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中国实行双语教学，最早在中国推行男女同校，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第二个博士生……如果，不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等唠叨这里传播基督福音，大力兴办教育，并于105年前创制了苗文，结束了苗族没有母语文字的历史，贵州省威宁县在中国教育史等等之上的诸多第一，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石门坎，这个举世公认的“苗族文化最高区”、“西南文化圣地”， 1949年前取得非凡教育成就等等的圣地，自从北京城头换了大王旗之后，老苗文就与其诞生地石门坎一样，每况愈下，历尽了劫难。
老苗文是怎样诞生的，诞生之后有多辉煌？1949年之后，老苗文遭受了怎样的劫难，当局为什么必欲除之而后快？老苗文如何在浩劫中薪火相传，它今年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在阅读了许多资料的前提下，去年4月份和今年5月份，笔者两次来到石门坎，试图尽力解开这些被人为掩饰，歪曲了的真相、谜底。
一、结束苗族无文字历史，传教士功莫大焉
作为一个深受大汉族主义者，甚至是受到其他强悍民族欺压、迫害，只能挣扎于蛮荒之地的民族，自诞生以来，直到1905年之前，苗族人一直没有自己的母语文字。苗族人的历史文化，只能是最原始的口耳相传，也即以讲述和古歌的方式，挂一漏万般地流传下来。作为一个“天荒未破”、“古径云封”、 “屙屎不生蛆”的化外蛮荒之地，自古以来只知结绳而治的石门坎，这里的苗族人们怎么也想不到，20世纪初，石门坎将发生天翻地覆，令世人称奇的巨大变化。
这个变化，与数万里之遥的英国有关，与一个名叫柏格理的传教士，更是密不可分。
1887年，当时22岁的柏格理（S. 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的，1864～1915年），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柏格理进入威宁石门坎，则是1904年的事情。
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英国公务员考试，并以全英第二名优秀成绩被录取的人，柏格理在学习语言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途经上海进入中国大地之初，只用了三个月时间，柏格理即完成了通常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才能完成的中国语言学习。来到石门坎之后，柏格理很快掌握了当地大花苗语言。
可是，要向苗族人传播基督福音，要在苗族人聚居区大力兴办教育，对于没有自己母语文字，也不会说汉话、更不认识汉字的石门坎苗族人，这怎么可能？
自1904年进入石门坎开始，柏格理一边跟当地人杨雅各张约翰，汉族人李司提反等学习当地语言，一边借鉴拉丁字母，参考着苗族服饰图案，摸索、尝试着创制苗族文字。几经尝试，几经失败，1905年年底，老苗文终于破茧而生。民间称这套文字“老苗文”、“石门坎苗文”，学术界称为“滇东北老苗文”或“柏格理苗文”, 英语世界称之“波拉德文字”，或“波拉德字母”。
“上得教堂，进得学堂，下得草房”，简单易学、可根据需要自行复制，十分适用科学，这是老苗文的最大特点。这套文字不仅得到中外语言学界肯定，而且因文字里面“绣在衣服上的史诗”般的隐喻，饱含着苗族文化元素而受到苗族的普遍认可，青睐，在苗族人中有了坚实的，不可取代的存在基础。
苗族人对这套文字的喜出望外之情，从老苗文诞生不久即广为流传的一个神话般的故事里，可见一斑：很早以前，苗族先人创造了苗族文字，苗族以前丢失并被绣进自己服饰里的文字，现在找到了。得益于基督福音，这套文字从苗族衣裙图案中重新恢复出来了，这正是祖先最初发明创造并遗失数千年的文字！
二、光华校旗树黔疆：老苗文曾经的辉煌
老苗文创制之初，柏格理和杨雅各等立即将《新约全书》翻译成苗文，并于不久在成都印刷出版。这对于当年第一次走进学堂的苗族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本教科书。与此同时，《苗族基础课本》等启蒙读物，各种《圣经》单行本等，也相继问世。1917年，杨雅各东渡日本，在横滨印刷了老苗文《新约全书》。1932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杨荣新等老苗文培养出来的苗族学者，开始用老苗文重新翻译《新约全书》，并着手完善老苗文。1936年，王树德和杨荣新带着翻译甫毕的《新约全书》来到上海印刷出版。当时，这一版本的《新约全书》印刷了7000册，很快销售罄尽。此后，这一本本《新约全书》多次再版，至今在民间广为传播。这一时期，《平民夜读课本》等教科书印刷出版，口耳相传的《苗族古歌》等苗家历史、故事、诗歌等被记录下来，成为更易于保存、传播的文字文献。1949年，老苗文《花苗新课本》印发。是年，英国传教士张继乔和苗族学者杨荣新、王明基等对老苗文进行再次改进，使得老苗文更近科学、适用。
