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郧西县县委书记叶战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县委书记。中国有两千八百多个县，大部分县委书记在自己的辖区内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但很少有机会在全国性的媒体上抛头露面。不过，叶书记显然不愿意以这种方式成为媒体风暴的中心：日前，诸多媒体披露郧西县以诽谤之名拘留在网上发帖质疑该县“七夕工程”的青年陈永刚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天，陈永刚被“提前释放”，四天后，公安机关以“办案程序存在问题”为由向陈永刚道歉。随后，《南方人物周刊》以《县委书记是个高风险职业》为题发表了对叶战平的一篇专访。
叶战平在这篇访问中向记者诉苦水说：“过去，我只想到招商引资发展工业，要担责任、冒风险、付成本，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到文化建设也要冒风险、担责任、付成本……这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一遇到批评，官僚们便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文革”，似乎“文革”是官僚们最不走运的时代。其实，“文革”是毛泽东一手发起的挑动官员斗官员、挑动群众斗官员，挑动官员斗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在“文革”当中，老百姓所受的苦难远远多于官僚。而“文革”始终都在毛泽东的牢牢的控制下，从来没有“脱轨”和“失控”过。今天，网络时代对官员那一点小得可怜的舆论监督，跟“文革”毫无可比性，这种监督是在一党独裁、权力在体制内毫无制约的情况之下，唯一让官僚不能为所欲为的、相当有限的力量。叶战平将网络舆论的监督视为“文革”，恰恰表明他作为土皇帝的傲慢与专横，以及对权力受到约束的抵触与怨恨。这些土皇帝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恨不得将所有批评他们的人都扔进监狱。当发现这样做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怀念没有网络的时代了，正如山西某地的宣传部长在矿难发生之后对记者说的那句名言：“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最有意思的是，当记者见到叶战平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内装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他还在“学习”，想“知道错在哪”。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晚学习总比不学习好。如果每个县委书记和基层官员都有叶书记这样积极学习法律的劲头，并主动在执政过程中遵守法治的原则，那么基层的群体性事件必然会减少一大半，天价的维稳费用也必定会降低一大半。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些官员非得等到大事发生之后，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了，才想起学习法律来？难道此前他们都是法盲吗？中国的基层官员并未经过民众的选举和授权，权力大都是靠媚上“跑”来的，如果他们又是法盲的话，基层政治要达致清明之境就难于上青天了。所以，我建议所有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与其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机构去学习那些华而不实的政治理论，还不如到大学的法学院去，跟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起好好上一下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课程。没有法律知识的普及，就不能正式上岗。
叶战平是一名“优秀县委书记”，他是几个月之前被上级特别派到经济落后的郧西县的。没有想到，刚刚要放手大干一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件无比烦心的事情。叶书记对记者说：“县委书记自身也是高风险啊！招商引资要和开发商协商，在这个过程中，要是经不住诱惑，一下子没坚持住，或者一百次坚持住了一次坚持不住，你这个干部就难干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是如履薄冰。”好像他根本不愿意当这个七品芝麻官，是别人强迫他往火坑里跳一样。这番话说得要让人们对他深表同情了。那么，我想反问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仍然争先恐后地去占据这个“高风险”的职位呢？他们难道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吗？
