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9年中共政权的建立，在李劼描述的精神光谱上划下了一道裂痕，按照流行已久的习惯说法，那就是所谓的新旧社会之分。这个一刀切的划分才真正造成了“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它不只造成断裂，更彻底颠倒了既有的价值序列。李劼的文化空缺感正是这一断裂砍下的伤残，他那个商周之际巨变的悬想在很大的程度上即扭曲地倒映了他眼前此一恼人的现实。从土改、反右到文革，到“六四”，直到今日的腐败，罄竹难书的残杀和迫害已证实被称为新社会的六十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罪恶和奴役，用“解放”一词来标志此一划分，于中国人实为可悲的讽刺。特别是对那些追随党而后来被党一脚踹开的人士和被告知翻了身而实际上还在受压迫的人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那句老话，才是最伤心而又恰当的警示。近年来，这个新社会已烂得不能再烂，民国怀旧热于是悄然兴起，“万恶的旧社会”不只被发现有很多值得怀念之处，而且当时的不少旧事物已在陆续返回。社会亦如生命，它不管受到怎样的残伤，总会向正常的状态复原。李劼推出了这一系列人文精神光谱，就是要呈现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把被颠倒的一切再颠倒过来，扶回原先的正位：“从清末民初到49年的民国年代，是与春秋战国遥遥相望的诸子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自49年以降，一党专制，独尊马列，思想划一，精神单调。整个精神光谱只剩下革命的红色与被专政的黑色。”（该书，页281）

因此，李劼的品鉴仍坚持其青睐“前”（before）而鄙薄“后”（after）的标准，越是在“解放”后被贬斥为守旧的人物，他越是倾注了钱穆所说的“温情与敬意”；越是让他们曾一度蒙尘的光彩重见天日，越是对比出“解放”前人文环境的自由和优越。而对浮躁、激进、追随中共如郭沫若之流者，李劼则一律冷眉横对，白眼相向，时不时来几句奚落，乘便就骂他一个痛快。其叙述方式以人物类比为构架，形成人物的互文化关联，其序列好比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参照，构成“照花前后镜”的脉络。在一派丰富多彩的人文图景中，人物之间的交叉对比和重迭类推如乐曲回环往复，似对舞变换着搭配，大量的文化人被作为不同的“文化角色”或成双或分组地推向了聚光灯下的舞台。

王国维和陈寅恪无疑是李劼光谱中的灵魂人物，凡抵制革命而倾向改良者，多在他接纳之中，特别是那类伯夷叔齐般耿介的遗老，每提及他们顽固的言行，李劼总会表示一定的偏爱。比如，对西学根底深厚，足迹遍欧陆的辜鸿铭，李劼不惟不鄙视他偏要留辫子拜小脚的言行，反欣赏其成年人的智慧中不失孩子心灵的学术老顽童姿态，在涉及中国文化精髓的问题上，连这位怪才的某些奇谈怪论，也都给予了欣赏性的辩解。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守旧与开明混杂交织的时期，旧学深厚的文化人初接受新学，好比茁壮的树干嫁接上异域的奇葩，那一种老树吐新芽的文化光彩极大地得益于他们的传统士人教养。比如像以文言翻译西洋小说而著称的林琴南，就曾凭仗他古文大家的章法，把一曲茶花女翻新到“断尽支那荡子肠”的境地。而章太炎及其早期革命党人的人格魅力则明显来自江湖游侠的骨气。甚至对殉清的梁济，李劼也不怎么苛责他的迂腐，反宽容他因“精神枯竭”而自杀的勇气，至少对他“死劝”天下的态度表示了一定的理解。但对其子梁漱溟，对那位多年追随毛泽东而不小心弄得伤了脸的红朝食客，李劼就有了很大的保留。李劼的褒贬始终都表现得好恶分明，眼睛里容不得任何人与毛泽东沾上边的一星沙子，比如像熊十力这样在学界被捧得很高的人物，就因其一封封给毛泽东写信效忠，在此书的精神光谱上就被毫不迁就地拨到晦暗的一端。包括对曾经秉持自由主义理念，而后来政治上失意的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诸人，李劼也坚持一分为二的角度，把人们对此辈被打成大右派的同情和肯定暂悬置在一边，专就他们左倾激进和上贼船的选择作出了追根究源的分析。对五四已降文艺界“革命愤青”的挞伐则出手最狠，使我忍不住要抄在这里供讨厌此类人物的读者一览称快：他们是“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冯乃超等等一干根底浅薄却急功近利的文学青年。他们好比一个文化上的水泊梁山，以组织文学社团的方式聚啸山林，然后在城市里燥动不安；直到最后让毛泽东统领之后，才开始安静下来，仿佛一群野娼，终于有了归宿。这群革命的小骚货，其激进的冲动与其说基于文化理念，不如说是出自一种迟到者的焦灼。朝着辛亥革命望洋兴叹倒也罢了，让他们不安的是，参与新文化运动也迟了半拍。他们急不可待地冲上历史舞台的当口，新文化运动早已开场。于是，他们只能想方设法与新文化运动诸子攀比，谁更革命。”（该书，页228-229）

