扎，負隅反撲，按其既定的“一號作戰”計劃對華作出最後一次拼命的打擊。國軍毫不示弱，全力迎擊，共歷豫中、長衡、湘粵贛、桂柳、豫西鄂北五次會戰。由於美方指揮史迪威及其支持者馬歇爾一貫輕視中國戰場，他們把國軍的精銳抽調五分之四用於保護英國利益的滇緬之戰，把美方援華的軍需品和武器幾乎全部用於該戰役，國軍遠征國外，幫盟軍打了勝仗，卻造成國内戰場兵力不足，裝備窳劣。這五次大會戰因而打得極其慘烈，人員傷亡和丟失土地都很嚴重。盡管如此，國軍的豫中會戰仍打得十分頑強，最終守住潼關，保衛了陝西。57
毛澤東及其毛共之所以還能把他們内鬥的會議在延安窯洞内沒完沒了開下去，都是國軍浴血奮戰，阻止了日寇西進的結果。對國軍的殊死拼搏和日軍的困獸猶鬥，延安方面不只袖手旁觀，事不關己，而且不惜歪曲事實，自始至終作親痛仇快的負面報導。直至今日，在官方版的《毛澤東傳》中，編者仍毫無愧疚地沿襲以往的論調，一面讚揚毛整風審幹取得的成就，一面嘲弄國軍在戰事上的失利說：“在日軍進攻面前，國民黨戰場上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大潰退。短短八個月内，相繼丟失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富饒國土，六千多萬中國同胞淪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爲大後方的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58 作爲“抗日聖地”的延安當然無需驚慌，那裏既非日軍打擊的目標，也沒受到國軍圍攻。在僥幸躲過戰火的特區地盤上，中共高幹們因而才有閒情逸致，與前來投奔革命的女青年勾肩搭背，在新建的禮堂内“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起來，而毛澤東才得以抽出手把窩裏鬥一直搞到七大召開。
十一
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在開了差不多八個月的第二次“九月會議”上，主要是清算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錯誤路綫，毛的矛頭直指黨内的兩股勢力：以王明、博古爲首的“教條主義集團”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宗派”。何方指出，毛澤東清算以前的舊帳，目的在於迫使這些犯錯誤的中央領導“徹底認輸，完全繳械”。毛在會議上痛批這兩個宗派，盡興排泄他從前受壓的滿腹怨氣，他打起路綫鬥爭的招牌，就時要趁機報他在蘇區曾一度遭受排斥的私仇。談到教條主義宗派，他甚至說他們“只有罪惡無功勞”，連作會議記錄的胡喬木後來回憶當初的情況，都覺得毛的講話言詞過激，“有些批評也很不恰當”。毛雖一再宣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實際上他一直都是假借“救人”之名以行其整人之實的。把僞善的“治病”與兇狠的懲罰巧妙結合在一起，這是毛澤東在整人手段上更富有馴化效果的改進，所謂“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只不過沒有像打AB團那樣成千成萬地殺人罷了。而所謂“一個不殺，大都不抓”的政策，在後來便被強調為毛的整風運動最值得稱頌的一點。實際上也並非“一個不殺”，王實味就是被殺的一個，有不少沒留下姓名的失蹤者到底如何消失和消失到哪，至今已無從一一落實，更不要説被迫自殺者僅在延安就有五、六十人之多。至於經過運動的摧殘，精神上受到暗傷，以致人格扭曲，終生不可復原者，更不知有幾千幾萬。延安整風的貽害顯然遠超過蘇區的肅反。
王明因臥病始終都未能上會，只有任落井下石者把罪過都推到他的頭上。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人在會上一再檢討，仍受到某些人過火的批評，因而被迫說了很多過分貶低自己的醜話。他們一面檢討自己如何低下無能，一面稱頌毛澤東如何正確英明，均以臣服的態度求得毛的原諒，順利通過了清算的關卡。連一貫自重的朱德都迫於形勢，當衆表示服膺毛澤東的領導，甚至說什麽“與毛主席在一起時，打仗就能勝利，離開毛主席，有時打仗就要吃虧”云云。毛澤東逼迫他們“徹底認輸，完全繳械”，最終的目的是改造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領導機構。他在會議上直言告訴與會者說：“這一改變是很困難的，因為現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時為基礎的。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還有五個人，只有少奇同志（何方按：其實，劉為中央審查委員，並非中央委員）和我是受他們反對的，其他（何方按，這裡只能是指周恩來、任弼時、關向應）是擁護王明、博古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所以毛明確提出，“鬥爭的性質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 總而言之，就是要通過整風，把犯錯誤的幹部都整出去，把新湧現的積極分子——如劉少奇之流——全拉進來，最終要保證做到，在七大召開前把舊中央改造成新中央。何方稱此為毛澤東 “以人劃綫” 的路綫，在第三次“左”傾路綫時期，只有蘇區的毛澤東和白區的劉少奇是正確的，支持他們的即屬於執行了正確路綫，此外便全劃入錯誤路綫。而從遵義會後到整風審幹期間，一個人執行的路線正確與否，則完全根據該人對毛澤東的態度來予以劃線排隊。“緊跟的就正確，意見不同的就錯誤。”59
