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
一谈无政府主义就有人惊呼天下大乱。这些人要不断地告诫人们：无政府主义不可取。在毛泽东时代“无政府主义”是最常见的一个词汇，用于批判自由思想者，不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者，甚至于早婚早恋，奇装异服者也成为批判的对象。总之，不想做狗的，或者不想依附于权力意志者都可能扣上一顶“无政府主义”的帽子，让你欲哭无泪。毛泽东死后，一些“无政府行为”被颠覆了，变得正常了，但是，总还有一些极为正常的行为被扣上“无政府主义”的帽子，至今得不到纠正。比如，长着一张嘴用来吃饭，歌功颂德可以，批评统治者不行，批判真理也不行。为什么？回答也简单：没有政府岂不天下大乱？！这样的回答可以解释为：是单纯的为了维护权力者的利益，可谁能否认这不是回答者相信的理？也许，问题的症结根本不是有没有政府而是无政府主义可以是个靶子，只要需要，任何人都可以拿他练练手。拿他练手的好处是：他是过街老鼠。老鼠是害虫，打它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于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总要受制于“政府主义”，有政府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无政府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没有幸福欢乐，也没有安定和谐可言，人的生命也会时时受到来自于各方面的威胁，一不小心就命归西天。
之所以相信无政府的种种危害并不是相信者亲眼目睹或者亲身感受过这种危害（突出强调的是：文化革命不是没有政府，只是政府的权力绝对的归属于毛泽东个人）而是基于一个传统的思维方式：人必然为恶。这种思维不可能假定人是善的，人要是善的，有什么理由限制？唯一的理由就是：人性为恶。有例子为证：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限制权力很重要，这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这是真理吗？实际上你限制的仅仅是权力而非无权者，如果权力不存在了，你就不用限制了，对吗？这个例子不能证明人性为恶，能证明的是：权力为恶。或者也可以说：由于权力的诱惑太大，善良的人性被邪恶征服了。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经历的惨剧都是发生在有政府的情况下，制造惨剧的虽然同样是人，但没有权力，他们根本没有制造如此规模惨案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才是罪恶的根源，而非无权者。
本能的恶比智慧的恶小的多。个别的恶比集体的恶要小的多，可智慧却偏偏要编制一个危言耸听的恐怖景象，用一个未知的理由推演成现实的威胁，以顺利的制造现实的恶。老虎吃饱了，就不再吃。“智慧”却是个无底洞，吃饱了还要不择手段的去掠夺。这就是智慧的结果。这个结果只能让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能在道德意义上是优于智慧的——虽然，道德是智慧创造的，可智慧很不习惯用自己的创造来评价或考量自己。智慧源自本能，理应服务于本能，可现实是，智慧制造了太多的灾难——生灵涂炭，物种灭绝，甚至连公理也无处寻觅。
没有政府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自由的表现形式是相同的。由于本能的差异，一些人喜欢的自由另一些人不屑一顾。但如果，我喜欢的是杀人的自由，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如何被制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还是假定了人性为恶，还是假定了老虎吃饱了，会像“智慧”一样砸个“深窑”，（窑，监狱常用语。指储存或藏东西的地方。深窑，是指，储存或藏的东西数量很大）以备不时之需。没有几个人希望有杀人的自由，这是现实，摒弃现实，而以一个假定的前提做无限的逻辑推演，没有什么事推不出来的。比如，我也假定一个前提，政府喜欢杀人，由于政府太强大了，所以会将所有人杀光。这个前提不成立，即便是政府确实杀了很多人，也不是因为政府“喜欢杀人”而是他为权力而杀人。同样，个人的杀人，也不是因为他喜欢而是无奈的选择，绝非是她自由选择的结果。
接下来的问题是：不管基于什么原因，杀人的事实存在后，如何办？在有政府的情况下，是把杀人者杀掉或者将其长期关押。杀与不杀的选择权不在别人而在政府——“受法律约束的政府”。这似乎很公正，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际上，以上说法，也被实践所证伪，有了法律并没有带给人们必然的公正。这种不公正不是由于人的参与，同样是由于权力在作祟。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权利移交给政府之后，自由就没有了实质内容，从此，不仅自己的行为受限，连思维方式也被固化，习惯性的依附于铺天盖地的“权力话语”。其实，政府并没有超越个人的出色能力使问题得到解决，而是简单的将一个错误变为两个错误——杀人是错的，我也要杀。“我”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只不过“我”杀与“他”杀的区别在于，“我”用了一块“法律”的遮羞布。由一个错误变为两个错误原本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完全没有必要交给政府，也完全不必要为此支付数不清的税负。这一不必要的循环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罪恶，使社会变的异常复杂，异常凶险。善良的人性无奈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寻找支点，依附于某种靠山。这种“寻找”与“依附”总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以善良的人性为代价，久而久之，人性变得模糊，浑浊，不可信。正是由于这一循环，正是由于无奈的寻找与依附才孕育了杀人的理由与动机。为此，铲除“智慧的陷阱”（智慧陷阱：假定了人性为恶，假定了人喜欢杀人，在这个假定的推演下，建立了无数个无恶不作的权力机构）才是解决杀人问题的关键。没有多少人生下了就喜欢杀人，即便他完全不懂法，即便他是个文盲也不喜欢杀人，不喜欢杀人的理由不是源自对法律的恐惧或道德的约束，而是源于天性——天性为善。
如何考证天性为善？方法也很简单，在河边走了许多年，不管湿鞋的还是没有湿鞋的，静静的扪心自问一下良知：给我自由，我是否就会去杀人，放火？调皮的后现代人也许就是要回答：我喜欢作恶。那么我的问题是：你喜欢的恶是什么意义上的？是杀人，放火，强奸？还是仅仅想颠覆一下传统的价值观念或是道德观念？如果你真的就是喜欢杀人，那么请问：你是单纯的喜欢还是有些难言的苦衷？而这些苦衷是源自于哪里？
为无政府主义辩是一个宏大的工程，要具备方方面面的专业知识，这一切显然不是我这种碌碌之辈所能及的。政府的每一个机构的存在都有其充足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这些理由已经到了勿容置疑的权威地步。经过几千年的不断修补，在不断更新的智慧的作用下，这部权力机器非但没有丝毫老化的迹象，反而更加现代，更加精密，令人望而却步。
我的思考不是源自知识结构，也不是因为我得到了更权威的话语，我的最平庸、最原始的本能强烈地意识到：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我总在无奈的选择，每一次选择都加深了我对自由的渴望。而实现这种渴望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所以，我要坚持质疑它。至于有没有质疑的权利，有没有质疑的能力，对于我来讲，都不重要。
2010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