对左倾激进的批判，举此一斑，已可窥全豹。李劼的精神光谱中最精彩的区域还是偏向了渊默潜沉者一端。像陈寅恪这样以墨色的浓淡显五彩的人物，李劼的偏爱几乎达到了从一而终的地步，论及陈的作品，横看成岭侧成峰，连咳唾都拾作珠玉。出于他上海本地人对上海洋场性本能的抵制，李劼对假洋鬼子式的才子学人最不能忍受，相比之下，陈寅恪就有了“赵孟之富贵，赵孟能贱之”的超脱，而正是陈这种化洋入中的境界，成了李劼对陈极为叹服的一点。陈寅恪留学欧美，精通数种外文，但他却是留学之意不在学位，只在乎所学，一张文凭也不带地飘然归来，一步踏上导师讲席，长衫落拓，专在冷门学问内求新知。这就是民国世代那个以真才实学为重，按士林声誉择人的宽松环境，其中的自由度别具传统中国社会重推举的选拔特色。但自“解放”以来，事事都需经党委政治审查，不要说陈寅恪那样的优越待遇一去不返，仅一个留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历，已不知让多少热心从海外回来报效祖国的学子被打成右派而挨批受整，甚或因特务嫌疑而投入监狱。在新月派诸子中，像梁实秋等随国府迁往台湾者，都有幸继续焕发余生的光辉，而留在大陆接受新社会改造者，大都像邵洵美那样被迫害致死。

时穷节乃现，精神光谱的亮度总是与人格的力度和厚度成正比的，但与书本知识的高低多少无关。像冯友兰那样号称大儒的人物，文革中竟然下作到跟风批孔闹剧，逢迎江青，在李劼的光谱中，此老便被贬入最低下的暗处。钱锺书学贯中西，论学问，在新旧学者群中几乎无人可与比肩，只可惜为了明哲保身，曾顺从地进了毛选英译的翻译班子，因此被李劼按上“红朝御译”的帽子，其亮度就要比在沉默孤寂中淡然幸存的施蛰存——蜇存蜇存，名塑其人——逊色了几分。

读李劼这本书，一直使人感到快意的语调，便是他是非分明的态度和正反判然有别的对比，他的精神光谱如一面镜子，明确地区分出“解放”前后的天地之差，断然扭转了毛共话语制造的颠倒，让我们照出了自由赋予文化人的光彩，也看清了专制加于他们的不幸和所制造的丑恶。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至少就我本人而言，又不能不怀疑，李劼与毛共话语针锋相对的针尖和锋刃是否在刺向对手的较量中也曾受到对手的感染？比如，他对孔孟或儒家从头到尾，见缝插针的狠批猛打，就隐隐流露出评法批儒运动所遗留的某种精神创伤，乃至大批判文风扫过的烙印。儒既不限于孔孟，也不全等于哲学史或思想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儒家”，更不可笼统地混同于所谓的“封建礼教”。更何况在整个前现代中国，无论在书本上还是在现实中，主流的价值序列一直都在鞭笞朋党，辨别义利，区分清浊，严明地剥离出有别于仁人志士、高风亮节等高贵人格的贱儒、俗儒、伪儒……等儒林中蜕变衰颓的成分。任何事物都不存在一个纯粹绝对的本质，特别是文化资源和思想流派，在其源流深远的流变中，既有趋向衰颓的一面，也有不断更新的一面。像儒这样贯串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东西，尤应在求真的区分中探寻它可被转化到现代的成分，激发它本来就潜在于我们个体生命深处的健动因素。撇开书本上李劼所厌恶的“儒学”不谈，从曾国藩无言的事功到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对德政的赞赏，直到陈寅恪不“囿于儒”却也并未抵制儒的儒化学养，在在都表明，作为精神养料的儒魂——未必非要称之为“学”——已渗透和整合于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并成为支撑士林精英的人格力量，泛衍至本书的精神光谱，丰富了它的光彩，增强了它的亮度。这的确是所有人文关怀者有待深入探讨和各自仔细琢磨的问题。