從政治局整風會議整得兩大宗派的成員都向毛主席繳械認輸，到一千多名參加學習集中營的幹部統一了思想認識，八個月的學習和開會全是為六屆七中全會的召開鋪平道路。七中全會開了將近一年，“黨内歷史問題決議委員會”經過反復討論，所完成的唯一工程就是起草和通過了將在七大上公佈的重要文件：《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草案分別由任弼時和胡喬木起草，然後綜合兩人的稿子，經過多次修改，再經張聞天作重要修改，加入了稱頌毛澤東英明領導的段落，才最終被認爲打好了“決議”定稿的基礎。此稿的“抄清件”轉到毛澤東手中，又經毛修改七八次之多。直到1945年8月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的第二次會議上才最後定稿，隨即印成黨内文件。60
“決議”是一個抹煞全黨同志的個人記憶，按照毛澤東一己之意圖建立毛共集體記憶的綱領性文件。毛澤東被表述為把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典範，自中國共産黨成立以降，毛始終都是正確路綫的代表，黨所遭受的所有挫折和失敗都被歸罪於其他領導人執行的錯誤路綫。因爲“毛澤東同志從他進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一天起，就著重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以從事於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再三再四地反對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危害。”而所謂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其根本的錯誤則被歸結為“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都違背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61 毛澤東始終正確的紅線貫穿“決議”全文，最爲牽強的是，連1927年陳獨秀投降主義導致的大革命失敗，都歸罪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毛那時候除了在“八七會議”上提出極左的土地政策，遭到大家反對以外，實際上並未見有什麽正確的意見在會議上提出。“決議”接著又指責左傾冒險主義“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毛所領導的秋收暴動應該說正屬於此類“地方起義”，毛怎麽能在執行此冒險主義路綫的同時又提出了正確的意見呢？“決議”在其所制定的毛共集體記憶中見縫插針地顛倒是非，把一切功勞盡歸毛有，把任何罪責都推到錯誤路綫執行者的身上。比如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毛澤東已稱病休養，根本沒介入指揮，“決議”竟不惜巧為詭辯説，“因爲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綫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了勝利。”於是，朱德和周恩來這些經驗主義者打的勝仗，也都歸功毛的正確戰略。接下來第五次反圍剿徹失敗，則順理成章，歸罪爲“極端錯誤的戰略取得了完全的統治。”毛在遵義會議上才初次進入政治局，其地位僅為最後決策人周恩來的“幫助者”， “決議”卻歪曲事實，說什麽 “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決議”中閉口不提打AB團以及毛澤東在肅反期間所欠的血債，卻把肅反中的種種罪過籠統地歸結為“宗派主義”，說宗派主義者“使大批優秀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造成了黨内極可痛心的損失。”說他們“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的黨與非党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殺害”。