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新闻事件颇多。总部设在深圳的台资企业富士康五个多月来发生员工“十连跳”自杀事件，不仅成为海内外媒体关注焦点，也引起中国当局的重视。许多分析和评论着重于富士康本身的管理问题，深入一些的分析，谈到剥削、奴役、压抑等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养猪”问题。人就是人，是有思想的人，是能动的人，是社会的人，而不是猪。没有听说猪会自杀，但人却会自杀。笔者以为，“十连跳”现象应该从社会制度层面剖析。日本、台湾、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自杀现象也不时发生，但欧美社会极为罕见。为什么？笔者认为是人权问题，而人权保障又是社会制度问题。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太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以上，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这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指标。压力的社会，需要压力的释放阀门。中国的劳动者没有自己的独立工会组织，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更没有游行、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劳动者何来尊严，何来对自己权益的保护？试想，如果中国允许脱离中共掌控的独立工会存在，劳动者的尊严，劳动者的权益，怎能得不到保护？当然还需要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等。说到底是人的自由问题。
接下来说袁腾飞，他作为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只不过说了一些真话，揭露了真相，将毛泽东的画皮剥掉，于是便触怒了当局，更引起所谓“毛派”的追杀。说白了，中国不允许真理和真实，中国人民却不得不生活在谬误和谎言之中。
本周继续引起海外媒体和评论人士注意的是中国总理温家宝。温家宝进来的言行和举动，让人们感觉他是中共的另类。与其他中共高层不同，高调纪念胡耀邦，上海世博会开幕上看不到他的身影，而他却出现在玉树灾区，五四当天有出现在北大，并且揭露了校方特别安排的伎俩；温家宝敢于谈普世价值，敢于说让老百姓“有尊严的活着”，甚至说：“纪念‘五四’运动，首先应该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当中去。”温家宝真的是另类？
●富士康“十连跳”的报道和分析、评论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1日报道：深圳富士康又一名员工坠楼身亡
深圳台资科技企业富士康再有员工堕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的第十起。
新华社说，富士康一名21岁男性员工星期五（5月21日）清晨堕楼身亡，但是报道没有交代他的堕楼原因。
停放死者遗体的深圳龙华医院有不少媒体记者聚集。
BBC中文网记者打电话到深圳富士康，但是被告知，媒体记者了解情况，需要打电话到富士康在台湾总部。而台湾总部媒体负责人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富士康在深圳各厂区有雇员约50万，今年以来发生了10起员工堕楼案，导致八死两伤。
这些堕楼案件被普遍认为是员工不堪压力而跳楼自杀。
本周，深圳市副市长李铭率领政府跨部门小组到富士康集团开展调查。
早些时候，富士康发言人丁祈安向BBC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公司聘用了100名心理辅道人员，帮助员工疏解压力。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1日报道：深圳富士康年内十名员工跳楼自杀
深圳富士康集团再有员工坠楼自杀，是今年内第十名坠楼的员工，当局正深入调查接连发生员工自杀事件。而富士康北京分公司亦被揭发有保安殴打员工。有劳工维权人士表示，过往亦收到不少富士康员工被虐打的求助，又指员工超时工作严重，要求关注基层劳工权益。有9名大陆及香港学者联署呼吁政府关注农民工权益。
被工人称为“血汗工厂”的深圳富士康，五个多月内已有十名员工跳楼自杀。《新华网》报道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证实，周五清晨4时许，一名21岁的富士康湖北藉员工，从员工宿舍坠楼身亡。深圳多间电视台包括《东方卫视》及《深圳卫视》等，都有报道有关消息。
对于接连有员工坠楼身亡，记者致电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区的总公司，值班人员表示负责人都外出工作，不便接受采访。而深圳公安局宝安分局的人员就对记者表示，不清楚事件。
她说：我们也不太清楚，但凡是联系都需要通过那边书记程序，要采访的话。
《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两名分别19岁及16岁的富士康兄妹童工，先后在今年1月及2月，在员工宿舍坠楼身亡及死于宿舍内，报道指富士康事后并没有向家属解释死因，只赔偿了事，富士康高层一直隐瞒事件。
关注深圳劳工权益的维权人士李元风周五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过去亦经常收到富士康员工的投诉及求助，他表示好像富士康这类大企业，基本工资都较高，农民工都趋之若鹜，但工厂内采取”监狱式”的管理，殴打员工及克扣加班工资的情况严重。
他说：保安搜身、保安打人等，接到比较多，富士康员工加班工资，克扣员工的加班工资，比如说加班10个小时，只给他6个小时或4个小时，很多员工就无薪加班，就是这种情况。
李元风表示，墬楼自杀的都是较年轻的员工，反映现今新一代的农民工，认为这种剥削、”把人当作机器”的企业管理方式不可接受。
他说：新一代的劳工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只有一、两个孩子，新一代的人民工自己要求也更高了，不接受这种生活环境，他们不接受富士康这种监狱式的管理。
事发后，有富士康员工在网上讨论区留言，指在工厂随便说话就被上司批评，甚至记过，亦有员工表示如果公司管理方式不变，会发生更多自杀事件。早前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指，富士康”半军事化”的管理机制，对员工造成心理压冂及伤害，是导致员工自杀的原因。
另外《北京电视台》报道，富士康北京分公司发生保安殴打员工，报道指有员工将一段保安打人的视频上载到互联网，几名保安围着一两名员工拳打脚踢，并由其他员工报警。北京富士康负责人已承认事件，打人的保安已被开除。
广东劳工维权人士肖青山表示，他侄子也是富士康的员工，工厂规管太严及员工精神压力太力的确实存在，他呼吁劳工遇到问题向维权组织求助。
他说：压力太大，加班太长你可以不加班，老板扣了你的钱，很多东西都可以通过劳动维权，我们会帮助他们讨回公道。
针对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九名大陆及香港的教授联名发表公开信，批评大陆以”世界工厂”逐步累积财富，劳工郄无尊严地牺牲，又指大陆劳动工人的基本权利长期被剥夺，呼吁政府关注农民工权益，为工人的住房、教育及医疗等提供保障，改善工人待遇，防止悲剧再发生。
▲美国之音（VOA）5月22日报道：工会：富士康十连跳反映员工投诉无门
深圳最大的外资企业、生产包括苹果iPhone等电子产品在内的富士康公司，星期五凌晨时分发生过去四个月的第十宗员工堕楼事件。一名21岁男员工在龙华园区宿舍堕楼身亡，使今年以来该企业的堕楼伤亡增至八死两伤。新华网报导，死者姓名为南钢，湖北人，21岁。
长期在中国推动维护劳工权益的香港组织“中国劳工”观察，也留意到有十名富士康员工分别堕楼的现像。该组织理事黄静文在星期五晚上出席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举办的中国劳工权益讲座时表示，尽管这十名堕楼员工的个人原因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肯定的，就是与厂方管理员工的方法有关。
*与台湾工厂军训管理员工有关*
黄静文说：“我想绝对有的。因为很多台湾工厂有军训式的管理方法。它们看上去像是很有规范，厂房的外观是很美，但工人内在的压力很大。特别是管理层层的压下去。若你上班时只是做错了一点儿，那么整条生产线也会去打击你，不仅是那组长去追究。”
黄静文表示，这种军训的管理方式，不仅导致基层员工受压，而且生产线的组长也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她说，组长惟有向下发泄，基层员工的精神状态便更加濒临崩溃。黄静文解释，其实很多从外省到广东地区打工的农民工，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厂房内，也包括了生活上遇上的种种困境。
*遇上工作以外的生活压力*
黄静文说：“他们的生活不只是工资、工时与压力，还有他们的生活前景是怎么样？他们会否谈恋爱、结婚与生儿育女？他们子女上学，都不能在广州。他们很多都带回去原居地，有很多这些种种的原因。”
另外一个关注中国内地企业员工待遇问题的香港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行动”，也关注到深圳富士康频频发生员工自杀的情况。其项目干事郑依依对明报表示，富士康应该从加强工会功能及改善管理方面着手解决员工的情绪问题。
*农民工近年有自残趋势*
中国劳动透视理事黄静文表示，近年中国农民工有一种自残的奇特趋势，都会用一些极端的方法，引起外界注意。她指出，这与中国政府在体制上的不作为有关。黄静文解释，地方政府不理会农民工受资方剥削，没有监管劳工权益的法例有否执行，更甚者有法院判了员工工伤赔偿后，资方故意拖延发放金额。她说，这些员工走投无路下，只能以极端方式，表达控诉。
黄静文说：“在这情况下，小骂小改、不骂不改，现在全部的情况就是，要冲出工厂去，一定要给人家看见。还要干一些很极端的东西，政府才会去关注，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每一次去干，都是个别的事件。但其实工人阶级并没有团结。”
*中国工人没有意识团结组织*
黄静文分析，中国工人每一次罢工与堵路，都是为了追讨原来应得的权益，这只是闹事维权而已。她说，这些工人从来没有组织维权意念，他们不团结，不相信与不参与工会，更不用说有没有意识去争取成立第二个全国总工会。
在研讨会中，有自称学生的台下观众向黄静文提问，表示韩国工人团结、工会势力强大，能否将工运文化向中国工人推广，让中国工运不断发展。
这位学生说：“中国的人口结构中，有那么多的工人，我们香港人能否帮助他们，以南韩作为一借鉴，去提升这些工人的意识？”
黄静文对此不表乐观。她说，中国独立工运的发展，除了有政治上的限制外，其实也有结构性的障碍。她指出，特别是农民工在外省的流动性大，不会长时间留在一个地方，因此他们不会想得长远，不会想到组织一个工会。
黄静文说：“另外就是工人本身很难自己去组织起来。他们很分化，结构上使他们短视。他们只是想赚钱。事实上是真的，他们出来不赚钱，干什么呢？所以我们会觉得，即使我们去关心这些题目，经验是可以去分析与认识，但不代表一定可以移植。”
不过，黄静文表示，目前中国工人有很多不同模式的反抗文化，只要培养他们组织团结的意识，中国长远的工运发展不一定是悲观的。
*富士康：开设心理咨询热线*
此外，美国之音记者多次联络深圳富士康厂房，但未能获得该公司发言人就第十宗员工堕楼事件的正式回应。不过，富士康发言人刘坤在第九宗员工堕楼事件后曾经对媒体表示，富士康开始重视员工的心理异常波动，并展开针对员工心理干预的措施，其中包括开设心理咨询热线，开设发泄室，帮助员工缓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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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杨恒均博士发表文章：富士康跑不了，但“国家”与“社会”在哪里？
自杀的孩子们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
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所以用“N”字代替，是因为不知道完成短文的时候，这个N字是否又跳了——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矛头与火力也逐渐集中到富士康身上。我想，富士康难辞其咎，跑不了的。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20刚刚出头的孩子们轻生自杀？
匆匆浏览了一些网络文章，觉得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经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几种说法包括富士康用加班、劳动强度以及令人压抑的企业文化等等把员工逼得跳楼自杀……
如果这些原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简单：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哪怕真如外界传说的，存在血汗工厂和残酷剥削，可他毕竟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企业，既没有发生绑架、强迫他人进去工作的事件，也没有像一些传销公司那样，把年轻人锁在房间里限制自由，结果不得不翻窗逃离，跳楼身亡……
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富士康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反问批评者一句：我们只是来去自由的企业啊，我们如何逼死员工？你高兴可以来，不高兴可以走啊，为什么用这种方法从窗户跳出去？是不是我们的待遇太好，使得那些无法承受工作压力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或者觉得离开我们就没有前途，感觉绝望，就去自杀？
这个假设的问题你能回答吗？富士康自己显然无法回答，否则，他绝对不会找高僧去帮他驱邪。我今天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我想从其它的地方与其他的问题入手。从我常常去做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东莞与新塘入手。在那里做调研时，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朝气蓬勃的私营老板与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强烈对比。我在广东接触到不少勤劳聪明的私营老板，其中部分来自内地。和内地相比，这里的经商环境好，市场成熟，私营企业发达，寻租空间少，如果不涉足垄断企业，当地政府还会适当扶持你。所以，基本上都能赚钱，比在内地强多了。
