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像一根刺一样，嵌入我的身体和灵魂之中。我没有能力将这根刺拔出来，但我愿意用我的血肉滋养它。这些年来，我认识了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认识了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们，认识了上书呼吁为“六四”正名的老军医蒋彦永，认识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包公”包遵信老师……我意识到，那一天我从不曾缺席，那一天于我是有份的。丁子霖老师死难的儿子蒋捷连仅仅比我年长一岁，如果那时我生活在北京的话，死去的那些孩子当中会不会也有我呢？所以，我也是一名“天安门之子”。
谁在帮我捍卫“六四”的记忆？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阳光灿烂的周日，我正准备出门去教会做礼拜，忽然接到派出所民警老李的电话。老李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接到命令，从现在起，你出门由我们负责接送，原因嘛，你自己也知道。
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享受专车接送、保镖陪同的待遇。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之前，我经常遭遇到跟踪、监视、电话被窃听、电邮被偷看的事情，但专车上门服务的待遇始于奥运会。此后，一遇到所谓的“敏感日子”，此种服务便不由分说地送上门来。这笔开支当然是天文数字般的“维稳”经费的一部分。
这一次，国保们再一次兴师动众，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呢？我一拍脑袋才想起来：原来，那个日子又临近了。去年，也在在那个日子之前的一周，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记了！
那个日子，那个杀人的日子，那个凶手恨不得从日历上抹掉的日子：“六四”。我真要感谢党和政府，每一年他们总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与你有关。再没有比国保跟尽忠职守的记忆的守护神了。
其实，那一年我只有十六岁，在成都远郊的一个县城里，刚刚完成初中毕业考试。我没有亲历屠杀的整个过程，只是与父母一起在收音机前倾听千里之外的子弹的呼啸、伤者的呻吟以及逃亡者的哭喊。尽管从那一个夜晚开始，我过早地成熟了；但是，严格地说，我只是“六四”的旁观者和迟到者而已。
作为一名精神意义上的幸存者，我必须为“六四”写作，必须为捍卫记忆和历史而作。当凶手依然趾高气扬地君临天下的时候，这种选择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我的写作迈过那条“红线”之后，我开始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任何一篇作品，我的名字成了被网络审查软件自动删除的“敏感词”，我的电话有另一双耳朵在监听，我的家门口出现了便衣游荡的身影……即便如此，我不会向一个杀死人的身体还试图杀死人的灵魂的政权屈服。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当然知道，他们是杀不死人的灵魂的。
人不能被随意杀戮。在许多地方，这却是一个被放逐的常识。在回顾二十世纪的欧洲的时候，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指出：“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六四”就是我们的奥斯威辛，就是拷问我们的良知的尊严的标尺。刘晓波二十多年来的坚持与抗争，以及此后将承受的十一年监禁的苦难，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一天。
在这个离“六四”还有六天的日子里，派出所的民警老李开车送我去教会，我坐在轿车的后排位置。副驾驶上坐的是一个外表斯文、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大概是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手上还拿着一本新东方的托福单词手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知道二十一年前的“六四”那天发生过什么吗？他知道刘晓波和丁子霖的名字吗？那一刻，我想向他朗诵刘晓波入狱前夕写的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诗句：
年轻的亡灵
相信母亲吧
母爱是火
即使熄灭了
也会用灰烬兑现诺言
“六四”这天，国保陪我去图书馆
离“六四”越近，护送我的保镖便越多。从六月三日开始，只要我一出门，便有三个跟班如影随形。除了派出所的老李负责开车之外，同车的国保从前几天的一名增加到了两名。
“六四”到了，早上起来为天安门母亲和刘晓波祷告，愿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早日降临这片背弃神的徒弟。然后，我又要出门去首都图书馆查资料了。与昨天一样，早上九点我来到楼下，与三名护卫一起出发。一介书生去一趟图书馆，也能享受如此优待，只差前面没有安排一辆警车开道。
享受三个保镖一路护送的待遇，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在中共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中，这大约达到了“部级待遇”的标准。即便是温家宝亲自探视过多次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去图书馆查资料的待遇也不过就是如此吧。感谢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了我上图书馆的交通问题。
九点半抵达首都图书馆，我进入社科图书阅览室，两名国保寸步不离。一名国保就坐在我的对面，居然选了一本名叫《法治不是童话》的书认真阅读起来。此时此刻读这本书，真是莫大的讽刺——他出现在这里，就是中国不是法治社会的活生生的证据。他大概是中国最幸福的国保了，到图书馆看书还可以领工资。
我找到一本名为《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的著作，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言论必须不断自由，政府必须不断地培育宽容的心态，这对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都是十分必要的。……在任何一个宣称‘主权在民’的国家，领导人接受批评是其不可回避的政治道德责任。”这本书的作者是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高中教授，这个研究课题居然还是一个国家科研项目。温家宝如此喜欢读书，为什么不读一读这本书呢？我真想向对面的国保推荐这本书，并让他通过特殊渠道将这本书送到温家宝手中。不过，我又想，他只是一个基层的小喽罗，哪有资格给温家宝送书呢？
到了中午十二点，突然有个年轻人走过问我说：“你是余杰老师吗？”原来，昨天我在推特上将国保陪同上图书馆的经历讲述了一番，并告知次日我还将到图书馆，欢迎大家前来“围观”。没有想到，果然有一个推友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过来与我会面。
国保也过来跟我说，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还可以聊聊天。我回答说，我没有兴趣跟警察一起吃饭，更没有兴趣跟警察一起聊天。我只跟朋友吃饭、喝茶和聊天，你们不是我的朋友，恕不奉陪。不过，我去哪里吃饭，你们要跟着，我也管不了，何况饭店不是我开的，你们要进去吃饭，饭店也不会拒绝的。
于是，我跟这位“推友”一起走出图书馆找地方吃饭，恰好旁边就有一家只有三五张小桌子的专卖“驴肉火烧”的小店。这家店虽小，看上去还蛮正宗。我们挑了张靠里边的桌子坐下来，国保们则挑了另一张桌子。
我跟“推友”边吃边谈。他大学毕业一年多，整整比我小一轮，二十五岁，也属牛，“六四”那年才四岁。这位“推友”说，他从网络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六四”的资料，当局不可能斩断关于“六四”的记忆。他还说，今天见面的场面真有趣，以前一看到“国保”这个名词，就联想到纳粹的“盖世太保”，心里真还有点害怕。当见到这些人之后，立即就不怕了，原来他们看上去也是普通人。我说，他们不是青面獠牙的怪兽，他们不敢让自己的恶行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大家都克服了对他们的惧怕，这些躲在黑暗里的家伙就会反过来害怕我们的。
吃罢饭，跟“推友”告别，我继续到图书馆里看书，国保们也继续着他们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工作。在互联网上，这样的“推友”有千千万万，他们大部分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许多人是在“六四”后出生的，但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天安门之子”。
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
便衣依然是一把椅子、一杯水，守候在我家楼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