（毛在草案中硬要加入的這句話，但所謂的“他們”，實在説不過去，後在定稿中這句話被刪。）“決議”特別提到為肅反中錯誤處罰的同志昭雪，企圖借此僞善的通告轉移全黨同志的視線，模糊毛澤東在中央蘇區肅反中的罪責，把毛打扮成爲被誣害者主持公道的英明領袖。“決議”每談到毛澤東正確的決策，都不忘援引斯大林的論斷或指示予以對比，其處處與莫斯科同步調的黨八股腔一如毛在《論新階段》中處處援引蔣介委員長的言論來扶持他自己的論點。爲了把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在毛澤東從未染指的“白區”工作也說得一無是處，“決議”還特別樹立了以劉少奇爲首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綫。這是毛改造六屆四中全會以來舊中央不可缺少的戰略步驟，因爲要改造，就得在驅除舊宗派的同時建構新的宗派，其中亟待招納的就是從劉少奇領導的白區組織中選出一批新積極分子。毛所自詡的“兩點論”並無什麽玄妙的哲理，説白了，就是他一貫用以損人利己的雙重標準，比如山頭主義的問題，對別人，他反對山頭主義，對自己則從不諱言“山頭”的必要。因此在大批山頭主義後，他又補充宣揚：“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才能縮小山頭，消滅山頭”。這一“山頭”上的雙重標準正如何方所說，他“總是對自己的山頭照顧得多一點，要縮小和消滅的卻首先是別的山頭。”62 這一點在七大的新中央組成中體現得特別明顯：當選為七大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多數都是中央蘇區一方面軍的舊人和華北局系統的新人。至於二、四方面軍和陝北根據地的人員，僅作爲點綴照顧了極個別的人選。
十二
七大的召開是全黨經過整治後的一次重新組合，按照毛澤東 “以人劃綫”的原則，該進的拉進來，該出的推出去，該留的留下，該升的升，該降的降。這個所謂“團結”的大會，不過是把毛中心團團擁圍起來的團結。由於毛澤東已向莫斯科承諾：“關於黨内問題，我們的方針旨在團結，這一方針也同樣適用於王明。”反復權衡後，毛還是讓王明和博古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分別排名倒數第二和第一。王稼祥曾有傳國際指示之功，僅許入候補委員之列。凱豐、鄧發等一貫與毛離心離德者，便被徹底清理出局。七大召開前夕，毛親自到王明家邀請王出席大會，臥病中的王明和王稼祥均被綁有躺椅的擔架擡入會場，出席了十五分鐘的開幕式。以下是王明從擔架上看到的會場之一幕：
毛澤東一個人站在主席臺上，起勁地招手邀請，才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請上去，同他一起站在主席臺長桌的後面。其他十個主席團成員（準備繼續當選政治局委員的陳雲、康生、彭德懷和張聞天，準備第一次當選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高崗和彭真，準備第一次當選政治局委員的林伯渠和董必武，準備第一次當選中央委員的賀龍和徐向前）都依次坐在台下不動。毛澤東又連忙招手又點頭，要他們上臺，他們才一個個羞答答懶洋洋地走到臺上，然後走向右首離主席臺很遠的地方坐下。連坐在前幾排的代表們也看不清他們。
這時前面主席臺桌後面的五個人情況是：毛澤東左顧右盼，彷徨不定；其他四個人面紅耳赤地你拉我扯，你推我讓，就像孩子做客似的，各人都不知坐到哪裏才對。
原因是，劉少奇“整風運動”前在黨内地位比其他三人都低，不好意思一下子就坐上第二把交椅。周恩來、朱德和任弼時（尤其是周恩來）在“整風運動”中都受到各種誣衊和打擊，更不知道各人應該坐在哪把交椅上。最後，由毛澤東把他們安置在指定的席位上，就是：劉少奇——第二，周恩來——第三，朱德——第四，任弼時——第五，五個人才一齊坐下來。 63
這一幕現場為毛共此後的黨代表大會排演了特有的排座次模式，它以毛澤東預先安排的主席團人選確定了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組成，選舉的過程不過讓代表們舉手通過，對毛獨自圈定的人選作出形式上的追認，使其合法化而已。經過二十多年的鬥爭，毛澤東克服諸多險阻，終於當選為中共七大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經歷這一從“極卑之人”詭變成“極高之人”的過程，也是毛及其毛共修煉成精的過程。這個修煉的實踐活動就是打造“反動修辭”，顛覆既有價值，把“烏龜王八蛋”人物大量培養為積極分子，從而壯大了毛共的黨棍隊伍。同時侵蝕和馴化參加革命的熱血青年，利用知識分子幼稚的革命理想，將他們整治為失去獨立思考能力的黨奴。在此整體的“小人下達”之趨勢下，所造成的動力促使真小人的代表毛澤東從中崛起，這樣一個從“长沙裹手湘潭漂”64 起步的白袍小生於是修煉成精，得以在全黨領袖的寶座上肆行的蛇蠍的兇毒。