可我同时接触到的却是那些同样来自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价钱，不会给多一分钱，而他们又没有任何保护与集体行动。虽然拼死拼活也能够赚到几百、一千甚至两千的工资，但他们付出的却是超时、超强的劳动。很多打工妹说，在这里，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工作。而工作，却只是为了活着。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国家”和“社会”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拿我经常去的新塘来（号称全世界的牛仔生产基地），你到了这里，会被这个小镇的繁华迷惑住：街道上运送牛仔服装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老板的奔驰和宝马到处都是，豪华酒店里谈生意的老板和伺候老板的小姐们络绎不绝，只要你细心一点，还能注意到繁华阴影下匆匆赶路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虽然占这里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仿佛只是这个地方的过客，是这个地方繁荣昌盛的点缀。在这里，你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这里充满了活力，可却总让你感觉到这活力是畸形的。按说，这里比内地更加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国家”功能大面积地退出了经济领域，或者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国家”减少了干预，还给民众一个社会空间。可是，这空间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个完整“社会”的存在……
“国家”为这些绝望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我们不妨这样问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那些并没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个让他们厌倦得选择死亡的企业门前自杀？他们都才是20左右的孩子，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离开啊？难道这些孩子眼里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绝望与死亡？请问：国家在哪里？社会又在何处？
1949年后的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或者说国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就是社会。当时，国家用两个东西把国民限制得死死的：单位和户口。而遭到这两个东西伤害最深的就是农民：户口像锁链一样把他们绑在居住地，可是却又没有“单位”照顾他们的福利，给他们发粮票。结果，每当灾难降临（例如1959年），首当其冲甚至活活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民……
1976年改革开放后，“单位”和“户口”有点改革，控制有所松动，单位不再是束缚你的工具，有能力的人可以换“单位”了，好的“单位”还是你的福利保障。户口制度虽然没变，你却不必老死在户口地，农民们终于可以进城去出卖苦力了。但户口仍然是锁住他们的锁链，只不过从以前紧紧锁住他们的脚镣，现在变成了一条更松更长的铁链，始终牢牢地牵制着他们，又仿佛深深打在他们脸上的烙印。而这个时候，就连户口，也成了城市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一种身份象征与福利保障……
改革前，抓得紧紧的时候，国家无力照顾农民，改革后，他们唯一所做的是给农民打工的自由，却依然无法或者不愿顾及他们。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20岁左右的打工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户口地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所在地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要他们不犯罪，公安不会抓你，你可以自由出卖劳力，可以自由地生活，甚至可以自由地去饿死去自杀——他们眼中唯一剩下的竟然就是一些私人企业、老板。那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也是把他们唯一的绝望……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这难道不正是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有的现象？不错，从现象来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惜本质却完全不同。这涉及到国家和国民的关系问题。
每一次看到国家有大事发生，群情激动的都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爱国如痴如醉，让人看得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别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总统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竟然是今天中国的打工仔与打工妹。
在中国的改革以“下岗”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自己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后，享受了自由的农民们，纷纷奔向打工之路。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好用让无数“中国制造”的产品、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以及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阶级”相比，他们价廉物美，没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补助，他们几乎不给目前崛起的国家制造任何麻烦——修奥运建世博，他们召之即来；等到辛辛苦苦建设好后，等到这些东西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他们挥之即去……他们病了自己去解决，没钱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救济；这让他们宁肯加班加点不要命的工作，而我们的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勤劳中繁荣昌盛起来……
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弱弱问一句的时候：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更学术一些地提问：哪些事应该是国民为国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须是国家为其国民做的？就我所知道，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条件，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都处于极差的地步，在没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况下，你给他一个超过两千一个月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事，只把他们弄得崩溃……这不是富士康一个公司的问题，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区广泛存在。
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下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保护那些孩子的。富士康们只是雇佣他们工作，如果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眼里看不到国家，没有了社会，只有一个公司的时候，那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可以轻松剥夺他们的生活、人格甚至生命……而当孩子们对一个本来可以随便离开的公司绝望到自杀的时候，说明他们早就不对这个国家，以及我们的社会还抱有一丝的信心与希望！
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
然而，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应该是“无所不在”的。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灾难就出在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无处不在，把社会挤压得名存实亡，而且，这个“国家”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又做了很多。
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大大减弱，所以，才有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这恰恰是我们偏执的改革留下的祸根。按说在南方地区，目前从经济结构上说，比改革开放以前以及大多内地地区都要合理得多，甚至有些地方表面上已经接近西方国家了，可是，我却在那里看到了一些畸形的发展：“国家”部分撤走了，“社会”却根本没有形成。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一些有钱人独占的“私社会”：老板就以他们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山珍海味的餐厅与纸醉金迷的桑拿按摩作为自己的“社会”，数量大得多的打工族倒反而成了服务他们的陪衬与点缀，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大多成员的社会又在哪里？
社会取代国家，公民利用社会参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层治理；另外一条就是民众基于不同的利益、爱好而结成的组织、社团，包括NGO、工会与行业工会等。在以前的中国，这些本来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事情，都被国家大包大揽了。后来，国家退出了，基层治理基本上只服务于权贵与投资者，“国家”也在社会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可是——
国家却不肯在社会更多的领域放松控制，还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要和“国家”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西方的“社会”一直大于“国家”，在中国倒好，“国家”还是老大，可这个“老大”却不肯也不能做自己该做的（例如保护这些孩子免遭企业残害，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反而死死限制社会健康发展，不肯还给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益，包括健康的公民社会里公民用来自保和互相照顾的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
你能想象吗，在西方一些国家，甚至连流浪汉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的甚至办有不定期杂志，来维护“族群”的利益，可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不但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甚至更有甚者，有些NGO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当地“国家”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就拿沿海地区来说，各地政府引进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经济，加上大小老板基本上都有一些共识，可是唯一没有组织起来，可以向老板讨价还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就是总数高达两个亿的打工群体。国家给了他们“自由”，但只是给他们打工，甚至被奴役的自由，富士康只是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有。
就算是最伪善和虚伪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勤劳与好用，如果这些劳动者像西方社会里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求自己的权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国经济可能还真没有如此“繁荣”，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的劳动者也获得了应得的权益，“国家”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钱和牛逼，动不动就办出世界第一的奥运会与世博会……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松开紧紧扼住社会咽喉的手，让公民们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作家刘逸明发表文章：富士康“十连跳”折射台企非人化管理
据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证实，5月21日清晨，知名的台资企业富士康的一名员工坠楼身亡，事发以后，大批媒体记者聚集在停放遗体的深圳市龙华人民医院。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十位坠楼的员工，这些坠楼者当中有8人死亡，2人重伤。（5月21日《新华网》）
富士康作为老牌的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名声不可谓不响亮。如今的富士康，不仅仅限于在深圳发展，江苏、湖北等地都有富士康的分厂。不了解富士康的人大概都会因为你是富士康的员工而对你刮目相看，其实，在深圳打过工的人，很多人都知道富士康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光鲜。
记得几年前，武汉有一座楼盘开盘，因为该楼盘靠近富士康厂区，所以营销人员所发的传单上都将靠近富士康作为一个卖点。笔者看了觉得很可笑，倘若是在深圳，大概不会有人希望自己住的房子靠近工厂了，更不用说是富士康这种血汗工厂。
