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二日，陕西南郑县一家幼稚园发生凶杀案，造成九人死亡，十多人受伤，死者包括七名学童及一名女教师，震惊海内外。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这是两个月之内，中国发生的第六宗校园屠杀案。接二连三的血案，不仅说明校园安保形同虚设，更折射出内地严重的社会矛盾。今次校园血案爆发后，内地新华社当时仅刊发了一条短讯，但是短讯随后便被删除，而内地新闻网站亦没有实时跟进报道。当局显然想通过淡化处理，避免社会出现更多的震动，也防止极端情绪恶性传染，出现更多的校园血案。”“当局只加强学校安保措施，而不着眼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实际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没有对症下药。执政当局政策发生偏差，嫌贫爱富，护贵弃穷，只代表先富者的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权益，才是校园血案频发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果当局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只是一味的增加警力，增拨经费，最终都是无济于事。”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称：“把校园凶杀案归咎于社会不公，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具有普遍性。相对而言，美国社会应该比中国来得公正，但是美国的校园凶杀案并不在少数，加上由于美国可以合法拥有枪支，其校园凶杀案的伤亡人数也比中国多得多。以二零零七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杀案为例，就有三十二人死在韩国留学生赵承熙的抢下。社会不公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并非决定因素。真正的原因，很可能就如中国社会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国连续发生此类暴力攻击事件很可能是一种恶性模仿，其原因可能来自一个变化迅速的社会所形成的各种压力。”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周慧来的评论称：“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失败者。一个成熟而健康的社会，能尽量减少失败者或者降低失败程度，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能够对失败者抱持理解和宽容，对失败者给予抚慰，使之心理不至于过度扭曲。失败者不会被社会所歧视或抛弃，公民社会的意义正在于此。”“中国还是一个缺失宗教传统的国度，实用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面对急速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调整，因为信仰缺失、价值观变异，中国人非常容易陷入‘精神迷失’的状态。因此，在今天中国，公民社会不但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制约所需，还是社会自我完善和修复的必需。”
香港《明报》署名孙嘉业的评论称：“中国社会中日益充斥的暴戾之气，以及少数国人内心深处无可救药的恶质人性，竟令这种冷血的恐怖戏码频繁地在神州大地上演，其凶残程度连美国校园血案的枪手都要自愧不如。自觉无希望就去毁灭其它人的希望，固然卑劣，但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毁灭了如此之多的希望，何等的社会不公制造了如此之多的失意者，却是值得社会每一个成员深思的。如果说城市的激烈竞争易让人产生偏执狂之类的精神病的话，广大农村基层黑恶势力与警匪勾结，生活的困窘，更能让人产生无助感。而在这方面，政府的打压上访、限制言论，正是在制造更多这类潜在的‘定时炸弹’。当川震受打压家长表示，‘此刻我思念的是炸药与枪’，岂不令人不寒而栗吗？国民的心理健康程度某程度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的反映，由是观之，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关乎国家的安全，而像打压受害者、封锁惨案消息，只会让人们将原本集中在对无良奸商、冷血杀手的仇恨，转移到政府头上，是愚不可及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