在七大的整個會議上，登臺發言的代表一致服膺毛為全黨領袖，並正式提出了所謂的“毛澤東思想”，毛至此才冠冕堂皇地獲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封號。在一片頌揚聲中，毛澤東多年來很不舒服的“理論情結”總算得到眾同僚一陣陣痛快的搔癢。對這些頌詞，毛自以爲是當之無愧的。他在六屆七中全會討論“決議”草案時就說過：“決議案上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這個劃分。”但在談到自己的錯誤缺點時，毛卻故作了一下謙虛，隨即搪塞一番，狡辯地滑了過去。他說：“我的錯誤缺點沒掛上，不是我沒有，這是大家都清楚的，首先是我。……整風過去不會，搞生産過去也不會，現在都有經驗了。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學習著前進。”65 別人犯錯誤就是錯誤路綫，對他自己所做的錯事，毛卻總喜歡說那是交了一筆學費。犯錯誤於是成爲他帶領全黨從不會到慢慢學會，直至學得有了經驗的整個過程取得進步的里程碑。這就是毛澤東的實踐哲學，也是他修煉其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
註
37 同上，頁479。
38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 138.
39 同上，p. 86, 112.
40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454。
41 參看顧則徐：《朱德別傳》，頁680。
42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p. 112, 130, 135, 259-260, 183. 另據《延安文人》記載：“在整個審幹搶救運動中，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該書頁176。
43 參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0），1990，頁104-105。
44 參看《延安的陰影》，頁114-115；《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525-526、512。
45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580。
46 《黨史筆記》，頁371-371。
47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9。
48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580。
49 同上，頁535-538、578、593。
50 轉引自《延安文人》，頁169。
51 《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頁469-470。
52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p. 151-152.
53 參看王明：《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香港萬海語言出版社，1980，頁114-117。
54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p. 163-164.
55 參看Pantrov, Mao: the Real Story, pp. 337-338.
56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p. 190-194. 另參看楊奎松《走向分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頁159-162。
57 《細説抗戰》，頁215-219，235-270。
58 《毛澤東傳》（1893-1949），頁678。
59 參看《黨史筆記》，頁403-40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84-293。
60 參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06-324。
61 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952-1003。以下引文同此。
62 《黨史筆記》，頁471。
63 《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頁134-135。
64 這是左舜生訪問延安時對毛的印象。按左的解釋：“長沙裹手湘潭漂”是我們長沙一句流行的話，是湖南人製造出來挖苦自己的。“裹手”是明明不懂卻裝作內行的意思，“漂”是表面漂亮而中無所有，同時就是上海話“像煞有介事”的意思。
6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