笔者初到深圳的时候，也曾希望能进入富士康这家知名企业，只是，在人才市场应聘的时候，发现工资给得出奇的低，一个主管才给1500元一个月。2006年前，笔者尚未离开深圳，当时富士康的普工每天工作达到十一二个小时，周末还没有休息，每个月也只能拿到一千多点工资，这几年工资水平虽然有所提供，估计也不会超过一千八。
富士康的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不说，富士康在人才市场招工的时候要求还特别高，想要进去当管理人员，不但至少要本科学历，而且还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笔者在2006年以前，曾隔三差五地到深圳市人才大市场求职，每次都会看到富士康的一大帮人在那里招工。那些招工的人长相大多猥琐，看到别人去应聘便趾高气扬的，完全没有大企业的风范。
富士康招普工一般在厂区贴出招聘广告就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有时候也到较小的人才市场去招。不过，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富士康，而且求职心切，所以，为了能顺利进去，往往要通过贿赂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才行，据知情者透露，在2005年左右，通过这种渠道进去需要支付一千块好处费。
凡是台资企业，管理都非常行政化，虽说工资待遇低，但对员工的要求却异常严格。笔者在深圳求职的过程中，早就听很多人说台资企业制度很苛刻，当时还有些不信，后来，在自己进了一家叫做康贝斯的家私企业之后，才感觉此言不虚。记得当时有一位刚进去的女员工，没做几天就迟到了一次，虽然只迟到了几分钟，但就被扣了几十块，几天后再次迟到，扣钱就扣得更厉害，所以，要算工资的话，不仅拿不到钱，而且得倒给钱。
在深圳，比较有能力的人往往都不愿意进台资企业工作，港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反而比较受欢迎。富士康和华为的距离不算远，华为的口碑就很好，因为里面的工资待遇比富士康高得多，工作环境也好得多，管理制度也比较人性化。在深圳，名声最坏的当属台资企业，很多人一谈起台资企业便嗤之以鼻。
在大陆的台资企业的管理远不能和现代化的企业接轨，很多大陆本土的企业，虽然规模不如很多台资企业大，但很多条件都比台资企业优越得多。台资企业让很多人厌恶的还有几点，一是，台资企业里的台湾籍管理人员往往不把大陆的员工当人看，二是，很多台湾人在大陆非常好色，喜欢“潜规则”女员工，有很多还喜欢在大陆包二奶、找小姐。
台资企业虽然声名狼藉，但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依然趋之若鹜，这是非常可悲的现实。富士康的“十连跳”让人进一步看清了台资企业的真面目。海峡两岸的关系原本就时常紧张，台资企业在大陆本应该充当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纽带，但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台资企业已经陷入到了空前的道德困境，富士康的“十连跳”虽然自己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台资企业的主管部门也难辞其咎。如果不是因为有政策对富士康的纵容，或许也不会出现这种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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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腾飞因揭露历史真相和批毛受到来自当局和极左派的恐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3日报道：历史教师袁腾飞因批评毛泽东被“诫勉谈话”
近日，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袁腾飞引发了许多争议和讨论，在上了央视《百家讲坛》后，他的一些讲课视频网上风传，被学生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视频中，袁腾飞妙语横生，有“蒋介石是一党独裁，毛泽东其实也一样”、“三年自然灾害死了三千万，比二战全欧洲死的人还多”、“中国历史教科书纯粹胡说八道”等言论，甚至有“毛主席纪念堂是中国的靖国神社”、“供奉的是一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等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颇有抵牾的观点。因为袁腾飞在讲课中，对时政和中国近现代史直言不讳的批评，引发以“乌有之乡”等为代表的毛派网站的攻击，质疑官方的央视邀请袁登百家讲坛演讲“是纵容阶级敌人对党的进攻”，组织人手向公安局、检察院等“举报”其“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等“罪行”，要求官方将其治罪。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对“举报”进行了回复，在海淀区政府的群众事务呼叫中心网站上公布了对袁腾飞的“查处”情况。海淀区教委称，5月4日晚9点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领导接到海淀区教委领导关于袁腾飞在网络视频上有错误言论情况通报的电话称，在网络上出现的袁腾飞的授课视频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严重错误，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第二天（5月5日）上午8点，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领导校长、书记以及中学教研部主任等领导，集体与进行袁腾飞进行“警诫谈话”，话题是袁讲课内容中“严重的错误言论”并对此段视频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询问和调查”。该校领导责令袁腾飞做出“深刻检查”，认识其在网络视频中言论的“严重错误”，停止一切在民办培训机构等其它部门的授课活动，并要求他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工作，将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目前，官方称，此事已经上报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并通过区教委上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相关部门领导，目前此事仍在调查处理过程中。
此外，昨天，福建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规定高校教师在课堂散布严重错误言论将被解聘。该“意见”的第二条规定，教育教学工作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理论、国家法律法规等错误言论，对学生确立正确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造成不良影响的。违者，则将被“诫勉、警示和处分”，影响恶劣的，甚至将被“撤销教师资格或予以解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22日报道：香港传真：不速之客恐吓中国“最牛”历史老师
袁腾飞是一位中学历史老师，目前在北京精华学校任教，他讲课的一些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点击率很高，他写的历史通俗读物也在书店热卖，本人更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大受欢迎，被中国网民称为“最牛的历史老师”。近年来，袁腾飞在教学中评说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实，袁腾飞对毛泽东的批判并不新鲜，早在八十年代初，从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中共改革派，到学界﹑思想界﹑文艺界及社会各界对毛泽东评价就已达成了共识:他是一个犯严了重错误的革命领袖。关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建国路线，以及破坏性极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已做出历史决议。而袁腾飞也只是告诉学生，毛肯定不懂马克思主义，他又不懂英文，不懂德文，俄语也不懂……“他看得最多的是《资治通鉴》，怎么整人啊，怎么玩人啊，中国古代的帝王的阴谋之术，他这个玩得炉火纯青”。袁腾飞还告诉学生，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毛主席纪念堂是中国的“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等等。
袁腾飞评说毛泽东虽然超出了中共中央历史决议的尺度，但作为教师在不公开的教学中，阐述个人观点，是完全没问题，是合理合法的。
可是，不久前五月九日下午，袁腾飞受到不速之客的骚扰。十多个网民闯进袁腾飞所在的精华学校，气势汹汹要找他辩论，幸好袁腾飞当时不在学校，让人不由为他揑一把冷汗。这批网民让精华学校校方转告袁腾飞：
“第一，我们是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绝不容许他侮辱谩骂毛主席，关于毛主席的对错我们可以和他公开辩论！第二他必须给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并到相关法律单位伏法认罪！第三如果他还继续污蔑侮辱我们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不仅对他诉诸法律控诉他，而且他和他的家人将承担一切他自己造成的后果！人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侮辱谩骂毛主席的流氓无赖！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人民的公敌！人民清算这些流氓无赖的日子不远了！”
这些人在网上表示“一切与人民为敌的都不会有好下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这次十多个人找他仅仅是个开始，全国十多亿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都会去找袁腾飞这个流氓无赖理论的。”要问他为什么侮辱谩骂毛主席和无数革命先烈，为什么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他这样颠倒历史黑白是非，到底想干什么？
这些人威吓袁腾飞和他家人“将承担一切他自己造成的后果”，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立。这不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吗？有网民提袁腾飞，应当报警，追究这些上门恐吓者。
▲BBC记者蒙克发表评论文章：最牛历史老师的“非毛”评论
北京的历史教师袁腾飞评论毛泽东和文革引起激烈的网络辩论，他被粉丝称作“最牛的历史老师”，被批评者说成汉奸、卖国贼。
看过袁腾飞讲课视频会让人觉得，这样的人才不去说相声，有点可惜。袁腾飞有相声演员的京腔、同样生动的语言。中国相声一般都是贫嘴滑舌地搞笑，同时宣传主旋律和低级趣味，真正讽刺的东西不多，所以很难算作真正的幽默。
周立波的海派幽默风靡一时，不过是掺入了用外地人听不懂的上海方言传达的社会讽刺。如果袁腾飞把讽刺时弊和历史知识带进相声，估计会提高中国相声的水平和品味。不过在进入相声界之前，袁腾飞的历史课被网友暂称为“相声历史”。
非历史评论的评论
袁腾飞讲课生动风趣，有利于启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启蒙。不过他讲课当中有相当多的议论和发挥，容易把历史教学搞成政治评论，历史事实的分辨，毕竟不同于主观的议论。
北京人以善侃闻名天下。在北京你总能碰到那种出租司机（过去是登三轮的），一侃起天下大事和政治局，如数家珍，上下五千年，没有不知道的。但不是所握方向盘的都能胜任搞政治评论（大概韩寒除外）。
从网络流传的语录得自视频看，袁腾飞许多评论是否超出历史讨论范畴不好说，但肯定是超出了当局的历史教学大纲。
中国的“靖国神社”
“毛纪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是你要记住那是什么？那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里袁腾飞把毛泽东纪念堂比作日本的靖国神社，如果非要做类比，日本的靖国神社倒更接近中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综合体。
袁腾飞在讲朝鲜战争，毛岸英死于美军轰炸时评论说：“要不是美国飞行员把毛太子变成了挂炉烤鸭，今天中国就跟北朝鲜金家王朝似的，电视上整天就是大胖二胖三胖”。
上述简单化的假设无疑是现实的社会判断，同历史关系不大。历史老师应该知道，历史充满偶然，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非常复杂，不是自然科学实验当中那种单线的因果关系。简单的历史假设大概无助于中学生搞清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这样的复杂问题。
关于毛泽东的争论
网络博客作者司马平邦认为袁腾飞用骂毛泽东来刺激读者，“可能是和哪个书商签了长期的写作合同，骂毛泽东这个噱头对畅销书来说会是很大的生产力，是能产生很大争议的药引子”。
虽然袁腾飞的有争议言论并没有影响到他高调出书，但是随着涉及到毛泽东的争议白热化，有人猜测北京高层可能会下令封杀袁腾飞的敏感言论，包括网络流传的视频。
在美国的政治学者严家琪认为，袁腾飞引发争论的背景实际上是去年10月1日国庆节胡锦涛让“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巨幅标语穿越天安门广场，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首次。他说在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从邓小平到胡锦涛，都没有对毛泽东下令人信服结论，所以压制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并不能结束这场争论。
虽然毛泽东被指为十恶不赦的暴君，但在许多人心目中，毛泽东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象征。目前中国的社会稳定受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困扰，当局自然不希望有关毛泽东的辩论加强人们对眼下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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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杰发表文章：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温当政以来，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凝聚统治合法性，并不断为暴君毛泽东招魂。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庆典上，甚至排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宏大方阵，让人疑惑这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平壤。洞悉了胡温的此种心思，封冻二十多年的毛派人马纷纷活络起来，到处煽风点火，就连毛的弱智孙子毛新宇亦摆出将军派头来，只差就要问鼎中枢、讨伐四方了。毛之阴魂不散，毛派之沉渣泛起，得到了胡温的默许甚至鼓励。于是，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不得不挺身而出，其中发出反毛最强音的，是作为历史教师的袁腾飞。
