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写了好几篇纪念文章：《八九民运的必然与偶然——“六四”踏碎“六二○”的历史教训》、《把我打成“六四黑手”的政治黑幕——二十年后谈当局对八九的定性》、《八九民运和〈经济学周报〉》、《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六四”是一个历史拐点》，今年本来不想再写了。读了《李鹏“六四”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觉得还有话要说。因为《日记》所提供的新材料，进一步印证了我去年文章中的观点。
（一）
首先对《日记》做一个整体的评价。有人怀疑此书是“伪作”，不是没有道理的。书名叫做“日记”，但是大部分的篇幅都不是当年日记的内容，这已经可以算作“假冒伪劣”图书的一种样式。即使是以日记体裁显现的部分，从其内容判断，再考虑到李鹏当时的繁忙紧张状态，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日后追记的。至于其中所描述的事件是否历史的真相，是否有李鹏自己的刻意歪曲和他人对李鹏在消息上的误导，这自然需要读者和史家对照其他资料和自身经验来加以判断了。至少我可以说，《日记》涉及到我本人的部分，是不符合事实的（下详）。但是我同意石扉客四世在《“毕竟是政客”——〈李鹏六四日记〉札记》中的判断：这部书的“行文习惯、语气、身份、数据以及其他方面等，都非常符合关心政治的中国公众们在日常政治生活里所熟知的李鹏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所看到的版本，确实是李鹏提交中共政治局审查而未被批准，然后私下流传到香港的自印本的影印件。
（二）
《日记》有一节的标题为“要害是夺权”，意思是说参加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和赵紫阳要夺共产党和邓小平的权。我们先来看看被指控者是怎么说的。
八九学生领袖的头号通缉对象王丹今年写了一篇文章《假如八九民运成功》，其中写道：“外界对八九民运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如果你们上台，就会比共产党更好吗’这类的质疑。这个冠冕堂皇的质疑其实完全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八九年的学生从来没有提出取代共产党，我们自己上台的主张”。“假如八九民运成功，那么就意味着，政府最终接受了绝食学生的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是：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正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的力量势必得到巩固。”“如果八九民运成功，早在1988年就开始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会在民意的强烈支持下顺利推进，这尤其包括新闻自由的部分。也就是说，经济改革的推进，就会在一个有良好的舆论监督的环境下进行。”“如果八九民运成功，就开启了政府与社会对话的先例。……在改革进入到政府与社会进行利益博弈的阶段，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就是政府与社会能够有对话的管道，……因此，如果八九民运成功，可以想象的是，改革的社会环境会更加稳定。”
赵紫阳反复强调，他从来没有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意思。从邓小平、李鹏、各种官方文件到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唯一能够找到的指控赵紫阳的证据，就是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提及了邓小平。根据《日记》，邓小平在5月19日上午说：“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李鹏写道：“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他这样讲就是要把邓小平同志向世界抛出去。”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说：“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日记》事实上也印证了赵的说法，李鹏写道：4月20日“常委会在讨论中苏高级会晤问题时，赵紫阳提出把建立国际新次序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由于最高会晤由“两位总书记”改为“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赵紫阳作出上述说明就是非常有必要的了。
我曾援引陈一谘的文章指出，造成邓小平“误会”赵紫阳的严重后果，“邓家子女的极端反应”是首要原因。仔细看了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发现他已经明白指出了这一点：“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邓的家人”恼怒在先，李先念、王震、李鹏等人乘机发难，随后跟进。这说明在中国现实政治中，“老人干政”、“子女干政”的现象多么严重，危害又是多么深远。
赵紫阳说：“我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们撤了我总书记的职务，我都可以理解。而这件事本来是好意，不管在‘六四’问题上我同邓有什么分歧，这是政见不同。我总的感觉，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品德、信义。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写信给邓，别的没写什么，只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作了些解释和说明。”“我只是想让邓知道，他长期信任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我，尽管拒绝接受他关于学潮的决策，但并不是一个在紧急关头牺牲别人而保护自己的人。我想这样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我实在不愿意他带着这个误会离开这个世界。”《日记》再一次证实了赵的说法：“赵紫阳28日向小平同志写一信，说明他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好意，还说，‘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反对邓小平同志。’”
我们从《日记》中看不到赵紫阳“夺权”的铁证，却看到了李先念、李鹏、姚依林等人策划“夺权”的蛛丝马迹。李鹏透露：1988年“9月开妇女大会（《日记》另一处则说是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由此可见，李先念那时就已经在策划“夺权”了。丁关根告诉李鹏：“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这是邓小平警告李鹏不要参与“夺权”阴谋。5月4日，李鹏“去见姚依林同志，商讨当前的局势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利用“学潮”的机会，“斗争经验丰富”的姚依林手把手地教李鹏如何罗织罪名，趁乱夺权。显而易见，不论有没有赵紫阳的5月16日讲话，姚李都会给他安上“发动动乱”的大帽子。5月14日，《日记》写道：“在今天的常委会上，还发生了一场争论。赵紫阳很激动地说，何东昌在北师大讲话，说赵紫阳的话不能代表中央。赵紫阳说，何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如果何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应该公开站出来辟谣。我（李鹏）必须保护何东昌。”当姚李集团及其干将何东昌等人认为形势的发展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发动进攻了。“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赵紫阳说，他不知道“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现在李鹏给出了一点线索。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以打电话给邓的秘书和子女的方式，促使邓作出“夺权”的决断。
