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反对封建主义”
“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中国人喊了近百年，然而这个口号是否完全正确呢？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在实践中出现了偏误，对此，笔者已作了一番研究。关于“反对封建主义”呢，它在理论上就缺乏正确的支撑点。
“封建主义”还是“皇权专制主义”？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27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具体地写道：“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28
然而，毛的“三千年封建说”或“周秦以来封建说”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情况。这一结论忽视了自秦以来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或统治方式同西周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它同西欧封建社会有着相类似的特点。周天子将国家领土分封给各诸侯，各诸侯在分封领土上“封土建国”，成为各国国君；各国君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在经济、政治、法律上享有自主权，其王权世袭。秦并吞六国、统一中国后，既然扫灭了诸侯，也就废除了近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县制度，即“废封建，立郡县”，天下三十六郡，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统治，建立了权力集中于皇帝的中央集权制，这是国家政权结构的重大改变，怎么还能同西周的封建国家（所谓“国中之国”）相提并论呢！
问题在于，自秦至清末如果不称其为封建社会，那么应称什么社会呢？按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别无选择，只能称其为封建社会。要正确界定秦以来两千余年的中国史“五阶段论”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坎。为跨越这道坎，李慎之启用了一个新概念：“皇权主义”，或“皇权专制主义”。29对此，笔者赞同之。那么，这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就可以称之为“皇权专制社会”。这一理论观点，跳出了“五阶段论”的狭隘框架，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史乃至近代史提供了新视野、新方法。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史中，皇权专制的情况（程度）是有差别的。如秦汉（汉设丞相，有所谓君权与相权之间的某种制约）之间就有差别，唐宋之间亦是。到明清取消管辖行政权力的丞相，皇权专制到达巅峰。虽存在这种差别，但从体制的总体特征看，这两千余年是皇权专制社会，是秦政制的延续，是没有错的。第二，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其经济基础都是以小农为特征的农业社会，这就意味着，农业社会的国家政权可以是封建式的，也可以是皇权专制式的。另外，专制式的国家政权既可以建立于农业社会，也可以建立于工业社会（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极权统治）。
用“封建说”与“皇权专制说”来解释中国历史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封建说认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30 毛在另一处的表述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1 而皇权专制说认为，皇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皇权专制主义的矛盾。
在革命对象问题上，封建说认为，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由于秦政以降封建制度已不存在，总不能将已不再存在的东西当作革命对象，毛于是把地主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他写道，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32 皇权专制说则认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皇权专制主义。自辛亥之后，旧式的皇权专制主义是被推翻了，但改头换面的皇权专制主义不断再现。“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民主革命的对象依然是翻新的专制主义。
毛对中国史的误读与中国革命对象的错误指向
毛泽东将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又把封建主义落实到地主阶级，或者说把地主阶级拈来当作封建主义的替身，于是，反封建就成了反地主阶级了。只要剥夺地主的土地与财产，消灭地主阶级（有不少地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民主革命就大功告成！事情就是这样做的。但这样的革命是否为中国创立了民主制度呢？没有，远远没有。为什么？因为民主革命的对象不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也不等同于地主阶级；消灭地主阶级无济于民主制度的降临。中国民主革命的真正对象是专制主义。因此，以反对封建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理论指导实在是新民主主义的一大误区。
这个误区的理论根源除“社会形态五阶段论”外便是对“阶级国家论”的套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国家是一定阶级的国家。在奴隶社会，国家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在封建社会，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根据这个非科学的简单化理论，毛泽东因此认为，秦以来的封建社会的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中国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其矛头指向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33 一言以蔽之，统统归结于地主阶级。毛的这些结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存在很大的出入。