温家宝企图让袁腾飞消音
袁腾飞登陆央视《百家讲坛》而一举成名，本来在该栏目上露脸的人物大都是无耻的御用文人，偏偏有袁腾飞成为一个漏网之鱼。近日，袁腾飞的非毛言论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说：“毛别说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暴君独裁者。”他说：“哪个读过书的人，如果认为他伟大，那你的书就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他认为毛比历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更坏：“毛已经不是皇上的问题了，他变成了教主了。所有的独裁者都是心里不健康的，而且都是弱智，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做出合理的判断来，二十世纪三大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毛，全是这个德性，是吧？三大法西斯恶魔都是这个德性。”他还这样评价毛之纪念堂：“毛纪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是你要记住那是什么，那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对中共的政治图腾天安门广场亦如此评述：“天安门广场我是从来不去，我开车从那里经过，我都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啊，太可怕了，那个地方就应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改为：死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应该有这个殉难者纪念碑。”
袁腾飞因为这些言论引发毛派分子的辱骂，甚至还有人对他发出追杀令，如同当年霍梅尼下令刺杀《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拉什迪一样。不过，如今中国的毛派分子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当初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虽然信誓旦旦地说要组织志愿军去跟伊拉克人民并肩作战，但一直到萨达姆在地洞中束手就擒并被送上绞刑架，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成行。所以，毛派虚张声势的恐吓，最多只是他们自己的精神胜利法罢了。今天的中国，虽然天安门城楼上依然悬挂着毛像，人民币上面依然印刷着毛像，但毛泽东思想对大部分民众的精神控制的局面已是明日黄花。中国知识界残存了一批“新左派”，如汪晖、王绍光、崔之元、杨帆、巩鲜田、张承志、韩德强、王小东、张广天、黄纪苏、旷新年、孔庆东、摩罗之流，声称他们如何崇拜毛泽东、如何怀念文革。但这仅仅是他们的生存策略，他们或者游学西方、享受丰厚的待遇；或者在中国的名校占据显赫位置，时时在电视上高谈阔论。另一方面，他们比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更加资本主义化，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豪宅和名车，也从不拒绝使用“美帝国主义”发明的互联网、津津有味地观看好莱坞的电影并享用其他西方的科技及文化产品。
袁腾飞不会被毛派的恐吓所吓到。比起毛派张牙舞爪的威胁来，当权者作何反应呢？对老毛颇为尊崇的温家宝们可坐不住了，他们遂动用体制的力量，一边将袁腾飞散播在互联网上的言论尽量予以删除，一边命令袁腾飞所在的单位对其“批评教育”。《南方都市报》报道，袁腾飞所在的学校的相关领导，对袁腾飞进行了“警诫谈话，批评教育”，并且“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深刻认识自己在网络视频中，言论的严重错误，并要求其今后停止一切在民办培训机构等其他部门的授课活动……要以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待此事，要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工作，力争将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并责令他作出深刻检查。看来，如果袁腾飞仍然不就范的话，下一步是否会敲掉他的饭碗亦未可知也。在此意义上，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就是表明温家宝的思想状态仍然停留在毛时代。所以，袁腾飞的言论自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我们跟袁腾飞站在一起，就是与人类的自由与尊严站在一起，就是不畏毛派和当权者的威逼利诱，就是义无反顾地说真话、守真理。
尼泊尔毛派是真正的毛主义者
毛尸的存在是中国人民之耻辱。温家宝与毛尸近在咫尺，却无动于衷，可见其久闻其臭而不觉臭也。袁腾飞说：“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毛泽东的尸体被从那里请出去，这是我唯一的追求。尼泊尔不是共产党毛派掌权吗？问他要不要，要送给你，免费的，我们帮你运过去，连那个纪念堂整个都拆给你。”袁腾飞说得好，今天真正的毛主义的信仰者，并不在中国，而在尼泊尔、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贫困山区。毛泽东的幽灵还在这个世界某些角落的上空游荡。尼泊尔的毛派反政府武装，堪称亚洲地区最残暴的恐怖组织之一。他们残忍地拷打并杀害许多被俘的警察和尼泊尔皇家军队的士兵，他们驱使孩子参与前线的战斗，“童子军”成为杀人机器。自从一九九六年毛派武装与政府军发生剧烈冲突以来，已经有四千七百多名尼泊尔人死于双方的战斗之中。
有国际媒体将普拉昌达与当年柬埔寨杀人如麻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相提并论。《时代周刊》记者在采访尼泊尔毛派领袖普拉昌达采访时，这个以“小毛泽东”自居的恐怖分子侃侃而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是一种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集成的科学，是从震撼世界的群众斗争中发展而来的。作为一种科学，它要不断地、持续地发展。‘普拉昌达路线’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根据尼泊尔的条件的运用，也是对它的一种丰富。”就像毛泽东在国庆典礼的程序中自行增添“毛泽东万岁”的口号一样，普拉昌达也毫不掩饰地提出了“普拉昌达主义”——所有的独裁者都是那么地相似。独裁者都喜欢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主义”，并拒绝承认这是一种“个人崇拜”的表现。
尼泊尔毛派将革命输出到全世界的雄心壮志，丝毫不亚于昔日的毛泽东。普拉昌达宣称：“我们的人民战争是崭新的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我们不只是在和专制君主制斗争，我们还要和罪恶的帝国主义世界斗争，与伪善的所谓民主制度如超级大国美国斗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日薄西山的今天，这样的宣言无异于蝼蚁撼树，这样的空中楼阁永远也建不起来。尼泊尔毛派接受议会制度，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后不久，由于治国无方，又被赶下了台。普拉昌达不能接受失去权力的结局，又在尼泊尔煽风点火，策动恐怖主义活动，一个宁静的佛国，被他搞得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毛泽东转世到了尼泊尔，真是尼泊尔人民的厄运。而中共长期暗地里支持尼泊尔毛派武装势力，并没有像习近平宣称的那样，已经停止“输出革命”了。虽然外界一直有传闻说中共偷偷支持尼泊尔毛派反政府武装，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予以否认。温家宝上台以来，在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倡导财政公开，但他有没有胆量公开中共的外援细目呢？中共究竟有没有将纳税人的血汗钱送给尼泊尔毛派搞武装斗争？温家宝敢不敢说一句良心话？温家宝敢不敢对此种肮脏的外交传统作出忏悔和更正？
有意思的是，尽管得到中共方面的输血，但尼泊尔的毛派从不承认他们是中共的“儿子党”，并对九十年代以来从以江泽民为核心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积极加入全球化体系的经济政策不以为然。所以，与其说尼泊尔共产党人认同今日与国际资本翩翩起舞的中共当局，不如说他们认同当年闭关锁国、斗志昂扬的老毛及其思想方式。而胡温则是心向往之，力不能及也。
没有非毛的言论自由，而有颂毛的言论自由
毛式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体系中最邪恶的变种和异形，无论是作为原创地的中国的毛主义，还是作为徒子徒孙的意大利“红色旅”、柬埔寨“红色高棉”、秘鲁“光辉道路”，以及尼泊尔毛派武装，其残忍与恐怖，倘若马克思复生，也会吓得魂飞魄散。二零零七年，布什总统在华盛顿亲自出席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时，发表演讲指出，残暴的共产主义思想危害世界各角落，美国首都却一直没有一座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实在说不过去。他对受难者家属锲而不舍地争取十多年，终于一偿宿愿，表示由衷敬佩。他指出：“共产主义不只夺走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消他们的记忆。这座纪念碑的落成，就是要归还他们的人性，重建他们的记忆，他们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在这篇演说中，布什总统将共产主义和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归为一类。这是一种崭新的视角：恐怖主义是一种近在眼前的威胁，而共产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后变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北韩、古巴等强硬的共产党小国，如同虱子挑衅狮子，虽然让狮子不舒服，但还不足以危害全球和平；越南共产党的本质虽然没有改变，但其改革大幅推进，并频频向美国抛出橄榄枝；即便是目前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中共政权，在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中，也以赚钱为最高目标，甚少鼓吹意识形态。于是，某些西方人士对共产主义失去了警惕，“九?一一”之后，西方将重心转移到反恐方面，而将反共政策暂时搁置。然而，反恐固然重要，反共亦不可缓行。共产主义的危害虽然不及冷战时代那么迫在眉睫，但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随时有死灰复燃的危险。
温家宝的青年时代是在毛泽东的统治下度过的，有的人在苦难中反思和觉醒，有的人则在苦难中沉沦与愚蠢。在这一点上，胡温比江朱大踏步地倒退了。江时代的五十年大庆，尽管也是好大喜功、奢华虚荣，但江至少还没有祭出毛太祖的牌位来；而胡时代的六十年大庆，则是群魔乱舞，毛魂卷土重来，表明胡温对毛时代基本持正面的评价，企图利用毛的传统来整合中国社会。温家宝不容许袁腾飞自由地发表非毛言论，对一帮右派老人自己印刷一点揭露毛时代真相的回忆录并聚集在一起茶叙，亦要派出国保威胁恐吓；另一方面，毛派网站“乌有之乡”畅通无阻，毛太孙在政协会议上亦大放厥词。可见，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言论自由，中国有一种畸形的言论自由，那就是：一些人有言论自由，而另一些人没有言论自由；一些言论可以自由发表，而另一些言论则不可以自由发表。
考虑温家宝打压袁腾飞的非毛言论，而纵容毛太孙及若干毛派的颂毛言论，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温家宝的统治合法性仍然建立在尊毛之下，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没有毛，哪有温？温家宝不会承认，抛弃毛主义才是其唯一的出路。他将抱着毛的牌位，与之一起跌入历史黑暗的深渊。
▲署名“西北风起”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居然有人骂袁腾飞老师是走狗
网络上的五毛真正可以说是悲哀了，袁腾飞老师是走狗，你是什么？
看了袁腾飞老师的部份视频，愚以为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把历史的真相讲述给自己的学生，何错之有？！袁腾飞老师是一名好老师。他被网络捧为“最牛历史老师”，说明网民对他的认可，学生对他的热爱。
他能在现行中共版本的历史课中对历史真实的讲述，说明他是一个对自己负责，对学生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人。目前中国大陆的历史老师们，有几个人能做到？！
在俄罗斯公开卡廷事件真相的同时，中共对一个讲述了历史真相的老师下手，行为多么可耻，对比何其强烈？
袁腾飞老师讲述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中共不敢让人民了解真实的历史，为什么？因为它干的坏事、丑事、血腥事太多了，中国人民一旦知道了，它自己就垮台了。
中共至今对《九评共产党》，法轮功真相不发一言，也是这个道理。它知道掩盖一天历史真相，它就可能多残喘一天。
可是乌鸦的翅膀能遮住太阳多久？
今天，国人已经认清了中共的卑鄙无耻嘴脸，中共被清算的日子，不远了！在此正告那些中共走狗，比如出台《福建高教十条》的那些败类，你们落水的日子，不远了。江青自称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泽东一死，江青怎么样呢？江青好歹是毛泽东的老婆，你们几位，是中共的什么？
中国大陆的老师们，请不要被回光返照的中共吓住。把历史的真相讲述给同学们，教会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以认清中共这个恶魔。历史会记住你们，未来光明的中国会记住你们，你们的付出是正义的，是值得的。作为一名老师，这也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唯一选择。
