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应上海东方早报理财一周所写关于袁腾飞事件的专文,此文已发于5月31日该报。该报当天推出袁伟时先生访谈、宋石男、张耀杰诸兄的文章,也都是关于袁腾飞事件的,请大家搜索围观.2010年6月2日7:44分于成都


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历史教学,以及编纂历史教材,都应该允许自由竞争。这和我们正确地对待言论自由是同样的道理,即让各种言论有同等竞争、出笼的机会,是骡子是马,拿到市场上比较,让顾客(读者)们有选择的机会。即便是在史料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每个人的阅历、修养的不同,都可能使其做出不同的解释,这完全是正常的社会文化生态。我们常强调生物的多样性,其实言论自由,就是保障各种解释权利的多样性,有各种解释权利的多样性,才有可能经由此种竞争达成文化型态的多样性。有文化型态的多样性,才可能让我们的文化充满蓬勃生机,否则必是死水一潭,思想的原创便无从说起。在自由竞争的机制下,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胡说八道的言论当然不可能完全杜绝,也会有一定的市场,但其言论市场份额,完全是一种小众的需求。与其竞争的、负责任的言论,完全会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市场在良序情形下,自然有优胜劣汰的作用,这一点我持有相当的信心。

我们常说,研究和学习历史有借鉴之效,事实上,对于研究历史,弄清真相,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事。至于说借鉴与否,免蹈覆辙,有兴亡之叹也好,那都是在弄清真相基础上的副产品。当然历史与当下现实是有联系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过去的历史当然由于年湮代远、史料杂芜、歧说并出,要恢复真正的历史面貌自然困难。既如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抱着毋必、毋固、毋意的态度是非常有必要的。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这样的要求,并不阻碍“大胆假设”,只需“小心求证”即可。任何历史研究就像一条漫长的走廊,时间走廊的搭建,必须要众多人的努力才能蒇事,任何个人之力都不能将这一走廊完美无缺地搭建完毕。因此修正、弥补、改建,以使其更见完善,才能逼进真实的内核,还历史真相并做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阐释,是史学研究者们的共同责任。

袁腾飞解读历史,当然不能说毫无纰漏,史料也并非毫无可商。但这些都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范畴,任何利用权力对他正常言论、学术及教学自由的打压和伤害,都应该停止。我们可以就袁腾飞对历史的解读及对史料的运用、论证提出自己不同看法和批评,摆事实讲道理,但应该允许他的正常回应。任何以为自己的观点一贯正确,任何以为一个人物不允许重新评价、所谓早有定论的说法,都不符合学术自由的原则。因为人是有局限的动物,没有人的观点是不可质疑的,而由人组成的任何机构,也不应该垄断阐释历史的权利。

学者邱维骥说得好:“史学家对‘什么是历史’的解释是否正确,他们的历史论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着生活中的历史?需要以生活中的历史为检验凭据,进行仔细核实,具体分析,分别对待,公允评价,来判明正误与真伪。”“当史学家的‘历史’与生活中的历史出现了很不一样,甚至相互逆反的情形的问题,是应该由史学家的‘历史’来修改生活中的历史呢?还是应该由生活中的历史来修改史学家的‘历史’?不言而喻,当然应该由生活中的历史来修改史学家的‘历史’,事情的发展终归是这样的。”我认为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首先应该弄清事实真相,开放各种从档案法的角度来讲,应该开放的档案,还历史一个较为逼近真相的面貌。有许多生活的真实细节并没有消失,有许多灾难的记录并没有湮没,但是被人为地摒蔽了,这就使得如今许多发表的史学文章及论著,充斥着雷同的、没有生气的单向度解释。不据事实的单向度解读,类同于官方的通稿,强行垄断并占领历史解释的市场,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大问题。

提出真正的问题、从反面来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是历史研究者乃至教学者的一种责任。不据事实而来,只据官方一种说法的所谓研究和教学,应该受到质疑和批评。比如关于农民起义问题,可以用王学泰的游民研究来检验和对比原来农民起义研究的真实度和学术水准;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等来对比此前的鸦片战争研究;用吴思的《潜规则》来反读以前的大而空的政治制度之解释,用《血酬定律》来对比以前对历史的阶级斗争解释;用萨孟武、十年砍柴等人对《水浒》解读,来看待四九年以来的水浒研究;用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来看待《明史》、吴晗的《朱元璋传》、叶丁易《明代的特务政治》、孟森的《明清史讲义》(上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等,你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些(另类)史学作品,其研究方法、材料发现及其取舍运用,都有很多不同,更何况他们在此基础上的不同解释。如果解释是相同的,为什么要出多种相同的书呢?那不浪费么?我当然不是说新出的史学解读,就一定会优于前者,但这样的角度变换,可以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

如果你觉得袁腾飞有随意抽出一些史料来证明其自己结论的错误,得出的结论是错误,那么我们应该列举更多的事实、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来反驳他。但我看到许多对袁腾飞的指陈,完全罔顾事实,如此批评而得出的结论,大多谬以千里。西方史学方法中的比较史学特别是计量史学,可以根据事实乃至统计数据,使许多传统的看法得到检验和修正,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比如谁是抗战的主力及其死难人数,大饥荒饿死的人数,可以藉档案的开放,切实的统计,一步步接近真相的结论。即便是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可以藉计量史学等方法而得以延展。对于农民起义问题,过去人们往往只注重农民起义的口号及其有关史料,做出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事实上如采用计量史学,可以通过全面研究农民起义的规模和频率、起义者的类型和职业,以及农作物的收成、气候变化等内容,从而避免简单化和公式化的结论。事实上,由于西方史学方法的引入,使得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围得以扩大,避免中国传统历史成为帝王起居注的怪圈,以及只有大人物才有历史的尴尬。史学不仅上层向下层转移,从精神研究转向物质和生产领域,从而使得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像民间票据和开会记录、家族账薄、墓葬文字、地契、信件等受到重视,而且成就和丰富了家庭、妇女、社区、人口、城市等专门史的研究。

2010年5月25至28日晨断续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