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有个老笑话。话说史达林同志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决意推出一项新政策。其中一位与会者不知是不是吃了甚么熊心豹子胆，还是一时失了心疯，竟然在全场就要热烈鼓掌，欢迎史达林提出的建议时站起来高喊：“我反对！我觉得史达林同志太独裁了，他根本早就决定了一切，完全没有要和大家讨论的意思。这场会议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毫无意义。”这番话把所有人都吓傻了，只见史达林铁黑着脸默不作声，其他人更是不敢答腔，面面相觑。然后，另一个人鼓起勇气出来回击：“你说得实在太过份了！大家都晓得，史达林同志太过独裁这句话万万说不得的，你怎么能如此指责史达林同志呢？你真该被逮捕起来！”果然，警卫冲进来立刻捉人，只不过他们捉的是第二个人。
这个笑话的教训是，说错话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却是公开指出那个错话错在哪里。每一个社会都有其言论底线和不可触及的敏感话题。例如美国，种族与智商的关系就是个绝对的禁忌。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人发表论着，大谈种族和智商在统计学上呈现出“钟型曲线”的理论，指出非裔人口平均智商比较低的事实，结果引来轩然大波。那位学者的研究不只被人从学理上批得体无完肤，他当然也自此得到种族主义的恶名，几无立身之地。自此之后，曾经绵延未断的种族智力研究就成了绝响，相关话题也成为美国社会的绝对禁忌，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半步。后来还有很多人把这次事件当作案例，讨论类似的课题为甚么不能做。也就是说，这个敏感话题是不可以再碰的了，但敏感本身，研究底线之所以是底线的原因。
而那个史达林笑话所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的言论禁忌不必然要比别人多，但它最大的禁忌却是禁忌自身。你批评史达林独裁固然不对，但更可不以堂而皇之地公开这条罪名的存在事实，甚至也不能讨论史达林到独裁与否。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你只能假装这条议题是不存在，哪怕它分明就摆在人人头上，你必须感到史达林和独裁是两个在文法上根本不可能并存在最严峻的情形底下，你甚至还不能说史达林同志是最民主的，因为这句马屁拍得太过，一听就像讽刺。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敏感了。敏感话题是存在的，但可以说一件事是敏感话题，不宜涉及，枱面上，你最好连“敏感话题”这四个字都不要用。于是这种社会的言论底线似有若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条底线逾越了一切理性探究的范围，恍如天赐律条，高悬在上。等到形势生变，大家才会感慨：“xxx曾经是个敏感话题，过去是说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