如果您实在缺乏勇气，觉得不能做到公开谈论，那么请告诉同学们如何翻墙吧，让他们呼吸到真正自由的空气！看到真正光明的，真正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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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温家宝现象”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22日援引费加罗报：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忏悔录”
法国《费加罗报》观点论争栏今天刊登了该报驻中国记者拉格兰奇（A.deLaGrange）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国的权力“开放”》。文章分析最近中国领导人突然雅兴大发公开撰文发表个人思想见解的现象。
温家宝的长文就像一篇忏悔录
《费加罗报》文章指出，共产党的领袖向来很少口头或撰文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内心世界，而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却在官方人民日报撰文吐露一些真情，令关注中国政情的观察家们大为惊讶。《费加罗报》驻北京记者拉格兰奇指出，温家宝这篇文章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他涉及了一个敏感话题，而且是在中共高层正为2012年权力更替展开内部大动作的敏感时刻。
《费加罗报》文章指出，“在中国，一位在任总理提笔写文章，比任何国家的总理都值得一读”。文章说，温家宝前不久视察了遭受严重旱灾的中国南方，令他想起过去并欣然命笔。这场自然灾害使他想起了1986年到贵州视察灾情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当年，这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由于主张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实行“政治开放”，于1987年被解除职务。到了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更是引发大规模的学潮，最后遭到军队的血腥镇压，这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费加罗报》文章指出，“温家宝的长文就像一篇忏悔录，有些段落充满感情”。温家宝在文章中回顾说，胡耀邦是他的“导师”，他非常的想念他。温家宝还说，胡耀邦下台后，他还继续去看望他，直到现在他每年春节还去探望胡耀邦的家人。
《费加罗报》指出，温家宝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完全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具有博大道德感和开放精神的人”所作出的典范。温家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现在的共产党干部并非都具有这样的素质。
《费加罗报》指出，甚至激烈抨击中共当局和中国现状的人士也赞扬温家宝这篇文章。胡耀邦生前的秘书鲍彤就认为温家宝这篇文章不同寻常，文章“做出了一个重要姿态，释放了一个良好信息”。但人们还是有不少疑问。譬如，没有得到胡锦涛的首肯，温家宝能在党报发表这篇文章吗？
《费加罗报》文章作者拉格兰奇认为，把温家宝的文章解释为回归改革的信号，可能是错误的。中共2012年人事更替是个敏感期，“使得政治开放的可能性很小，甚至不可能，因为这样一种政治开放对共产党来说具有很大的潜在风险”。温家宝的文章，至多是为了平息党内和知识界自由派的不满；或者是为下届中共党内权力更替时，加强已故总书记胡耀邦和现任总书记胡锦涛所创立的“团派”地位。也许这其中也有温家宝的个人打算，即树立他作为这个时代中共党内最开放的领导人的形象。
▲香港《动向》杂志5月号发表傅清的文章：温家宝能动真格的吗？——分析十八大前利益集团权斗格局
上海世博会开幕了，金正日五天非正式访问也结束了，总理温家宝在这两项国事、外事并重的活动中都没有担任重头角色，但是他的风头继续盖过党魁胡锦涛。不仅因为四月十五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继续发酵，而且他在九常委中颇为“另类”的言行十分耐人寻味。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总理温家宝十分显眼地缺席了四月三十号晚上海世博会盛大的开幕式，从官方报道中，至今找不到吴邦国缺席原因，但是温家宝是因为五月一日要再次视察青海玉树震区。
传高山症令温家宝尿了裤子
四月三十日《南方都市报》A12版刊登地震当天就派往玉树的记者成希的报道《总理在结古镇一度出现高原反应》，立即被海内外媒体普遍转载。这篇文章触犯了中宣部的报道条令，随后就被迫从电子版上删掉，但是巨大影响已经造成，远远超过四月十六日新华社那篇高调的《温家宝赴青海玉树指导抗震救灾侧记》。成希在玉树地震采访期间，有幸近距离观察了温家宝，见证了这位总理在他最后任期内在震区结古镇的四十分钟。以下是成希记录的事实：
四月十五日晚上八点二十七分，在一个最大的帐篷前，我正晕乎乎地埋头休息，突然人群中爆发出掌声与欢呼声，一位老者从一辆中巴下来。……老人径直朝穿着军大衣的我走过来，我下意识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老者温暖宽厚的手掌握住了我，连声说：“辛苦了！”我抬头一看才意识到他是温总理。
“温总理辛苦了！”我反应过来后赶紧说。他满头银发，眉头紧皱，似乎心事重重。总理转身离去，我下意识地跟了上去，陪在他身边。走出一段距离以后，我发现总理身边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温总理步伐很慢，甚至走路颤巍巍的，似乎高原反应很严重。我上前扶住温总理，他连连摆手称“没事”。
“救灾刻不容缓，现在就去开会！”从路边用塑料搭建的临时厕所出来，温总理就急切地往抗震救灾指挥部走去。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忙拉住温总理，劝他先去帐篷休息片刻。
我跟着总理走进了帐篷。帐篷很普通，大概不到十平方米，里面摆放了两张小床和一张小桌子。床上的被单被套都是白色的。总理坐在床上大口地喘着气。不忍心打搅总理休息，我连忙退出帐篷外面。工作人员拿来药物，端来一杯热水，让总理服下去。温总理边吃药，边询问救灾进展。休息不到半个小时，温总理就急匆匆地走出帐篷外面，朝会议室走去。晚上十一点多，开完会后，温总理又步行到玉树体育场群众安置点看望群众。
以上是记者成希在结古镇所见的温家宝。在此之前，温家宝下午六点零九分到达玉树机场，来不及吃饭，就先后去了结古镇民族商贸城、玉树州民族综合职业学校和玉树州人民医院，察看灾情并慰问受灾群众。更有知情人士说，温家宝因为劳累，高山症严重到在临时厕所尿了裤子，不得不换裤子。这绝不是有失尊严的事情，到玉树救灾的武警和抢险队百分之八十五都有高山反应，有的军人都住进了医院，最严重的得了脑水肿，何况温家宝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呢。
温家宝“五一”再去玉树“指导恢复重建”想必有备而去，高山症一定会轻一些，新华社跟踪记者又写了篇《侧记》，新华社记者的情绪再饱满，也没有成希的见证感人。
八年的总理多灾多难
温家宝的前任朱镕基的就职演说立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比较八年连任总理的温家宝经历的政治险途，简直不算什么。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温家宝就抛出“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两句引文。前者出自《明太祖宝训》朱元璋语，后者出自《宋史•王安石列传》。“天变不足畏”，可以从“非典”，一直列数到刚刚经历的南国雪灾。温家宝也没有预料到，一个多月之后就发生了汶川大地震。
“人言不足恤”内涵同样多。二○○四年，搞宏观调控时起，不但上海的老大、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敢对他拍桌子，南方报系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竟然揭露温家宝家族与平安保险的权钱交易。温家宝儿子温云松获得平安四千万原始股，帮助平安在香港上市，四千万转眼变为七十三点六亿。据说是曾庆红下的手。新老常委家族无人不搞权钱交易，势力范围比温氏家族大的有好几家，但是被国内报纸揭露的只有温家宝一个常委。为此温家宝气病了，在三○一住院一个月，直到八月邓小平百年纪念大会要召开才出院。二○○七年北戴河讨论十七大人事，温家宝又成为众矢之的，经济工作遭到老人帮的一致指责，就连提名他当总理的朱镕基也不再护着他，他的夫人张培莉、儿子温云松一同被中纪委根据举报立案审查。现常委直系亲属被立案，除了毛泽东搞路线斗争时期，除了“六四”之后的赵紫阳（据悉赵紫阳经商的几个儿子细到连公共交通的车票都被审查），也只有温家宝了。十七大实在找不到人代替温家宝当总理，才让他连任的。十一届人大召开之前的二中全会为温家宝打了翻身仗。会议一项议程是宣布张培莉、温云松经调查核实没有违法违纪行为。这种翻身仗是没有人愿意打的，放在谁身上也不是值得高兴的事。“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就是温家宝的一种公开的明示。就在十一届人大换届之前，与温氏家族的利益不可分割的平安系，以一千亿资产要融资一千六百亿，被证监会确认为恶意圈钱，遭媒体猛轰。看来与温家宝过不去的势力没完没了。
连任之后的温家宝，仍旧仕途多舛，奥运年经历汶川地震之后，奥运期间就爆发了毒奶粉案。在这种举世丑闻的漩涡里，温家宝去出席联合国会议，第一场和华界、商界见面会就主动做了公开检讨，至今念念不忘付出的巨大代价。
二○○八年，中宣部发动社科院、北京日报、学习时报、求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舆论和理论重镇，对普世价值进行围剿。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新华社刊发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原本是温家宝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内外政策的一段阐述，因为政治局常委讨论没有通过，温家宝就自己署名发表了。其中有“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温家宝实际是被围剿的中心人物。二○○九年围剿深化，政治局以上的大人物吴邦国、李长春、刘云山继政协副主席、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八年的一篇讲话之后，都对普世价值和三权分立进行政治表态。毛派极左网站主动参加合围，“乌有之乡”发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退休局级干部、邓力群麾下铁杆人物张勤德的文章，叫嚣“打倒赵（紫阳）、万（里）、温（家宝）反党集团！”○八年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提出中共二大、七大写入党章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张勤德公开叫嚣打倒国家领导人，中宣部却不闻不问，文章在网上一直挂了很长时间，最后有个老干部直接给刘云山写信质问，中宣部才发话让“乌有之乡”把张勤德的这篇文章拿掉，不许再上。
温家宝是中共另类吗？
去年，温家宝应付国内保八战役，政治表态不多，重大出访，均不成功。年初在剑桥演讲，遭到一名德国博士生丢鞋，面对挑选来的大批亲共中国留学生的大呼小叫，温家宝表现既不冷静又无政治家风度，也加入斥责：“老师们，同学们，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事后，还让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议。十一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温家宝实际玩砸了，也使得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模式”露了馅，中美关系发生逆转，自己把自己从发展中国家剥离出来，陷于外交孤立。
今年，温家宝忽然变身为中共政治舞台上的最闪耀的明星，这并不是因为保八成功，有了居功自傲的资本。中国的高房价、高通胀（各地蔬菜有的比肉贵），已经成为社会动荡的火山口，经济问题的严重使得温家宝依旧有粉身碎骨的危机感。同时政治环境丝毫没有改善，儿子温云松私募基金十亿美金的重大事件曝光于世界媒体。温家宝完全采取进攻姿态开始发表政治性的公开演讲。
一，最高调的表达要做人民的好公仆。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在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交流，他的开场白是：“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我是带着真心、真意、真情来同网友们交流的。我愿随意地同大家谈心。”交谈中他说：“当一个人为多数人所信任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已经是‘公共财产’，属于人民了。”在两会的重头戏总理记者会上，他如同表演一样念出台词：“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将以此明志，做好今后三年的工作。”
二，虽然没有再提普世价值，但是是用普世价值的核心理念公开触及中国社会的断裂的现实。二月二十七日在线交流中他说：“我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记者会上他说：“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地活着。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公开修正政府的假话。二月二十七日在线交流中他透露：“网民们大概不知道，我们普查了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达到三千万”，而不是过去公布的三十万。三月二十二日，温家宝总理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二○一○年会的外方主要代表，在谈到失业问题时说：“我知道美国有二百万失业人口，这让政府十分焦急，但中国的失业人口有二亿”，引起中外舆论的哗然。今年“五四”温家宝到北大讲：“纪念‘五四’运动，首先应该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当中去。”一改两年前胡锦涛到北大，参加建校一百一十周年纪念，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纂改“五四”精神和北大的传统。
当然温家宝出击的最有力的一拳是四月十五日发表《再回兴义忆耀邦》。
利益集团资源争夺公开化