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今日中国，更须针对近来官方的祭孔闹剧，于丹之流的读经炒作展开讨论和批判，从而驱除雾障，在逐渐明晰起来的视野上播出熹微的光亮。这是我在此特别要提醒李劼的一点。因为李劼在这个问题上痛打的多属于毛共话语已打过的落水狗，而当今的要务则要高悬批判的照妖镜，透视中共当局和腐败学术集团所推出的另一系列文化角色，特别是那些被用来借尸还魂的角色。它在借传统文化之尸，欲还毛共话语之魂，它对儒家和所谓国学的捧场比五四的打倒孔家店伤害更大，比批林批孔运动更其荒谬。它那种以油漆旧家具的方式来装饰胡温盛世的操作，乃至把孔子学院作为后共产木马送往全世界的战略，对儒学以至整个国学造成的歪曲和污损更甚于以往，而可能造成的世界性危害，在目前尚难以准确估量。

儒家固然与中央集权和思想专制有联系，但倒掉专制这盆脏水并不意味着将传统中浸润着儒魂的东西一并倒掉。同理，民国并不全等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李劼精神光谱上的百年中国文化人之所以光彩四溢，大都因为他们活在民国时代，享有自由挥洒的条件，而且他们多生于清季，去古未远，多少都有些传统文人刚毅儒雅的底气。民国，这个上承接传统，下连接“现代”的世代就这样以其新旧的互济聚集为豊泽沃壤，喂养了他们的精神底气，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一代共产党人，也全都对此有所耳濡目染，自然也属于来自民国的成员。所以，倒掉毛共话语这盆脏水，并不意味着将共产党人及其“新社会”与连接民国的脐带一刀割断。毛泽东早在“解放”初期就语重心长地说过，“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拿枪的敌人即被歼灭和赶出大陆的国军及国民政府，不拿枪的敌人就是他认为遍布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讲，毛在党内所搞的一系列斗争以及由此而波及全民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意在清除不拿枪的敌人，就是要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运动进行到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文精神，每一代的人文精神就是那一代的时代精神的伦理力量和审美亮度。脱离了具体的时代精神而泛谈人文精神，很容易流于诗意的美文和浪漫的理想。所以，谈20世纪的人文精神光谱，在突出20世纪作为民国世代的具体的历史状况之同时，很有必要仔细地辨认其光波中资产阶级文化的要素。如果说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的光彩与传统的刚毅儒雅有更深的渊源，而在吸收西学后又融入了资产阶级文化的“优美与明慧”（sweetness and light，see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这正是王国维得以在弄甲骨而写商周之后又撰文论美和陈寅恪晚年转而谈才女“颂红妆”的缘由和文化资源——，那么，上海书生顾准和姑苏女子林昭的精神璀璨被选在光谱中压卷作结，就具有再作进一步讨论的意义了。