首先，秦以来的国家不是地主阶级的国家，而是为某一皇族所控制的国家。秦国是秦皇族的国家，这一皇族覆灭后这个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汉、唐、宋、清等各朝的国家莫不如此。这两千余年专制主义时期的国家始终是以皇帝为首的家族统治集团的国家，即所谓“家天下”。皇帝的权力总是在其家族内部传承，即所谓“嫡长继承”，这是延续皇权的法则。地主阶级不是这类国家的统治阶级，它不是国家权力的占有者。它只是社会中一个有势力的贵族阶级。它和农民阶级都是这类国家的被统治阶级；当然，它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悬殊，其中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受着地主的剥削。地主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它是专制主义国家政权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统治者的施政国策或多或少要向这一阶级的利益倾斜，但他们与国家权力的占有者（统治集团）不能划等号。冯天瑜在《“封建”论考》（2006年）一书中提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一说，以取代“封建社会”的概念，这一提法仍未有跳出“阶级国家论”的思维模式。第二，中国古代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而是专制皇权对社会（主体是农民）的掠夺（注意：掠夺与剥削有区别）与压迫。这一点在专制腐朽的皇朝那里尤为明显。第三，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主体是农民）与专制皇朝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刘亚洲亦认为：“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34 第四，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下爆发的多次农民起义，不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是反抗专制皇朝的腐朽统治。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又说每次农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这里前后的逻辑悖论是，既然农民起义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说明农民起义的指向是专制皇朝，而非地主统治，再说，地主阶级不占有国家政权，谈不上什么“统治”。
对于自秦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化，毛并不否认。他说：“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35 这里又是一个悖论：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就不再是封建国家了，是封建国家就不可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蕴含内在逻辑悖论的理论观点一经流行，使“封建”概念内涵模糊，外延扩大，使封建主义顶替了专制主义，从此专制主义长期潜伏，即使在以后的多次革命风潮中仍得以安身，一次又一次地逃脱革命的批判。如“五四”运动中只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未有提出“打倒秦家店”（这同新民主主义没有关系）。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是只提反对封建主义而不提反对专制主义。直到文革之后，中共上层亦深感专制主义危害之烈，但仍借用封建主义以指摘专制主义。如叶剑英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肃清封建主义的讲话，李维汉1980年向邓小平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这一课”。遗憾的是，专制主义仍没有验明正身，更没有伤筋动骨，源远流长的血脉延续至今，还敢于当着大众吞噬自由、民主的婴儿。
毛的秉性：对专制主义的偏好
毛泽东将封建主义确定为革命对象，而将专制主义隐姓埋名。从他的智力，从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以及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应该明白，专制主义是中国迈向民主宪政的大敌，无疑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个中原因，笔者自然不好妄加猜测。但是，有一点恐怕是清楚的，那就是，毛对专制主义的偏好。这种偏好，在夺取政权之前，自然不便充分显露，但已有流露。《沁园春•雪》一词（此词作于1936年，发表于1945年毛赴重庆国共谈判期间）中所抒发的情怀即是。诗言志。在词中，秦皇汉武，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的眼里。全词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收尾，表露出他要超越历代帝王的王气和霸气。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心路历程，发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料，那就是毛在十七岁（1910）那年所写的《咏蛙》诗。那年毛离开韶山，去了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入学考试时学校规定的作文题目是《言志》，毛以《咏蛙》命题其诗如下：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36
此诗虽不像《沁园春•雪》那样充溢着王气与霸气，自信我毛泽东是超越历代帝皇的一代枭雄；但山大王那种必欲凌驾群伦、一朝得势便横行无忌那种居心，已表白得淋漓尽致。十七岁的毛泽东就凸现这种强悍秉性，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大刀阔斧地施以暴政也就不奇怪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中国的历史至今是领袖的历史。
1949年中共建国。1950年在中共起草的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毛擅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万岁爷”是皇帝的别称，毛自己加上这一条，推广到全国，等于是自称“皇帝”，要百姓匍匐在他的脚下。1958年他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在中央全会上毫无掩饰地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是历史上公认的暴君，毛竟敢说“超越秦始皇一百倍”，说明专制独裁就是他的追求。在此之前的1957年他谋策了一场残酷的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场全歼性的整肃，使知识分子群体失声，自由民主断层。这年夏天，毛接见了上海文艺界人士时罗稷南向毛提出了一个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思索片刻后认真地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37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我们知道，毛一直推崇鲁迅，多次说，“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1937年，毛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1940年又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评价之高超过地球之三极！然而，曾被毛捧上了天的伟人当毛主宰了国家命运之后却要把他抛入狱中！这典型不过地说明，在毛的极权统治下不允许有鲁迅这样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鲁迅可以拿下，还有什么人不能拿下！1964年12月，毛冲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38 任何人，不管你是鲁迅那样的圣贤，不管你是我几十年的旧友，也不管你为我毛泽东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名臣，在我毛泽东面前，只能臣服，只能奉承，只能山呼万岁。哪怕说半个“不”字，就叫你下地狱！这一切说明，毛的专制主义本性在坐定天下、独揽大权之后，才有了充分的暴露。
“封建主义”与“专制主义”是否可以通用？