与温家宝公开的政治表白相配合，还有大量对他个人的吹捧，有广为传播的《“发小”讲述眼中的温家宝》，透露“杨老师”（温家宝的高龄母亲）说：“温家宝从小立志为国家做大事。”“发小”是温家宝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和邻居。一般人的教育资源都讲大学，讲中学的少，温家宝例外，是因为中学名气比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要大，而且南开还出过一个更有名的校友周恩来。温家宝通过在线交流，让网民知道他当年一家人也在九平方米的房间里蜗居过，温家宝德高望重的母亲现在已经患了严重眼疾。
以上频繁的政治表态和吹捧是否能够证明温家宝是当今中共利益集团的另类呢？答案是否定的。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作为国家一名地质学家，夫荣妻贵，做矿石生意起家，又创办“戴梦得”宝石公司，垄断辽宁省的宝石矿产和中国宝石业，随后又进军证券、金融和房地产。张培莉和温云松与平安系结下不解之缘，“戴梦得”公司总部就由和平里搬进平安大厦。温家宝下乡视察可以穿十年以上的羽绒服和开了线的旅游鞋，但是张培莉的装扮一点不低于名牌服装与高级首饰包装的李鹏的女儿──电力大亨李小琳。有视频为证，张培莉手上一个翡翠戒指，被台湾顶级翡翠商人估价人民币二百万以上。台湾、泰国、缅甸名牌珠宝商，都为总理夫人服务。○七年调查温氏母子，举报者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温家宝想通过纪念胡耀邦表明他自己和利益集团是不一样的，这能做得到吗？温氏家族财富可能比不过邓小平、王震、李鹏、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胡锦涛家族，但是按官阶，一定是紧随其后的。
十八大前利益集团已经展开紧张的资源争夺战。江泽民动手早，六十年大庆开始，寻找思想理论的突破口，扩大改革资源。中共权贵利益集团的权力和利益全部得益于改革，就像毛泽东夺天下得益于武装斗争。人人都要争夺改革这面旗，但是看来江泽民资源占上风，胡锦涛相比资源十分有限。温家宝是现常委中进中央最早的，但是人脉关系最少，最孤立，他属于地质部出身，和上一届、这一届常委都拉不成帮。写《再回兴义忆耀邦》，就是要把自己的政治资源说成是胡耀邦，这只是想博得一个好名声，保家族平安，如果说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那是自欺欺人。当今统治中国的利益集团，仍旧是江泽民、胡锦涛二分天下。江注重中央要员安排，胡占据地方人事的优势。最近被炒得不亦乐乎的新疆换帅，实际是张春贤必须给团派大将周强腾地儿，团派旗帜已经把大部分省份插上。江泽民占据的中央份额更大，尤其盯准十八大的一把手。
世博会开幕式的名单全由今日的大内总管令计划安排。世博会开幕式根据外国首脑一般参加都是在本国展览日（周）的习惯，形成不了很大规模，就安排江泽民和十五大老常委朱镕基、李鹏、李瑞环，在四月二十三日第四个演练日，由俞正声和韩正陪同参观。据悉朱与二李参观完当日就离开上海。吹捧江泽民的新书《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四个分册，世博会前一起在上海出版，仅上海市委就订了两万套。
如今上海俞正声和重庆薄熙来成了政治局的两个另类。俞正声给人的印象是到上海之后不想干事了，令胡锦涛不太高兴，世博会之后能否明年进入十八大人事名单，是个未知数。而另一个太子党薄熙来是太折腾，令常委胡锦涛、习近平、周永康都不满意。习近平专门在北京看望了一个律师事务所，表达对薄熙来打压律师的不满。看来太子党绝不是铁板一块，正在分化。薄熙来到重庆是胡锦涛的决定，虽然军内一批实力派很挺他，十八大想回北京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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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杰发表文章：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的那篇回忆胡耀邦的文章发表之后，诸多海外中文媒体纷纷对其作“过度阐释”，某些对中国国情一知半解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口吐莲花，似乎这就是胡温要在任内最后两年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我对这些言论不禁哑然失笑。如果一个人说了三五次谎都没有被识破，说明这个人说谎的能力颇高；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说谎，却还有人当他是在说真话，这就跟说谎者的本领无关，这就是听众的信息接收和判断系统出了问题。
温家宝从来不是政治局中的“异议分子”
《南方周末》评论员郭光东在《温家宝忆胡耀邦文的不凡之处》一文中再三强调温家宝文章的“个人名义”，并说：“在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这样的文字、文风是相当罕见的。如果领导人能够不再限于用公文、报告的语调发布政见，而是多用一些《再回兴义忆耀邦》这样的人性文字，相信能为政坛带来一股活泼的新风。”我真疑心这位作者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仿佛是刚刚从月球空降中国一般。在中共极其严格的宣传机制之下，高官们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哪里有什么“个人名义”？个人永远服从于组织，即便是贵为总理的温家宝发表署名文章，也必定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是一种集体意图的表达。
那么，官方为什么允许温家宝发出“不同的声音”来呢？为什么其他常委都不发表此类署名文章，偏偏由温家宝出面呢？为什么胡锦涛要将这样收买民心的“好处”让给温家宝呢？在我看来，这不是温家宝具备了敢于充当一名政治局中的“异议分子”的勇气，而是最高领袖胡锦涛和政治局集体的精心安排。在政治局的九个小矮人中，需要选出一个人来扮演人民的慈母的角色，以维系民众对这个政权最后的希望，而温家宝的位置和性情都最适宜扮演这个角色。与之相比，作为最高领袖的胡锦涛需要躲在幕后，保持喜怒不形于色的神秘性。在此意义上，温家宝丝毫不比其他八个人心地善良、人品高贵和政见开明。如果温家宝真的跟其他八个人存在严重分歧，他哪里可能安稳地度过这么长的任期，更不必说以“三代老臣”的身份熬成首辅了。温家宝服务过的两届总书记先后中箭落马，他这个大内总管却安如磐石，难道还不能说明此人在权术和自保上有过人之处吗？
胡温当政以来，比起江泽民时代来，官场之腐败如同脱缰野马，贫富悬殊在全球名列前茅，新闻控制和文化封锁造成万马齐喑，“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逆时代潮流，铁腕“维稳”更是草菅人命。就政权之劣质化而言，胡温远远超过江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不是如同某些善于为胡温开脱责任的海外人士猜测的那样，是早已退休的江泽民的制约；相反，乃是胡温在意识形态上本来就比江朱更加僵化，胡温时代既得利益集团的纠缠也更为牢固。以温家宝为例，他自己装模作样地穿一双修修补补的破鞋，而他的妻儿均富可敌国，这两个自相矛盾的镜像，该相信哪个呢？显然，温家宝不是体制的牺牲品或异议者，而就是体制的代言人与吉祥物。如果连这个事实都认识不清，如果继续对温家宝过于夸张的话剧表演激情欢呼，那就比之《动物庄园》中的“奴在心者”的动物都不如了。
温家宝在文章中用诸多细节表明他对胡耀邦如何有情有义，即便胡耀邦下台之后，他仍然常常去门前冷落的胡宅问寒问暖。因此，《南方周末》的评论文章说：“从温家宝对待胡耀邦的态度上，我们依稀看到古风犹存，中国人士人风范还在。”其实，所谓“中国人士人风范”，根本就是作者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士人风范”，即便有，也保存在民间，而非朝堂。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从来都是“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有一丝人性的温情呢？温家宝之所以去探望胡耀邦，与他此次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一样，与他当年陪同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一样，不是由他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乃是得到“核心”的批准甚至根本就是“核心”所授意的。否则，温家宝与胡耀邦接触的时间并没有与赵紫阳的多，照理说，他与赵紫阳的关系更为亲密，那么，他去探访胡耀邦，为什么不去探访赵紫阳呢？赵紫阳被幽禁致死的遭遇，他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赵紫阳去世的时候，即便他人不能到场，但连一个花圈都不送，这难道就符合中国的“古风”吗？
可见，温家宝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什么事情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做什么事情会给自己带来正面影响。胡耀邦是可以去探望的，还可以刺探些消息来向邓小平汇报；而赵紫阳是不可以去探望的，如果去了，就是与“敌人”和“叛徒”划不清界限，就是立场不坚定，就不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所以，温家宝的这篇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什么也说明不了，背后也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玄机”。
胡耀邦违背邓小平命令，改善魏京生在狱中的待遇
温家宝常说，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殊不知，这句话用在他本人的身上更加合适。如果对温家宝“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会发现，温家宝与胡耀邦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从胡耀邦对待魏京生和温家宝对待刘晓波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发生，魏京生被捕之后，胡耀邦虽然未能阻止来自邓小平的命令，但他仍然在诸多公开场合表达不同意见。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障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他还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3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这些话放在今天仍然掷地有声。温家宝引用了胡耀邦的很多言论，为什么偏偏不引用这些言论呢？当温家宝政府抓捕刘晓波并判处重刑的时候，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胡耀邦所批评的对象？
最近，魏京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承认，是胡耀邦救了他一命。1984年，魏京生被公安医院确诊患有冠心病，邓小平亲自下令，将他送往青海高原，并且规定了极为恶劣的生活待遇，不给治病、不给电视报纸、不给改善伙食。连警察们都看出来，这是把人往死里整的措施。次年胡耀邦访问西藏、青海，专门抽出时间找司法系统的干部开会，听取了有关几个政治犯的情况汇报，并指示说：魏京生等政治犯患有疾病，目前的形势不能保外就医；但是也不能按照普通犯人的待遇。按照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应给与普通职工的医疗待遇，并且改善生活条件，达到普通居民的标准。对此，魏京生深怀感激之情说：“在那关键的几年中，胡耀邦确实救了我一命。由此我也相信有关胡耀邦的传闻是真实的。他的确是共产党内的异议人士；是一个存有善良之心的、敢于改正错误的好人。”
在魏京生一案上，当年的胡耀邦敢于发表与太上皇邓小平不一样的意见，还作出切实的措施和指令，改善了魏京生狱中的生活条件，从而救了魏京生一命。要知道，那时邓小平的地位是一言九鼎，对魏京生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胡耀邦这样做是要付出极大的风险的。而这才是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为了公平正义而置个人权位于度外的壮举。
温家宝参与重判刘晓波，带头践踏法治与人权
与胡耀邦对魏京生的宽厚态度相比，温家宝在刘晓波一案做过些什么呢？将刘晓波这样一位为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而奋斗的先知式的知识分子关进黑牢，温家宝是参与者之一。面对这起发生在其任内的最恶劣的因言治罪的人权案件，温家宝既没有公开发表过不同意见，也没有暗地里采取任何措施来修正之。可以想象，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刘晓波案件的时候，如果温家宝对此案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至少可以让刘晓波获刑的时间减少一大半，至少可以以此挽回一点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恶劣的国际形象。但从刘晓波获刑之重超过大部分人的预料的结果来看，温家宝并未这样做过。
迄今为止，对刘晓波的终审判决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照例他应当早被分发到监狱中服刑。但是，奇怪的是，他仍然被羁押在北京市看守所。这段时间，不仅他的亲人不能去探视，连律师的例行探视也被取消。他的妻子托国保送进去的书籍，居然遭到“有关部门”的无理扣押。对于一个喜欢读书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让其读书就是最大的折磨了，显然这是当局有意为之。40年前，曼德拉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监狱中都可以读书；40年后，刘晓波在中共的监狱中却连读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刘晓波所遭遇这些恶劣的待遇，温家宝真的一无所知吗？或者他知道了却无能为力？
胡耀邦受制于中共僵硬的制度，未能成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对他充满了敬重与同情；而温家宝根本就是专制制度的“二把刀”，企图利用胡耀邦的名望来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政治局涂脂抹粉，我对此种虚伪而矫情的文字充满了厌恶。胡耀邦让人尊敬，不仅仅是他的亲民和简朴，更是因为他对异议者的宽容，以及对公民基本权利和现代民主制度的认同。温家宝东施效颦地去学习胡耀邦的皮毛，却拒绝跟从当年胡耀邦的精神取向，可谓买椟还珠也。《南方人物周刊》评论员何三畏在《纪念政治人物离不开政治的意义》一文中道破了事实真相：“这些千百年来每一个亲民勤政和体察民情的政治家一直惯用的工作方法，就是现代政治的精髓，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政治策略吗？中国政治家真正需要突破的，是下层官员的‘安排’，而不是自下而上一级一级地筑起政治的合法性，建立持续稳定的制度保障。”所以，温家宝释放对民众的善意的最好方法，不是撰文纪念胡耀邦，而是立即释放刘晓波。我坚信，中国人民的尊严，是靠无数像刘晓波这样的普通民众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来争取到的，而不是靠温家宝空洞而虚幻的许诺与赏赐。