县委书记不是矿工，也不是黑窑童工，既不必开胸验肺，又不用断指明志，有什么危险呢？不仅没有危险，还有天文数字般的灰色收入。春节期间，我回老家过年，与老同学们一起聊到本地的“县政”。大家谈论官场的腐败程度的时候，一般都评估说，县委书记和县长一级的“父母官”，每年至少有五百万到一千万的“灰色”收入，除去百分之五十给上级“上供”之外，自己有两百五十万到五百万左右的盈余。这些官员的子女或者在欧美留学，或开着豪车横冲直撞。我们这个县还只是西部地区一个又小又穷的县分。对这些一手遮天的人物，人们除了羡慕之外还是羡慕，他们当中因腐败而落马者不足百分之一，这点风险实在是太小了。
因为受到网络舆论和平面媒体的质疑，再加上出席两会的上级官员、十堰市市委书记频频遭到记者的提问，叶战平感到无比委屈，并认为这是当官的“危险”。他心里一定在嘀咕：将一个乱说话的大嘴巴关几天，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们偏偏要对此大做文章？那么，被叶战平下令关进黑狱的陈永刚，是不是比书记大人更“危险”呢，一个平头百姓批评县委书记可能遭到什么样的下场，他算是亲身尝试过了。陈永刚严厉批评郧西的七夕工程，在《国家级贫困县耗资双亿为牛郎织女建庄园——不差钱》一文中指出：“郧西组织了一系列的前期活动并投入一亿一百一十万开始兴建……连神话人物都有家乡了，难不成这神话还成真的了？”他还以“零点三六”的网名发表跟帖：“靠郧西美女来吸引招商——叶战平是个想吃软饭的县伪书记。”于是，县委书记当起了举报人——郧西县公安局督察大队队长王启明向媒体证实：“报案人是县委书记和一位常务副县长。”王启明说：“老百姓和书记都一样，是自然人。书记也需要保护。”是的，他们无比重视对强势群体的保护，甚至不惜打压弱势群体。与其说县委书记是在举报，不如说是在命令手下的警察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让批评者“封咪”。陈永刚是幸运的了，他在网络上是一名“闻人”，靠网友的帮助将被抓的消息发布出去，并受到平面媒体的重视，方才重获自由。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像陈永刚这样的批评者，并没有他这么幸运，仍然深陷于监狱里“躲猫猫”。被迫害者与迫害者，谁更“危险”呢？
如果说县委书记是一种高危职业，那么胡党魁和温宰相从事的更是高危职业。一个县委书记所管辖的，不过是区区数十万人口的一个县份；而胡温管辖的，却是两千八百个县分以及数百个大城市。也就是说，胡温要管辖近六千名县委书记和县长等基层官员，他们不是“日理万机”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给予叶书记百分之一的同情与怜悯，就得给胡党魁和温宰相百分之百的同情和怜悯，正如《红楼梦》中的贵妃贾元春所说，皇宫真不是人住的地方，胡温在中南海里真是受罪啊。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往那个只有九个蹲位的政治局粪坑冲刺呢？比如，薄熙来总督为了进入军机处，不惜掀起唱红打黑的大戏，甚至延揽天下写手云集陪都，为其撰写功德碑。诚如美国前任国务卿基辛格所言，权力是男人的春药，在中共的体制下，更是有权就有了一切。于是，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是有共产党员的身影。
叶书记说县委书记是高危职业，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的实际情况就应当是：大家都不愿去当官，一听说有公务员的位子，便避之唯恐不及。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公务员考试成了超过高考的“国考”，一个公务员的职位，有超过一千人报考，足以说明公务员这个职业，备受年轻人青睐。所以如此，无非是公务员工作相对稳定，工资福利丰厚，灰色收入可观，并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如果用叶利钦当年的说法就是，在苏联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的，只是占人口中极少数的官僚阶层。果然，叶战平书记的话音刚落，一份“二零零九年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报告”便发布了。据介绍，这项调查由江苏卫视牵头，历时三个月，涉及全国除港澳台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取样一万五千余份样本。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幸福感指数得分不到七十分，属于“比较幸福”。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我真不知道那些死于毒奶粉、毒疫苗的孩子究竟有多么幸福，也不知道那些躲猫猫死、喝水死和激动死的囚徒究竟有多么幸福。不过，有一个结果是真实的：在“职业与行业”的分类幸福感这一项，公务员的幸福感排名第一。这个调查报告与叶书记的抱怨大大不同——如果叶书记接受这份调查，他会说自己有幸福感吗？他会说自己有尊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