在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有一个片段，林昭的当代崇拜者们大概都未必注意到其中发人深思的含义。胡杰所访林昭的同学中个名叫李雪芹的，她说的话可谓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李雪芹出身湖南农村，自称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穿着和举止都很土气，言谈中表现出她对林昭既有所羡慕，又有所警惕而拉开了距离的样子。即使时隔几十年，她在与胡杰交谈时那一副世事洞明的神气，仍能传达出当年一个来自工农大众的学生与右派学生林昭之间强烈的对比。她说的话看似陈词滥调，但却比其它所有受访者或激昂或沉痛的言谈更具有亮点，所以我不惜篇幅，要照抄在下面：

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就死咬定毛泽东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她就没有这个思想。她一直上海的贵族生活，她衣服都送到洗染店去洗，平常礼尚往来，你看，她有纪念册，还有诗人给她题词，完全是俄罗斯贵妇人。我们见都没见过。她什么书都看过，她真是代表了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这无产阶级革命，她不接受，她恨到这种地步。而中国当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是成功不了的。作为代表资产阶级绝对民主自由的反抗，遭到灭顶之灾，这很明显就看得出来。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多残酷啊，经过几十年，失败了，不搞了。所以说，她要唱《国际歌》，她要讲马克思主义什么的，她讲错了。不是的，她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但先进的资产阶级成功不了，掌握不了权啊！你看，秋瑾不就死了吗？孙中山他们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为了今天这样的日子，死了多少人！她就是一个。我们那时比较无知，徘徊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太清楚，所以就活下来了。就是这么回事，知道吧？不像她那么纯粹……

       李雪芹在林昭那种高贵气质及优雅情调——即“优美与明慧”——前的自惭不如，正是毛泽东在陈独秀、瞿秋白、王实味等包括顾准在内的很多共产党人面前相形见绌的尴尬之所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一称谓之所以在革命队伍中被一批再批，以致在中文语境中纯粹弄成贬义，带有了原罪，就在于李雪芹所死咬定的“农民利益”与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林昭在格调上格格不入，势不两立。其实毛泽东哪代表了真正的农民利益，红军闹土地革命，除了给农村的流氓无产者提供了报复富人和分人财产的机会，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扯不上关系。如果毛共真代表农民的利益，就不会有后来的土改、公社化、饿死人，以及今日继续掠夺农民土地等三农问题了。毛共所代表的是中国农村社会无法转型到“现代”的落后面：从经济上说，是土地资源无法转化为工商资本的瓶颈；从文化上说，是贫穷造成的无知、卑贱、粗暴等村野的劣质东西在物质生活难以迅速富裕的情况下对刚开始萌芽的城镇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嫉妒、排斥和仇视。我评论李劼此书，一直勾勒他引出的晚近历史之虚线，现在已引至“曲终人不见”的地步。李劼所强调的地方自治，所赞美的人文精神，其实与现在我终于点出的现代化和资产阶级只隔了一张纸，一点即通，并无什么隔阂。不必一提到资产阶级就想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或茅盾《子夜》中的反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有产者，实现现代化，就是要让人人都成为有产者。

有产才有条件追求自由和维持尊严，才会焕发出“优美与明慧”的人文精神。其实李劼最后推出的顾准和林昭就是党内外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是他的神来之笔，是在“曲终人不见”的一刻，忽然间现出“江上数峰青”的景观。