▲时事评论员杨光发表文章：我看“温家宝现象”
一、从“胡温新政”到“温家宝现象”
2003年曾有“胡温新政”一说。那一年中国突发“非典”，刚上任的胡锦涛、温家宝二人即时罢免了对隐瞒疫情负有责任的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两位高官，力主向社会公开疫情，举国动员全力抗灾，还亲临一线现场指挥，一展“亲民”风采。这一举动以及此后“尊重宪法”、“依法执政”、“行政体制改革”等政策宣示被人们普遍解读为“胡温新政”即将到来的标志。事后证明，所谓“胡温新政”实为夸大其词。“第四代”掌权近8年来，在政治建设或政体改革层面，胡温政府的主动作为其实相当有限，甚至可以说无所作为，还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突破邓小平理论、超出江泽民模式之处。即使是颇受好评的由2003年“抗非典模式”发扬光大的汶川、玉树“抗震救灾模式”，也不过是对江朱政府“98抗洪模式”的直接承袭，并无多少救灾制度上的创新意义。
事实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这两届中共中央整体性地呈现出一潭死水的现状，坚持消极改革、积极维稳的方针，很明确地以只救急、不改制为总体执政目标，甚至偶尔还有一些返毛复古的政治动作，60周年国庆大典居然抬出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文革标语。不仅“胡温新政”子虚乌有，胡温二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充其量也只维持了一到两年——那还是他们新官上任三把火、对“一把手行情”尚不十分洞悉、对角色定位尚不十分清晰的上台兴奋期。当二人逐渐找到了做主席当总理的自我感觉，胡锦涛甘当“维持会长”，温家宝成为“消防队长”，他们的政治蜜月期也就随之结束了。此后，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只有孤掌难鸣的“温家宝现象”，并没有双头合璧的“胡温新政”。
温家宝曾公开赞成“普世价值”（注：但温家宝并未使用“普世价值”这一党内激烈抨击的词汇，他的表述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却遭到了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等几位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媒体长达两年多的合力围剿。胡锦涛既未公开支持、也未直接批评温家宝的言论，但誓言要将“中国特色”进行到底，“不折腾”，更“绝不改旗易帜”。而温家宝也并不示弱，他利用“两会”记者招待会、“与网民对话”、“与大学生座谈”、接见国务院参事等各种机会，反复申说“公平正义”、“法比天大”、“不害怕民主”、“言者无罪”、“包容的雅量”、“人民的尊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等温氏观点。他似乎不太合群，其“另类”言论几乎无人附和，“出格”表现也极少有人追随。显然，这些观点仍是围绕“普世价值”的具体阐释与发挥，或可视为温家宝对其高级同僚的曲折回应与迂回抗辩。
今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暨“八九风波”爆发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再回兴义忆耀邦》的文章。他对那位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蒙冤去职、其猝然辞世又引发了惊天事变的前总书记罕见地予以高度赞扬，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耀邦同志”由衷的钦佩、敬仰之意和真挚的亲近、怀念之情。严格说起来，这篇文章算不上“出格”，至少并不比引发众怒的“普世价值”更出格。因为胡耀邦不比赵紫阳，虽然同样是在高位“没有站住”、来不及成为“领导核心”，但胡耀邦不是党的异己分子，中共中央亦曾以官方名义对胡耀邦作出过高度评价。问题仅仅在于，其他在任的高层人物均一律忌讳“自由化”、避谈胡耀邦，从来就没有任何人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过涉及胡耀邦的讲话或文章（如有这样的文章，也应当是在离退休之后发表的），这几乎已成惯例。因“六四”之故，胡耀邦的名字还不可能真正脱敏，胡耀邦的政治观点、功过是非、倒台经历、身后事端以及复杂的邓胡、胡赵关系牵涉到诸多党史黑幕，仍属当局禁忌，并不容许人们自由评说。
许多人认为温家宝的文章在发表之前或曾交给其他常委圈阅并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这似乎不大符合胡温二人的行事风格，应该不是事实。看起来，这仍是一宗孤立的温氏个人行动，与“中央领导集体”、更与“政治改革信号弹”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倒是反映了体制内部的张力加剧，更反映了胡温二人在观念上、主张上和个人关系上的不和谐有所外化。如果说胡锦涛热捧《张居正》暗示了他对当朝宰辅的不满，那么，温家宝盛赞胡耀邦则明示了温心目中最好的总书记是当年那位热诚、开明、亲民、廉洁的胡耀邦，而非眼前这位刻板、平庸、懦弱、低能的胡锦涛。
二、温家宝想表达什么？
在当今中共高层，温家宝属于比较“另类”的一员。之所以显得“另类”，首先就在于他比较孤独，比较孤单。并不是温家宝太出色，而是其他人太庸碌。反过来说，若高层人人都如温家宝一样言行，也就无所谓“温家宝现象”了。
由于中共政治缺乏起码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人们无从了解真实的高层运作内幕，以及他们之间的政见与利益之争，所以，大人物们稍有“出格”言行，总是让人津津乐道且众说纷纭，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度的解读。“温家宝现象”也不例外。有人认定温家宝是“作秀”、“演戏”，有人认为是“放风”、“试探”，也有人认为是派系冲突、权力斗争。这些说法均不尽合情合理，或有过度解读的成分。“温影帝作秀”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持此说法者，既有国内的毛左派、官场内反感温式作风的人士，也有海内外的异议人士。“作秀”的意思无非是说，其实温家宝内心讨厌“普世价值”、不欲“政治改革”，也不是真心诚意“亲民”，而是刻意把自己伪装成一位支持“普世价值”的“亲民总理”，以便鱼目混珠、欺世盗名。但这一流行最广的说法也最不合理，最缺乏对事实的解释力。温家宝为什么要放着四平八稳的“盛世”宰相不做，却要屡屡“作秀”让自己置身高层边缘、陷入体制内孤立？
至于“放风”、“试探”——意在为重启久已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作舆论铺垫，似亦不确。按照体制惯例，如果“中央”有意政改，这样的风应该由“核心”本人、或由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事务的部门来放，而不该由只有事权而没有“理论创新”之权的总理来放风，却又由中宣部和《求是》杂志来消风。若说温家宝的特异言行是出了派系冲突、权力斗争，此一解读又过于简单。温家宝不比薄熙来，他是当今体制内最没有派系色彩的人物，在中央党政军系统和地方系统均缺乏过硬的人事奥援，也没有不可摆脱的恩从纠葛，却处于“团派”与“太子党”两大势力均不便得罪、且均须拉拢的关键位置之上。他一无丢官罢职之虑，二无更上层楼之望，倒是应该超然于隔岸观火之地、轻取渔翁之利才对。
网上传闻中共高层曾有过三次“倒温风潮”，这恐怕也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当今的中共政局处在一种难破难立的僵持状态，权力斗争更多表现为相互掣肘、相互拆台等“台面下的斗争”。以私人关系求进、以表面“和谐”求稳、以年龄到线离位，这是当今高层人事的显规则。除非出现“非常事态”，除非大局万不得已，无人敢于破此规则，轻易搅局。高层所追求的乃是“集体安全体系”，大家可以实际上并不团结，却不能公然闹分裂。以反腐名义拿下一个政治局委员已经大损党国体面、大伤官场情面，若要以意识形态理由扳倒一个民望甚高的总理，恐非脆弱之极的本届当局难以承受之重。他们冒不起这个风险。
在我看来，温家宝所要表达的，不是作秀的清议，而是真切的期待；不是领导集体的愿望，而是一己孤独的心得；不是发起政治改革的雄心，而是对体制僵持的失落；不是进取心，而是挫折感；不是登高一呼、奋起争权的派系动员，而是官场寂寞、徒唤奈何的自我独白。
温家宝曾自比屈子，且感叹“机会不多了”。此种意蕴，正如他在都江堰抗震前线对空军军官说：“是人民在养着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亦正如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呼喊“我不是投降派”，胡耀邦在非正常去职后放声痛哭，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向全国人民说“我老了”，朱镕基在离任前向媒体表白，不求被后人评为一个好官，只盼人们认可他还算是一个清官。在中国官场，温家宝并不是特例，而是那些身在夹缝、有心无力的二号大人物的常例。他所表达的是“我已经尽力，已经没办法了”，是心中尚有残梦、却对体制无能为力的失望，是功无所成、愿无所遂、志不可得、身心疲惫的悲凉心情。
三、“六四后遗症”与中共体制的僵化
要理解“温家宝现象”，不能就温论温，或就胡温论胡温，而必须深入中共的体制背景与现实困境。自“六四”事件、苏东巨变之后，中共高层即陷入深度恐惧之中：不仅是对未来“清算”的恐惧，而且是对任何国内外变局、动荡乃至一切“政治事件”的恐惧。当然，这也是对“深化改革”的恐惧。这种恐惧已深入骨髓，呈现为“集体无意识”。这使得政坛上、官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数不清的“政左经右型”人物，也使得黑恶化的政治短期行为盛行不衰。在“六四后遗症”的症状之下，贪腐谋私、甚至画地为牢各自为政，都已经算不得“出格”，但欲对官僚体系动大手术、对政治体制作真改革，却必定是“出格”的和众所难从的。因为那会让所有的掌权人物——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们——都感到风险来临，都有可能让他们同时失去政治上虚幻的安全感和利益上真实的保护网。
当然，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岂止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正在静悄悄地经历着深刻的分化与蜕变。中共政体的条块系统早已不复如旧，除了军事和宣传这两个“口”仍保持着自上而下的“条”的外观，党务（人事组织）、政法、纪检，尤其行政与财经系统（即温家宝所在的系统）则至多只剩下半个“条”，其众多的神经末梢已大部被“块块”所侵蚀。“政令不出中南海”业已成为制度性常态。而各个“条”的最高端也并非都能够“有机统一”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比如说，李长春或郭伯雄固然可以不买温家宝的帐，习近平或周永康也未必一定就买胡锦涛的帐。而另一方面，每个大权在握的人若想要自己坐得稳，他也就必须让其他大权在握者都能坐得稳。中共虽仍然拥有一套“集权”或“独裁”体制的正式建构，但它的实际功能已经大为衰减，而且无人敢于去触犯这套正在衰变的体制，不可能对其愈来愈大的系统张力予以主动的消除、对其愈来愈多的功能障碍进行全面的修复。在当前的格局下，这是极不可行的，因为条与条、条与块之间只有相安才能无事，也只有无事才能相安。
在僵化而又脆弱的现行体制之中，官场便形成了以权谋私易、以权谋国难的复杂困境。公忠体国者，或者“出类拔萃”者因容易惹起是非，必难觅用武之地。所以，无论是温家宝的右倾言行，还是薄熙来的毛左行径，均难以在当前政局中有所作为，遑论建功立业。与这些颇显异端的政坛人物相比，胡锦涛这种类型才是更顺应这个时代、更适宜这套体制的人物。中共掌权60年，胡锦涛是唯一真正接下班来的既定“接班人”，这不是偶然的，是僵化的体制呼唤着、维护着平庸的领袖。后“六四”时代的党国体制已不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或雄才大略之辈，最佳的领袖人选正是这样的人物：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
然而，“温家宝现象”或“薄熙来风暴”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僵化的体制正在、或已经接近了它的“稳定”极限。右派与左派、官场与民间，均已对眼下这场基于恐惧的政治平衡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也许，只需有一些来自体制外部的冲击，僵局就将瓦解，而一场不可避免的动荡、或一场真正的政治变革，已经离我们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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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高申文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温家宝撰文纪念胡耀邦，加剧十八大前的排班站队/
胡耀邦变成了一块贞节牌坊。有人想将这块牌坊挂在自家的门楣上。
这就是最近那个叫温家宝的人，写文章回忆胡耀邦的原因之一。
正如华尔街日报中文网4月17日的文章《温家宝悼胡耀邦掀开中国政坛神秘一角》中，引述国内一位官方报纸的编辑的话说“这与政治改革无关，与温家宝的个人声誉有关”。
温家宝的个人秀场，原本就没那么高深莫测。海内外的过分解读，反而离真相更远，离做秀者要达到的目的更近：牌坊是越大越好啊。用胡耀邦这块牌坊，即可以挡住温夫人的珠光宝气，也可遮掩温儿子的权私财气，更可遮住温个人权术手腕的阴敛戾气。
有评论将温的文章解读为经过政治局常委的集体决定，或得到了胡锦涛的首肯。如前文所引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就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的看法说，“这篇文章显示，温家宝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他们已经就政治改革达成了新的共识，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渐进式改革。”
世界日报4月15日的文章《借纪念胡耀邦抗极左“倒温”胡锦涛默许》认为：“北京政界感到诧异的是温家宝的文章，怎麽可以在人民日报刊出。唯一的解释是，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致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得到的另个可信的诠译是，胡锦涛出手了。”“每年春节必到胡耀邦家拜年的除了温家宝，还有一个人，就是同样由胡耀邦选上来、而且时间更早的是胡锦涛。来自北京的政界消息说，胡锦涛在最近一、二个月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一直以放手放权的方式力挺温家宝。”