李鹏透露：5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三位老人（陈云、李先念、杨尚昆）、三位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六位军头（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参加的“夺权”会议（《日记》引用的杨尚昆讲话与此不一致，杨说还有彭真、王震与会，李鹏自己在另一处也说有彭真参加）上决定：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赵的问题；李鹏当总理，江泽民当总书记；逮捕人不可避免，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顺便说一下，《六四真相》一书没有提及这次关键会议，说明该书是大有疑问的。）要落实这些决策，“六四”屠杀和之后的大逮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李鹏还透露：他21日中午“给邓处打电话，提议三日后召开扩大会议”，“晚上，邓处来电话，邓的意思，等大军进入后，再开会，更有把握。”在“大军”受阻的情况下，邓小平对于开会“彻底解决赵的问题”，心里没有底。
如果仅从“夺权”的角度来解释“六四”，未免小看了八九民运的历史意义。中共党内“夺权”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夺赵紫阳权之前，还有夺胡耀邦、华国锋、江青、邓小平、林彪、刘少奇权的历次政治斗争。但是八九民运却是四五运动之后又一次“对内的”（梁启超语）国民运动，是中国实现宪政改革的难得机遇。“六四”的要害是扼杀宪政的萌芽。
（三）
实行宪政改革，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是要有一个要求实行宪政的民间力量，而且这个力量还要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包括外国的和民间的），执政者自己总是得过且过，很少会有宪政改革的自觉性。北京的“四二七大游行”以及全国各地的响应，已经充分显示了民间的改革愿景与支持力度。其次是朝野之间要有一个底线共识。如果没有这种底线共识，被唤起的民间力量就会导向革命而不是改革。在1989年的时候，朝野之间还是存在某种共识的，这就是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全面改革路线以及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第三，朝野双方都要有通过妥协解决问题的诚意。下面着重谈谈第三点。
我在《八九民运的必然与偶然——“六四”踏碎“六二○”的历史教训》中写道：“笔者最近向原北高联常委郑旭光了解到，北高联当时作出了决议，在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后，从理科开始逐步复课，此后的重心是开展校园民主和筹备与政府对话。在北高联的主持下，产生了学生‘对话团’，对话团选举项小吉、沈彤、何光沪、江棋生、郑成武五人为常委，前两人为召集人。5月5日，对话团首次全体会议确定了三个对话方向：本次学运的性质，深化改革的措施，公民权利的落实。由沈彤负责前两个方向的准备，由项小吉负责第三个方向的准备。5月10日，项小吉与笔者、王军涛、张伟国、程翔等人有一次见面，讨论的议题是：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哪一项应作为此次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优先要求结社自由，即确认学生独立组织的合法性，还是优先要求新闻自由。我主张新闻自由优先；在结社自由问题上则可以接受一种变通的办法——不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北高联’，只要政府承认现有学生会领导机构通过自由竞选产生，就可以满足了。在座者也赞同我的意见。后来我得知，对话团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从中可以看出，“北高联”、“对话团”以及李鹏所谓给学生出主意的“长胡子的人”，当时都有政治妥协的意愿。
当时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作的总书记赵紫阳，同样也有妥协的态度与行动。他在《改革历程》中写道：“当时社会上有很多高干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对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来，请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专门对我的孩子进行调查，后来我又正式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政治局支持我的这个要求。当时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月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提出制订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日记》也说：5月7日，“启立传达赵的三条指示，一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世界性潮流，二是对新闻要更开放一些，三是表面是反腐败，深层次是改革。”李鹏评论说：“这两天新闻报道本来就向动乱分子一边倒，赵紫阳还嫌不足，还要新闻界把动乱之火再次煽动起来。”
赵紫阳对于学生提出的结社自由的要求是什么态度，以前一直没有看到相关的材料。这次李鹏给出了第一手信息：5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议，“赵说，学生会让闹事者改选上台，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人在台上久不了。”5月10日政治局会议，“赵讲话，说常委研究过，但有些又是他个人的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强调学生自治。”也就是说，赵紫阳5月10日的意见与我在5月10日的判断是完全吻合的：当局不会承认“北高联”，但不会反对“北高联”的领导成员通过学生会改选上台。我当时曾指出：本次学生运动若能达成这个目标，就应当适可而止。
非常可惜，赵紫阳当不了邓小平的家，“北高联”、“对话团”也约束不了“绝食团”——当时北高联九个常委院校的派任代表是王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劲（北京大学）、张铭（清华大学）、王晨阳（中国人民大学）、王治新（中国政法大学）、郑旭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正云（中央民族学院）、翟伟民（北京经济学院）、梁擎礅（北京师范大学），秘书长是王治新（中国政法大学），5月12日晚出席北高联会议者，全体一致反对绝食，但他们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绝食。强硬派压倒了温和派，导致中国错过了一次可能的政治妥协。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