上海本地人李劼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把江浙文化精英与湖南的毛氏同乡群作为明暗对立的色调而列入光谱，实际上他已凸现出资产阶级文明与落后农民意识的对立，也流露出他对“优美与明慧”的歆慕。只不过李劼偏于古典浪漫情调，多倾心于《红楼梦》、《山海经》的诗意引力，因而在谈林昭的精神光谱时，更多地强调了她吴越女子的阳刚在基因谱上与补天女娲的渊源，却未能就江南一带自五口通商以来经济繁荣和西潮东渐的环境等方面论述徐志摩、邵洵美、施蛰存、顾准和林昭这些人及其家世所受的有益影响。江浙vs湖南，就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文化vs落后的小农经济和经毛共粗俗化的无产阶级文化。气质和情调是个人在其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养育出来的东西，而非来自抽象观念的转化或文字的习染。从李雪芹提到林昭有纪念册，说林是俄罗斯贵妇人时头往后一仰，嘴角微撇，目睛斜转那神态语气，即可想象毛泽东当年在延安面对莫斯科回来的一群布尔什维克型中共领导人心里的酸葡萄滋味和看不惯来自上海亭子间文化人的气头之所在了。高贵就这样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而低俗的一群在平庸如毛泽东者的煽动利用下以粗卖粗，一味按自己的低俗标准由高向低拉平，以至将中共夺权后有可能沿着新民主主义路线发展的虚线粗暴地踏断，倒退到类似洪秀全的“身体”和“泥潭”，结果还理直气壮地打起根本与之不相干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号。狡黠的李雪芹深知革命化暴民的残酷，她只好随大流平平安安过自己平庸的日子，六十年来，大多数国人就这样平庸化活下来了。激愤者或指斥他们可耻，悲悯者则多同情他们的可哀。至于林昭，可以准确地定性为秉承吴越民气血性，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精神洗礼的一位民国女子。在起初，她只是要维护她个人言论的自由和个性尊严，她率性而为，她坦然向专制与残暴的枪眼走去的姿态让人联想到德拉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那幅油画中自由女神的市民形容。她那受不了一点委屈的倔强和强烈的敏感，也令人联想到李劼最为推崇的红楼人物林黛玉。林昭头脑中根本没有什么“英雄”或“圣女”的观念，正如李雪芹所说：“她特别热情，特别极端，感情太丰富了，爱的就太爱，恨的就太恨。”。她对毛共的反动，在起初纯粹是性情的反动，是晴雯、林黛玉式的反动。用类似于中共革命烈士神话性质的话语和形式悼念这位殉难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她的歪曲，如果闹过头，甚至是对她的玷污。林昭的妹妹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中说得很朴实很明确，她说她姐姐最喜欢自称的是“青年自由战士”，进而总结说：“她并没有想当英雄。就是为了人的尊严，就是为了她的那种信念。我觉得好多人以为她是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她是很自发的，并没有要人们认为她怎么样，只是很自然。” “她并没有想要人家捧她为一个什么先驱，或者什么英雄。她就是一种本能的、一种自然的要求，或者一种理想。这可能就是她、我跟现在一般人对她的那种评价的不同。”

随着毛与蒋的去世，本书称之为枭雄的天下早已成为永远的过去。而进入21世纪的网络世界，带有传统色彩的士林人物及其书写也都花果飘零，无复后继有人了。教育在孵化文凭和学位，学术在增生高级职称，学术会议和大学出版社在生产学术产品。巨大的惟数量复制品堆积如山，堵死了质量经营者创新的生路。在千千万庸众捧红了韩寒的今日中国，在汪晖们内媚当局，外通低俗汉学家的全球化一统天下，李劼只能依然陷于顽石般的孤立，坚硬得无比干旱。

毛共的革命并没有倒尽王朝专制的脏水，却砍掉了华夏文化的核心价值，留下了一个拉康式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sm）缺位的局面，进而由平庸的毛及其集团填充了那个位置。他们是沐猴而冠的一群，前害怕传统士林的文化正宗，后嫉恨资产阶级的自由战士，高喊了多少年的反封建反资产阶级斗争，实质上乃是民族文化败家子赖在正位上恐惧地撒泼，狂妄地叫嚣。因自己的阳刚不举，竟妄想阉割尽天下的男子；因自己缺乏“优美与明慧”，不知摧残了多少自由战士心性的刚烈女子。直至文化革命闹到毛像如巨型的菲勒斯林立全国各地，政治淫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气候。结果闹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阴阳失调，不男不女，华夏民族，丧尽元气，神州风水，断绝地脉。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仅一只脚踏入了现代。由于另一只脚还未拔出前现代泥坑，由于菲勒斯中心仍被篡位，由于正义尚未转型，改革开放从起点上便发育不良。执政当局及其话语推行者们始终一副偷情做贼的模样，一面祭拜着毛的灵位，一面陷入毛所怯场的致命诱惑，以致出现了资产阶级尚未健康成长，便衰颓到后现代状况的乌七八糟。这是李劼的文化失乐园情怀所碰到的困境，也是他续写文化人精神光谱不能不面对的挑战。

2010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