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日记，若说名声，可是大噪了好一阵子了——特别是当局不许它面世的消息传出之后。鲍朴选在今年将它推出，或者说，那个神秘的中间人选择今年将它塞给鲍朴，为什么呢？
流传世间成为公共阅读品的日记，大凡分三种：一曰流水细账，每日进项出款、吃喝迎送，书写者目的单纯，只为自己留个备忘。再一类是柔情百转之女或多泪多血之男，一肚子柔情豪气找个隐秘地方打发。这第三类就是多少带些自恋癖、或者自认为历史绝不该忽略自己的人物了：他们或者自己提笔、或者倩人捉刀，推出乔模乔样所谓“日记”——其实是对自家建功立业的自诩。
这本《关键时刻》，毫无疑问属于第三类。虽说其调阅秘密档案（包括在可以拿版税）的权力（注意此处确为权力而非权利）无人可比（读者朋友一定记得软禁中的赵紫阳想参阅一下文件而遭拒的情景），气势也不可说不恢弘，可惜最后出手的这十五万字，一点也没能给他加分。
日记作者说“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究竟哪些，他没有明说。如果从世人关心的角度，或者说，从“六四悲剧”里边最为要害的待解之谜而言，《日记》颇有若干看点——比如“4?26社论”。
胡耀邦离世，民间诸多不满发泄出来。赵紫阳坚持，“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在胡的葬礼和自己出访之前，即4?19日，赵前往真正掌权者住处，“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到4?23日临行前，常委一班人对邓和赵共同确定的处理学潮“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并无异议。
不料，用当时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年的话说，“4?23下午赵出访，4?24李鹏就（召开常委会）听北京市汇报，4?25给邓小平汇报，4?26发表社论，三天之内就给学潮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动乱”的性。
早在二十年前，论者就已经看到，这里边的关键是登门激怒邓小平，继而将邓的狠话放进社论。总书记出访，一线指挥权交给李鹏之后局势如何发展？《日记》这回不仅透露早在4?21日，“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对于诱导邓小平讲出“极有份量的话”，《日记》说：4?23日，总书记离京，李鹏很不爽，觉得“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杨尚昆此时有了动作。《日记》说：“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日记》详尽给出“邓小平（4?25）讲话要点”。这本是一篇只讲给他和“尚昆同志”听的话，连这本《日记》里也没有说邓有指示让他们传播——与此相反，赵紫阳记得，到后来，在5?17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事实是，当天下午，总书记出访期间主持工作的李鹏即作出决定，在党、政府和北京市三大系统传达；当晚起草“4?26社论”——学运升级。
《日记》（4月20日）里还有一则邓家绝对不喜欢看到的爆料——事关独裁改革家邓小平怎么一次再一次痛斩一线工作大将：
“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小平同志和我与戈的会晤都叫会见。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变，明确提出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为正式会谈，而赵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由会谈改为会见。”
读者记得苏联在中共夺权、掌权征途上所扮演的角色吧？到1989年春夏之交，绝交三十年之后，毛泽东的继承人（即退位而不交权的邓小平）如何在续交的历史舞台上出场——李鹏的这本日记将邓的忐忑、瞻顾、患得患失揭示出来。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怎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平实的叙述，会掀起如此大的风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