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说前苏联是一个一党独裁的国家,原苏联共产党中央的人事干部、后来被当做“人民的敌人”遭到逮捕的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布杜拉赫曼·阿夫托尔哈诺夫,在他的《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一书中指出,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苏共说起来是一个党,实际上党内有许多层,就像俄罗斯的套娃玩偶,每一层就是一个党。最外层的党是由1600万党员和候补党员构成的最大党,套在它里面的次一层的党是由400万各级党委委员组成的党,再往里是由40万专职党务干部构成的党,再往里是由从区党委到苏共中央大约3万名党的书记构成的党,最核心的党是苏共中央政治局。1600万普通党员并没有实权,真正掌权的是3万名书记。因而在苏联,不是共产党专政,“而是书记专政”;不是共产党一党独裁,是书记集团独裁。
 
与独裁相匹配的是特权,是利益,无权即无利益,因而实际上苏共又可分为党内资产阶级和党内无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过着分裂的生活:“一方面是摆在人前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背着人民的豪华生活”。当时美国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格·史密斯曾有如下观察:每逢周末,距克里姆林宫不远的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排列着两行擦得锃亮的伏尔加轿车,发动机突突响着,司机们从反射镜里盯着该大街2号楼的入口处。这幢窗户不透明的土黄色大楼,门口有两块牌子,一块牌子上写着“1919年,列宁曾在这里发表演说”,另一块写着“领证处”。谁领证处?不是每个人,是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领什么证?特权配物证。拎着大提包的男男女女从这座大楼里走进汽车,然后绝尘而去。
 
从首都莫斯科到全国各地,这种不挂牌子的秘密商店结成一个网络。苏共上层人士可以在莫斯科特定的秘密商店里购买俄国生产的稀缺产品(如鱼子、鳇鱼、鲑鱼和出口伏特加)和不收关税的便宜洋货(如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英国呢绒、法国香水、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德国晶体管和日本录音机)。官职越大,特权越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委员和部长们享受的是免费供应,即所谓的“克里姆林宫份额”。苏联最高层这些人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央大厦的特设商店里提取这种免费配额。1930年以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苏军的元帅和将军,著名学者、宇航员、企事业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著名作家、演员、获得列宁勋章的芭蕾舞明星、报纸编辑和莫斯科市苏维埃官员,苏军军官,等等,各有其特设的秘密购物场所。许多裁缝店、理发店、洗衣店、化学洗染店、各种生活服务商店和食品店遍布莫斯科,为特殊人物和特殊阶层提供秘密服务。勃列日涅夫们想使人民相信“党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事实上党的这些秘密商店不仅不能告诉人民,甚至也不能告诉自己的党。
 
苏联人称这种针对特权阶层的配给制度为干部花名册制度。这个花名册囊括着从基层农村到克里姆林宫全部党的干部。他们希望“这些人抱成团,像封闭社会一样,繁衍生息,永远固定下去”。这个社会好比一个股份制公司,股权牢牢掌握在“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老爷”手里,股息是不会分给普通党员的,更不用说普通黎民百姓。一位苏联女记者的丈夫曾指出:“对于苏共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已经建成了。”但是对于普通苏共党员而言,共产主义连影子也没有。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可以大块吃肉,而苏共党内的无产阶级却连汤也喝不上。他们与普通民众一样,都是无权阶级,都是被独裁阶级。
 
任何时代,凡特权都限于物质享受层面,只有吃喝玩乐方面的特权,不存在精神生活领域的特权。特权是一群吃才,特权里没有灵魂的位置,特权社会是不要灵魂的社会。
 
阿夫托尔哈诺夫还指出,一党独裁不仅是一种没有灵魂、只顾吃喝的特权制度,也是一种极度贫困的思想专制制度。这种制度的领袖,既是特权享受的顶峰,同时也是最蹩脚霸道心灵苍白的传道者。他个人可以确定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随时炮制出新的“创造性的理论贡献”,还可以对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从思想上加以论证,任何人不得加以质疑。
 
然而这个传道者与真正的宗教信仰的传道者完全不同。他并不相信他所高举的信仰,他甚至什么都不相信,他的所谓“理论贡献”是别人捉刀完成的,他的大理论家的“形象”是他的办公室助理们代他打造的。比如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办公室”,在契尔年科总的领导下,组成党的写作班子,负责编写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和报告,不遗余力地把他们的老板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列宁事业的继承者”。这个写作班子下面又分出国际问题写作班子,内政问题写作班子,党的建设写作班子,由“勃办”的助理们分头负责。他们制作的许多长篇大论,甚至勃列日涅夫本人还没来得及拜读,就以他的名义一本一本涌进党的书市。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的6卷本文集和勃列日涅夫的专题汇编一版再版。总书记名下的这些书籍,不仅被译成苏联各民族文字,许多还被翻成西方语言和第三世界各国语言,苏联的东欧仆从国为了表示“团结一致”也主动加以翻译。
 
最后再说几句阿布杜拉赫曼·阿夫托尔哈诺夫。此公出生于高加索,切禅族人,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当年即遭逮捕,1942年获释,次年移居西方,获博士学位,并成为俄国历史教授。他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和作家,出国流亡之前已出版6部著作;移居国外之后,至70年代末又已出版了10部著作。1980年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即《权力学》(上下)、《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和《斯大林死之谜》,其中仅《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公开发行,其他两部只限新华社内部发行。拜读了《权力学》和《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位俄罗斯历史教授其实只告诉我们一句话,即一党独裁下的苏联是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乏味不堪的社会。
                                  
  2010-6-22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