老苗文诞生数年后，云南昆明一代，澳大利亚传教士王怀仁和张尔昌受到柏格理创制苗文启发，分别在自己传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创制了一种与苗文字母相仿的文字：柏格理傈僳文和伯格理彝文。老苗文核心区不仅包括了黔西北、滇东北、川西南地区，成为跨省份、跨民族的文字，它还被传教士后代传播到了欧洲，非洲，此是后话。
与老苗文一道应运而生的，是1906年苗汉双语教学在石门坎的推行。这，可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推行双语教学的学校。
正如柏格理日记里所记载的那样，一个苗族人对诽谤传教士的人说，柏格理等是“挖掉”了他们的眼睛，柏格理等传教士发明老苗文，在乡村办教育，这相当于将苗族人不识字的眼睛去掉，而给他们换上了一个能够读书写字的眼睛。掌握了文字工具后的苗族人，也就结束了数千年原始、蒙昧的混沌状态。“如果没有传教士，我们苗族人还不知道要在黑暗中摸索、煎熬多少年”，许多在当年石门坎教会学校读过书的老石门坎人均如此说。
老苗文不仅推动了苗族人扫盲、识字运动，帮助苗民树立起了生活、学习信心，还使得石门坎苗民中间不断涌现着高学历人才。作为启蒙钥匙，作为文化载体，作为苗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媒介，老苗文使得石门坎学校在四九年前，一直是西南地区乡村文化、教育中心。期间，石门坎本地学校毕业生有4000多名，走出去的初高中生，中专生数百名，培养出了大学生30多名，博士生2名。正如苗族第一个博士吴性纯等所作歌曲，反映出了石门坎当年的教育盛况：光华校旗树黔疆……热心乐渡东西洋……齐声高唱大风泱泱！
不仅如此，即使在当年，在国外，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几个字，这封信就会如有神秘功能的优异信鸽那样，准确无误地直飞石门坎。石门坎《溯源碑》里有如此句子：“伫见户诵家弦，子妇解颂扬之谱”。这描述的，也是石门坎苗族人当年信教、读书的热情和盛况。
石门坎，老苗文，曾经多么的辉煌，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令人心驰神往！
然而，1949年，随着所有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华大地，石门坎光华校旗被共产黑风刮倒，老苗文也与石门坎一道，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历尽劫难的时代。
三、四九年之后的老苗文政策：收起来烧掉
“1951年，苗文学者杨荣新、张有伦受命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前往重庆，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翻译成苗文。这是老苗文诞生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被用以表述国家的重要文件，此举使它的发展历程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这是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一书里，关于老苗文“历史作用”最后一段的表述。
在我看来，这是所谓新政权刚刚沐猴而冠，尚未完全立稳脚跟，还顾不上清算苗族基督徒，收拾老苗文之际，为了巩固政权、暂时对苗族人进行“教化”、拉拢的临时性、欺骗性手段。还有就是，改朝换代了，当然也要向苗族人要传达今上圣旨，在当时情况之下，利用一下这刺眼的老苗文，这也是特殊情况之下的无奈之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共是何等样的党派，有着怎样的“光荣传统”？老苗文再好，那可是英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的产物，它的存在，只能证明我们的敌人的伟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一把火烧光老苗文，这是必然的，早晚的事情。所以，什么“光辉的顶点”，这只不过是作者迎合现政权的一家之言。再说明白些，这只不过是作者迎合党棍胃口，为党棍用放大镜，用显微镜找到的，证明党重视苗族同胞，抬举老苗文的佐证而已。
在沈红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里，用了不少文字回忆说，在国民党“同化政策”大力推行的三四十年代，贵州省主席杨森力推行“边胞同化政策”，老苗文不仅被贬称为“假文字”，连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也一律不准使用，只能使用汉语、汉字。
