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四）
让我们跳过关于这些本质的争论，回到我们共同所追求的起点：自由。二十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运动正是这样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它声称掌握了全部真理，承诺给全人类一个完全自由的“人间天堂”，结局是导向集中营与古拉格，如今，我们依然身处其中。
今天的政治秩序构建在这样一个历史根基之上，它起源于一场国际性的极权主义运动，之后，演变为本国独有的东西。这场运动本身已经终结，成为历史，然而，作为运动遗留下来的社会后遗症却远没结束，现行的秩序就是那场运动遗留下来的产物，没有人怀疑它压制自由、违反人性的反动本质。
毫无疑问，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同时，自由本身也并非没有缺陷，自由如果没有秩序作为保障，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反过来又可能妨碍自由本身，因此，“没有绝对的自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
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垮台的经验证明，从旧秩序的解体到新的民主秩序得以稳固之前，存在一个过渡地带。在这里，人类重获尊严和希望，同样，也掺杂着失意、丑陋和罪恶；有自由、民主的新生，同时，滋生出清算、复仇、盲目的排外情绪和民粹主义；愉悦、痛苦、自卑、愤怒这些人类真实的体验在极度压抑之后全面爆发，这是一片用人类智慧难以窥测的领域。
对于这样一片领域，甚至有可能超出目前人类最为丰富的想像力，从实证的角度讲，中国不会是一个例外，除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力量和宗教的宽容精神能够对其加以影响，别无办法。然而，人们不能因为它的存在就刻意回避这段进程，而是需要面对它，重点审视它，这正是体制内改革派目前所遭遇到的一个困境，一方面，他们试图追求新的秩序，另外地，因为恐惧这片无法跨越的领域，又反过来维持现行的秩序，稳定它，巩固它，为未来的历史埋下更大的隐患，潘岳那篇著名文章《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似乎隐晦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将全部的责任推卸给在他们眼中是“全知全能”的党的核心领导阶层，放弃自身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在我看来，他们正在陷入一种“叶公式”的尴尬。
（五）
我们并不否认有这样的迹象，党的某些核心领导成员有开明的作风，甚至有致力于政治改革的思维和倾向。问题是，我们对党的核心领导阶层的决策机制及其内容一无所知，他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公布真相。因此，我们无从判断他们表现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内心的真实意愿亦或仅仅只是迷惑外界用来获取权力的权宜之计，即便这种意愿是真实可信的，又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首先，在现行秩序下，一位党的工作者进入党的核心领导阶层，必须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巩固“他”手中的权力。
其次，即使在权力得到巩固的情况下，同样必须耗费相当大的精力去维系这些权力的日常运转。
第三，在各种现实因素的牵制下，“他”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实施其改革计划，保证“他”的同僚和后继者不会中断“他”的计划？政治改革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将“我们”和“他们”自身的命运带向何方？这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个体制是否会以其巨大的惯性力量将“他”排挤出这个权力结构，从而导致其政治生命的失败和终结（让我们回忆一下胡耀邦和赵紫阳。）？或许，这些正是极权统治与“家长式的权威体制”的根本不同。
最重要的是，只要“他”放弃“他”心中的这些冒险计划，“他”可以体面地、安全的、四平八稳地退休，安享晚年，至少目前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会指望这些老人们主动去承担政治上的风险吗？
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排除党的核心领导阶层有推进政治开放的可能，但是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政治运作和安排之上：即通过推进自发的、独立的民间维权运动和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迫使整个体制在一些方面作出实质性的改变，扩大整个社会的自由程度，作为社会整体改变的一部分，比如：各种地下研讨会的召开、独立于官方审查系统之外的地下出版物、优秀的地下艺术流行、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的新思想、律师们的公益维权、民间NGO和地下基督教会的组建乃至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通过种种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已的财产权利，等等，对我们而言，这是应该去做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是争取将命运掌握在我们自身手中的唯一途径，至于来自党内高层的政治改革，我们无法预测它将会何时到来。
（六）
毫无疑问，体制内改革派的存在为活跃整个社会的思想、视野乃至政治光谱中政治力量的对比，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他们揭露事实的真相、启蒙和传播新的思想、进行富有成效的政治思考、普通人无法拥有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等等，其工作本身是极富意义的。然而，由于他们自身立场和出发点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自我定向（如果还不是自我审查的话）和某些思想上的成见，刻上官方或半官方的政治烙印。
他们努力地为国家和民族进行工作和思考，然而，一旦在现实中遇到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却往往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通过这个体制的自我改良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当他们面向这个体制进言时才发现其实收效甚微，说到底，这并非能力和权力大小的问题。
体制内改革派不愿直面的现实是整个体制出了问题（如果承认有问题的话。），而绝非这个体制某个局部的问题，甚至不是党的核心领导阶层的问题，他们寄希望于党的核心领导阶层，看上去这是一条最为简单实用、代价最小的改革途径，事实上却远非如此，这个权力结构任何一点的触动和改变都有可能引发雪球效应，导致整个制度的坍塌。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一个乡镇官员的任选机制与改革党的核心领导阶层的任选机制实际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只要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真正通往自由的道路（至少理论上如此）。
在政治改革的具体步骤上，于建嵘主张首先实行“县政自治”，这样的改革在技术上似乎看起来可行：它不会削弱党的核心领导阶层的实际权力，也不会触及核心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改革的阻力较小，并且能够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支持。
实际上，从制度层面考量，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比如：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公民自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县乡独立媒体、公民的思想自由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党化教育与教育的独立、多元之间的关系？议员（人大代表）的提案权如何在选民意志与党的权力之间做出平衡？党的核心领导阶层的经济政策制订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行政权力如何衔接？司法问题，等等。
因为这个制度是环环相扣的、有机的统一整体，核心在于全面控制，一旦推行改革，其后果就远远超出“县政自治”这一概念本身涵盖的内容，党的其他部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意义，成为一座“空中阁楼”（类似的胡星斗有一个“虚省强县”的改革预案，其实质是一样的）。
因此，党的核心领导阶层不可能采纳他们的意见，这是指望党的核心领导阶层主动实行所谓改革的必然结局，是当前体制内改革派的最终归宿，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滑铁卢的命运，问题并非出在改革预案本身，也非党的核心领导阶层仅仅出于集团私利或者思想保守的缘故，像表面看上去一样，恰恰是这个制度本身使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