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不妨将“封建主义”替代“专制主义”概念。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经半个多世纪，人们已习惯将封建主义当作落后、反动、同时也包含专制主义的因素的东西来加以鞭笞的，已约定俗成、积非成是了，因而没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启用专制主义来解读历史与清除现实中的影响。
这恐怕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封建这一概念在中外史上首先作为一种制度而出现的，在现实中早无踪迹，这同今天所泛指的“封建”已大相径庭。当然，有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变迁是会发生变化的，乃至演变成为表达另一种新内容的概念了。但是，“封建”这一概念不同。毛泽东在提出“反封建”这一口号时，就没有对“封建”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过明确的界定，他只是将地主阶级作为封建主义的替身。这一理论缺失以及对民主革命的贻误笔者已有分析。我们应当抓紧弥补这一重大过失。至于今天人们广泛使用“封建”一说，其内涵更为含混不清，大凡落后的、陈旧的、腐朽的、乃至反动的东西都将之以“封建”相称，戴上“封建”这顶帽子。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道德，封建专制，封建家庭，封建地主，封建买办，等等。“封建”几乎成了一个口头语，泛化了，其结果，对中国社会危害最大最烈的专制主义却总是逃遁了人们的批判。主张使用“封建”说的一个理由是，它已约定俗成，广泛认同。请问：“约定”了什么？是怎么“约定”的？“封建”说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说明没有约定什么，只是随意所用而已。学术界也没有对“封建”、“封建主义”这一广泛使用的概念作出过推陈出新的界定。
专制皇朝的始祖与集大成者
当人们热炒封建主义时，专制主义在一边偷着乐。专制主义声明，我们俩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其内容、形式以及历史后果完全不同，两者是不可通融的。作为专制皇朝始祖的秦政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专制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是集权制或中央集权制。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地方的权力由中央授予，中央的权力由皇帝授予，帝王是各种权力的源泉。第二，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他是这一制度的核心。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又操控群臣百姓生、杀、富、贵、贫、贱“六柄”之权。皇帝终身主政履职，其权力在家族内传承。第三，君师合一加政教合一为皇帝统治术的法宝。皇帝要享有至高、至贵、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除独揽大权，还必须在精神与心灵上征服群臣百姓。皇帝集权力与信仰于一身，他是万众之神灵，是专供子民们呼喊“万岁”的偶像。这样的社会，百姓是可以任意驱使的工具。他们只有义务而无任何权利，帝皇与臣僚们则享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不承担任何义务。请问，中国人背负专制主义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可以借批封建主义加以清除吗？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反了三十几年，反出了什么结果呢？反出了一个毛泽东的专制皇朝。毛泽东说：“历代皆行秦政制”。谭嗣同也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两人似乎表述了同一个意思，其实寓意相反。谭接着说了四个字：“皆大盗也”。39 而毛的后续词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毛泽东是秦政制的继承者，而且大有创新发展。毛泽东集领袖、教父与国师三位一体。他控制着党国大权，是最高权力的代表。他排斥一切宗教信仰，是亿万民众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大救星”。他垄断真理，裁定是非，人民在他的片言只语的“最高指示”中明确前进的方向，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林彪语）。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像毛泽东那样可以使乾坤倒转，按照他的主观意志涂写历史！任何人的统治，只要不是毛泽东，当代中国至少不会大难不断，毛祸遍于国中。毛的极权是中国专制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是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
中国是否已成为先进国家？
最近我读到李扬帆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近代中国为什么总是吃亏倒霉？不能只怪别人，是自家的专制主义在作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一位启蒙思想家叫福泽谕吉，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中就明确地论述了中日文明的差异。可中国人在此书出版一百三十多年（即2005年）后还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明同源同种。福泽认为中国人在传统上“自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历朝历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在日本并非把自尊和自强两种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权力一身的国度，“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泽谕吉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40 十年后，福泽又提出著名的“脱亚论”，积极倡导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精神，吸取西洋文明，与邻邦“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反观中国，主导国人的一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训诫，排斥、乃至敌视西洋文明，躺在数千年的文化温床中不能起身。
这个数千年的文化温床中的文化基因是专制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这个衰老的专制主义为了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不能起身”也得起身。至2008年年底，它在全球七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已开办249所孔子学院，41 在世界范围内建筑应对西方文明的“防火墙”。在国内，近几年兴起了“国学热”，一些论者提出光复儒学以振兴华夏，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结盟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大有向力主自由民主的宪政主义展开一场文化围剿之势。这都说明，要清除专制主义传统，实现民主转轨，中国人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要走。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