沈红书里说，同化政策的试点就选在威宁，“因为遭到苗族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代表的强烈反对，这次取消少数民族文字的动议只得不了了之。”
所谓苗族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代表的“强烈反对”，是取消少数民族文字的动议“只得不了了之”的原因，这显然与事实和真相相去甚远。我的看法，国民党及杨森的同化政策，是大汉族主义加愚昧无知在作怪，但其用心是良好的，也即杨森的出发点，是企图用大汉族的“进步文字”取代少数民族的“落后文字”。所以，你们少数民族既然不愿意接受我的好心，那就悉听尊便吧。
中共政权之所以要将老苗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套用文革期间的一句“名言”，就足可以说明问题：写写划划绝不是小事，文字头上也有阶级斗争！是的，在心胸极为狭隘、必欲取代传教士，取代上帝救星地位而代之的中国共心眼里，这不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个你死我活的政治问题。
沈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计划为少数民族创造拼音文字，目的是以更加科学的新苗文替换老苗文，体现了国家推动民族文字现代化的努力。”如果创制新苗文的目的真是如沈红所言，那这样的出发点和用心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知道，五十年代之后，围绕着老苗文，发生了怎样野蛮，怎样疯狂，怎样悲惨的故事，你对中共本质有所了解，你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你就会作出与沈红观点相反的结论。
四九年之后，中共政权在接管石门坎的同时，将石门坎光华小学等全部接管。斩草必须除根，学校一经落入中共政权手里，苗汉双语教学戛然而止，老苗文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标志，作为“外国传教士别有用心强加给苗族同胞的耻辱”象征，被新政权扫出了所有学校大门。
但是，要想取救星地位而代之，要想向苗族人兜售、灌输自己的玩意，在自己的英明领导下发明一套新苗文，真是再好不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早在1952年，京城官派钦差大臣般的所谓语言学家来到西南苗族人聚居区，进行全国苗语普查。作为老苗文诞生地，石门坎成为了苗语重点调查对象。在此过程中，老苗文受益者、改进者杨荣新和王明基被安排参与新苗文创制。1957年上半年，也同样采用了拉丁字母的所谓新苗文草草推出，使用新苗文编撰的《滇东北次方言苗语词典》，相关课本等等，在苗区开始强行推广。
同年下半年，石门坎新苗文试验班开班。办了及几期，还没来得及推广，反右和大跃进开始，站稳了脚跟，但非常害怕“复辟”，闻过则怒的中共开始对知识分子大打出手。
“但是，苗文遭遇的真正危机和困境，既不是20世纪40年代边胞同化政策时期，也不是新老苗文的竞争，而是五十年代末的特定历史时期。”就是在《结构与主体》一书里，沈红也不得不承认，六七十年代，才是老苗文真正遭遇劫难的时期。随着石门坎被戴上那个年代极具负面意义的帽子“小台湾”、“小香港”之后，老苗文，这个基督教背景极为浓厚，帝国主义色彩再明显不过的眼中钉、肉中刺，到了该被清算、清除的时候了。
在这样的阴暗心理之下，仅仅是取消双语教学，阻止老苗文进入课堂，已经远远不能消除心中的妒火和怒火，必须拿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方有可能将老苗文铲草除根，置之死地而后快。反右运动一开始，石门坎官员响应党中央号召的有力措施，首先就是将教会学校培育出来的封建知识分子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杨荣新，这个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又与英国传教士对老苗文进行过几次改进的老苗文专家，虽然他积极靠拢新政权，还被抬举为新苗文主要创制者之一，但是，翻脸无情的新政权并没有因此对他格外开恩，反而于1958年将他下到了大牢里。
我曾经两次在石门坎两次见到过杨荣新如今还居住在石门坎街上的儿子杨华明。杨华明之所以在关注石门坎的人们中间小有名气，是因为他是石门坎唯一一个民间搜集石门坎文物的人。他家里，不仅收藏了一定数量的，有关苗族，有关石门坎的实物、图片，还有他父亲杨荣新留下来的老苗文手写石门坎历史。