看中国网4月16日的文章《温家宝高调纪念胡耀邦壮团派声势》，也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的看法，指出，“温家宝发表文章，是期望树立出身共青团的胡耀邦的推动改革精神，藉此巩固团派，预期同样出身共青团的胡锦涛会在十八大再让一批团派上位。”
难道真是胡温联手？
统观国内外对温相回忆胡耀邦的解读，很少有人在时间上留意这样一个微妙的细节：国家主席胡锦涛于4月12日至13日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4月14日晨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当时胡刚结束核安全峰会，正准备赴巴西利亚参加“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4月15日晨人民日报发表温纪念胡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同日下午，理温家宝飞抵青海玉树地震灾区；4月17日胡提前结束访问回国，马不停蹄，18日到达地震灾区。若是胡温一体联手，关系亲密，温就代表着胡，那胡犯得着如此急迫，一个老人不远万里，不顾时差，更不顾高原反应对身体的伤害，马上跑到灾区，仅仅是因为地震吗？
纪念胡耀邦这类敏感话题，往往引动高层左中右的互动和反弹，如果放在常委会上讨论，其结果往往只有一个，就是搁置。视维护稳定为第一大局的常委会，连个公布官员个人财产的决定都通不过，怎么可能在事涉政治体制改革，事涉六四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空前一致地通过这样一个决定？
另外，就算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决定，那么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完全可以由中宣部组织一些边缘人士去写，为何单有风光出尽的温家宝出面。无论是中共法统，还是团派正朔，这个秀要做也是由胡锦涛去做，断轮不到温家宝。
再退一步，就算集体决定，该文章的发表，也应当是在胡在国内的时候，万一出了问题，也好及时补救调整，为什么偏偏选在胡出国期间？
复又退一步，集体决定了此文在4月15日发表，那么在4月14日玉树发生地震之后，也可以在紧急事态下，为避免不可控的意外发生，暂时停止发表此一文章，等事情稳定之后再说。这类纪念文章，又没有那么急迫的时效性，不是非要按时发表不可的。胡耀邦死了21年你都没有大动作，为什么偏偏要在此时按时发表？
再退一万步，就算是胡锦涛同意温家宝发表此文，作为党魁之一的胡不可能不懂得此文的涵义，不可能不知道该文会引发外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联想，不可能不考虑此文给温个人形象带来的光芒，不可能不担心因他的同意而导致党内的争论，从而给政敌以口实等等情况，以胡十年王储八年人主处处谨慎的个性，他不可主动同意发表。那么如果真的是他“同意发表”，也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不得不同意。面对已经“拥有人民支持”而越来直我素我行的温家宝，出于维护集体团结的需要，出于维护本届常委会统治大局的需要，出于要借重温家宝平稳过渡到十八大的需要，他已经无力阻止，被迫同意，任由其想做啥做啥了。
唯一的解释是，这既不可能是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决定，也不可能是胡锦涛首肯之举。恰恰相反，是温趁胡离开大内，他实际上成为国内权力第一人，加上玉树突然地震，各方自顾不暇，权力出现空隙之际，利用手中权柄，趁机捞取个人名望之举。
由此，胡锦涛匆忙之中提前返国，也就有了更为可信的原因——仅仅一个地震，前方有抗震救灾指挥部，胡完全可以从从容容结束访问，大不了弄场越洋视频会议来凸现亲民即可，断不会如此置国际社会于不顾，反衬出一个大国领袖在突发灾难面前的被动，和唯恐权力旁落的窘迫与无奈。
胡回国即不顾鞍马劳顿，也不顾高原反应就直接到达玉树，不光是跟“人民群众在一起”，也反映出他急于消解温突然又上涨的个人声望的心态。一篇敏感高调的纪念文章，加上又是第一个赶赴灾区，温两天之内又赚了个盆满钵溢。
温纪念文章中还有一个伏笔，就是树己贬胡锦涛。该文章讲述的故事，大约是在1986年胡耀邦到西南地区考察的一段往事。香港《明报》署名孙嘉业对此评论称：“温家宝在文中对胡锦涛却只字未提，这里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温家宝借纪念胡耀邦向团派和胡锦涛示好，二是温家宝借这篇文章来对外显示，自己才是胡耀邦精神衣钵的真正传人。”
仔细看过文章，就会发现，孙嘉业所说的第一点其实根本不存在。文章不仅没有向胡锦涛示好，还暗示胡耀邦对胡锦涛并不信任，才在贵州指挥温家宝上演了一场寒夜暗访了解真情的故事。
温的文章说，1986年2月7日，胡耀邦的考察组到达同志风尘仆仆赶到西南州首府兴义市。“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而当时主政贵州的，正是刚刚离开团中央第一书记外放历炼的胡锦涛。按理，胡耀邦是共青团派的鼻祖，胡锦涛更是他千挑万选的共青团接班人，二胡之间的渊源似乎更深一层，而当时温家宝刚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不久，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算老胡对小胡不信任，也万万不会在一个新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面前表现出来。
另外，如果按温家宝所说，耀邦经常强调到地方上要“看看他们没有准备的地方”，那么1986年那一趟半个多月，耀邦到过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应当每个地方都可能要去暗中调查一番。在大内浸泡20多年的温家宝，不会不明白为“当今圣上讳”的规则，他大可以提一提在云南、广西耀邦要他暗中走访的情景，同样可以铺陈耀邦“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为什么他却偏偏强调贵州，拿当时胡锦涛主政的贵州说事？
这当然不是失误，或无意间的闲笔，而是典型的春秋笔法。用耀邦对锦涛同志不信任的暗笔，勾勒出二胡之间冷漠的背景，来更好地反衬温与耀邦的“亲密”，强化将耀邦与温的形象的迭加效果。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一个更为隐藏的潜台词，正是孙嘉业所说的第二点：“温家宝借这篇文章来对外显示，自己才是胡耀邦精神衣钵的真正传人”。
由此，我们可以基本得到结论，温发文仅仅是个人意志，非中共常委集体决定，更非胡锦涛授意。而且温这么做，活脱脱衬出胡锦涛作为一代弱主，无力全掌中共局面的现实。
自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之后，温表现得越来越强势。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有人民的支持”。温地震后二小时即奔赴四川，将自己的高大形象一下子定格在碌碌慌张的中共群僚，尤其是政治局其他8个常委之上。到灾区后，边走边发指示，本来调不动军队的他，因为借助了舆论的力量，他要军队，江胡若不批准，则要背负骂名，如此，反而使党中央、中央军委成为他的命令的执行机构，成了他的个人内阁，军机处。他要什么，江和胡那边就批什么，一时间，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温家宝的雷厉风行甚至成了西方首脑的榜样，溢美之辞响彻云霄，光辉形象遍及全球。温家宝成为美国知名社交网站Facebook最受欢迎政治名人第六名。
等胡锦涛回过味来，一切的光芒已经全被温家宝夺走。没奈何，胡只好在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典礼上，只带着李克强出席。有评论认为，温家宝不愿意陪同前往，是不想将自己的光芒给胡分亨。也许还有另一层意义：胡锦涛也不愿意汶川地震被温继续利用。
从那以后，温家宝的特立独行越来越多。以至今年1月21，美国著名智库欧亚集团评选出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全球十大领导人，温家宝排名第一，风头盖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国际声望中却直线下降，据德国之声报道，4月份的一项全球最受欢迎领导人国际调查中，胡锦涛惨遭垫底，排名甚至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之后。
除了发文回忆胡耀邦，还出版了《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一书，一夜之间摆满全国的大小书店。要知道，这一下子打破了两个中共惯例：一是打破了国务院领导在任不出书的惯例；二是打破了了在任党的领袖没有出书，总理就率先出书的惯例。在壁垒森严的中共体制中，这绝对是绝无仅有的事。毛在任时，出过书的刘少奇被打倒，而深谙为官之道的周恩来就没有出书。此后，赵紫阳在总理任上没有出过书，李鹏、朱镕基都是退休后出书。
温家宝这样做，并非其不谙官场之道，而恰恰是他看到胡是一位弱主，政治局常委其他人更是自保有余，他顾无暇，正好给他在任出书提供了机会。
中共的领导人都喜欢出书，这是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那里学来的传统。勃列日涅夫的虚荣心极强，他要证明自己在任何领域中都具备卓越的才华，包括文化领域。他组织了庞大的写作班子为其撰写理论文章、自传和长篇小说，并大量印刷精装本，将这些堂皇的巨著发布到每一个党小组之中。
中共领导人有样学样，逐渐将之演化成一种统一全党思想，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标志性手段，具有鲜明的专属政治含义。从毛泽东到江泽民，无不如此。既然是统一思想、确立核心，那么只有党的一把手才能这么做，其他人再位高权重，都不能置啄。现在胡锦涛都没有出书，更没有确立核心地位。温家宝一反常态，超越自己前面的总书记，以总理身份出版图书，除了虚荣心外，在弱主时代展示自身的实力，是其当然目的之一。
出书就像无声的宣言，一时间洛阳纸贵，在总书记胡锦涛还没有出版个人专著的情况下，在十八大人事争夺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胡这个准核心更加不准了，谁是核心的问题于是被解读成了谁不是核心。WHOiswho?封疆大吏向谁的马首是瞻，至少也成为一个问题了。社会上温胡体制的说法，已经逐渐取代了原来的胡温体制，由胡温而温胡，倒置的不光是两个字，中共集体领导的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继续营造开明形象。众所周知，中共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投资数百亿搞金盾工程，通过扫黄打非清理网络，连续扩增网络警察的编制，并招募数百万兼职的“五毛党”引导网络舆论，连番举措下，已搞得怨声载道。这时，温在他结集出版他的所谓访谈录中，有意加入了“网聊部分”，就是意图营造亲民形象。新华出版社的副社长要力石就说，“温家宝总理的网聊部分”，不同于平日里的发布会，这也体现出了温总理平易近人的亲民作风。”
这在上海世博会的开幕式上已经展示无疑。除了吴邦国坐镇京畿，胡带另六个常委出席，独温家宝没有去。网上有人为此辩解说，中央规定党和政府领导人不能同时出现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如果这种规定是真的，温守着北京就是了，为什么却又跑到玉树去？这不是明摆着骂胡等七常委吃喝玩乐，而独他一个人关心群众疾苦吗？有评论就认为这是温的“政治表态”，温家宝的强硬是因为江系势力正在衰竭，温要通过这种举动来表明，江系衰竭并不就意味着胡系的壮大，他必须要有发言权。
据知情人透露，温的灾区之行打乱了中宣部通过宣传世博淡化玉树地震的计划，受到网民赞许和欢呼，一位主管宣传的领导更是气愤地说：“他是要网民，也不要我们宣传部门。”
温的连番异常举动，显然是收到了奇效，就连海外民运人士都为之一振。知名民主评论家张三一言甚至提出“现时褒温贬胡有天时地利人和之效”。张三一言认为：“互联网和人们权利意识觉醒，现时是体制外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这话语空间主流是倾向於褒温的。更难得的是体制内‘宣传阵地’局部出现了‘民间化’空间的迹象，而这‘民间化’体制内传媒也是奉温的。民间民情或国外舆论均倾向於温。如果自由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独立人士若能在这样局势下强化褒温贬胡，是会有实效的。即使没有实效，也不会有多大害处。所以不妨在这方面试试。”
与此同时，一些许多赞扬温家宝，贬损胡锦涛的文章开始出现。如一篇叫《支持温家宝先生，寄望温家宝先生》的文章，就几乎是一夜之间被刊登到国内外很多网站。文章开尊明义地将矛头直指胡锦涛：“中国的某些事情如果搞不好，主要的责任决不在温家宝先生。是的，他不过是一个第三小提琴，虽然他的音量有时超过了第二小提琴，但决不是那个最后拍板的人，也盖不过整个乐队的声音。”
胡少江的评论《“温家宝现像”说明什么？》也认为，温家宝似乎试图想改变些什么。他不仅公开出面为自己树立政治威信，甚至与党的一把手争抢风头。前不久，他甚至为自己出书，成为第一个在任上为自己出书的总理。他的这些举动似乎有些反常。因为温家宝绝对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否则他绝不可能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为两任下台的总书记服务之后仍然能够在党内生存并得到提升。谨慎的温家宝敢于出面与领导核心争抢民气这一现像只能表明，这个党的核心的威望正在开始从最高层崩溃。
而在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集权体制中，核心权威的崩溃就是这个体制崩溃的开始。
这是中共即将崩溃的强烈信号。众所周知，中共自邓后实行集体领导。所谓集体领导，有两个要件，一是要有个一核心，这是邓“集体领导也要有一个核心”的本意，二是大家都在一条破船上，要倒霉一起倒霉，谁也不能做破坏集体的事。江泽民时代的集体领导，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胡时代，本来也应当是以胡为核心的。但温的异军突起，我行我素，在很多事情上达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地步，故意无视权力的潜规则和显规则，对江、胡两个核心视而不见，对权力同僚爱搭不理，对没有坐稳核心的胡领导下的中共集体，是一个巨大伤害。
温可能也无心要破船，但他一定是在尽量维护集体利益时，尽最大可能地捞取个人的利益。这种利益，或是政治的，或是经济的，或者二者兼有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屡屡标新立异，而又没有实际越过底线，弄得统治集团对他打不得，骂不得，更捧不得。就温的实际处境而言，胡“核心”不仅已无力制约他，还得靠他这块招牌来装点亲民的门楣，更不肖说平衡人事问题时要把温的因素放在重点了；就连准太上的江前核心，要想继续保护发言权，也得仰赖于温，温实际上处于中共十八言话权十分核心的地位，各派即打他不得，就只有拉他、靠他。
温对集体领导权威的这种挑战，必然在中共内容引发连锁反应，加剧十八大前的排班站队。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官员们，在江核心越来越日薄西山，胡“核心”愈来愈说了不算的情况下，只能加速上演更为丑陋的叛变、投诚、效忠、打击闹剧，这势必最终引发表面大团结的实质分裂。中国进程将再次进入一个波谲云秘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