杨华明对我说，1958年，他父亲还在北京中央民院从事苗语研究，谁也料想不到，父亲在返乡探亲途中，就被抓起来，给关押在威宁看守所。还没来得及从重从快判处呢，才两个来月时间，父亲就在看守所给折磨死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杨华明说，直到今天，那个自称有错必纠的党，居然还没有给他父亲“平反”。作为石门坎重量级学者，杨荣新的所藏书籍有九个书架之多。父亲一落入监狱，就有四个“政府”来到他们家，两个人将书撕碎丢在火里，两个人监督着，生怕出现漏网之鱼。杨家人还是冒着危险，偷偷藏下一些书，“可是，当我和兄弟姊妹们受到株连，也被抓起来之后，几乎所有的书被背到公社，全被烧毁。”杨华明万分遗憾地说。
罪恶滔天的文革开始之后，随着“清除精神鸦片”、“肃清帝国主义余毒”、“揪出隐藏的帝国主义特务”的层次升级，争对老苗文的第二次浩劫，也更加来势汹汹。这一次，别说双语教学，老苗文，就连口头上说苗语，也成了一种罪恶。早在文革开始前的一天，一个秉承了上级旨意的公社书记公然在社员大会上宣布：不准将苗话，要讲就讲普通话！
1968年，运动中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来到，政府对眼中钉、肉中刺老苗文的态度，这回赤裸裸表现出来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文字”，“打倒老苗文”的大幅标语，石门坎街上，随处可见，对老苗文的又恨又怕，也可以从这样的标语口号上得见一斑。
对于承载着真知灼见的书籍，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和今天的毛泽东等等，都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共政权对待苗文书籍如苗文圣经，苗文赞美诗，乃至苗文课本等等的所谓基本“政策”就是：“收起来，烧掉”五个字。
杨华明说，当年，公社干部在会上、会下都多次威胁过可能藏有苗文书籍的人们：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哪家有书，有多少书，我们彼此都心中有数的。要你自己拿出来上交，或自己烧掉，是看你的态度好不好。态度好的，没哪样说的，态度不好，麻索子拴起的时候，你想交、想烧，都来不赢了！
如果说，第一波争对石门坎苗族读书人和苗文书籍的坑儒、焚书运动还只是摧毁了苗族文化的枝叶的话，那么，第二波争对石门坎平民百姓焚书运动，就连苗文的根基，也差点给铲除殆尽。“这一次大规模的焚书运动，使石门坎地区苗文书籍的数量急剧下降，很多村寨已经不存一本老书。……1988年的时候，县民委寻找《苗民夜读课本》，全威宁县都找不着。最后，还是在我家找到一本。”当年，杨华祥对来访者如此诉说石门坎的焚书之彻底、惨烈。
四、野火烧不尽，新苗文培训班办成了老苗文培训班
然而，焚毁老苗文，尽力抹去传教士在石门坎留下的任何痕迹，这只是野蛮政权的一厢情愿。圣经说，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他。野蛮政权能够杀死教授老苗文的教师，能够焚毁写有老苗文的书本，但是，柏格理等传教士，以及众多苗族学者、师生注入到老苗文里的灵魂，却是野蛮之火烧不尽、杀不死的。
正如自从1958年之后，基督徒们不能公开传教、聚会了，但是，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管是在家中，在深夜，在山洞里，对基督的敬拜，对真理的追求，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老苗文也是这样，你穷凶极恶的干部们不允许我在课堂学习老苗文，我在家里学，我在山野学，你晓得个鬼；你不让我在你面前说苗语，你一滚，我照说不误。
实际上，老苗文书籍没有没焚毁殆尽。不少村民很不愿意烧毁老苗文书籍，他们或将老苗文书籍转移到更安全的偏远地区，转移到其他没有对老苗文形成围剿运动的异县他乡，或将老苗文书籍隐藏于自己家的土墙夹缝里，牲口圈等。杨华明就曾经说，他流落云南永善期间，就将父亲的一本老苗文圣经带到了永善，回到石门坎后，又将这本老苗文圣经带了回来。
就这样，老苗文从公开在学堂里培养苗族博士生、大学生的工具，变成了只能在暗地里传承苗族思想、文化的纽带，成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地下文字”。老一辈，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传教士，得益于老苗文的苗族读书人，暗地里，或口授，或笔授，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向可靠的亲友教授着老苗文。
如果新苗文能够为苗族人所接受，那么，不用花费那样大的人力物力，老苗文便会在适者生存的竞争环境下被自然淘汰。尴尬的是，新苗文像个先天不足的阿斗，任新政权处心积虑，费劲九牛二虎之力，那新苗文，就是不能够在苗族人中间生根开花，更遑论结出众多硕士、博士这样的辉煌果子。
新苗文本身就是应劫而生，加上其科学性等等问题，自从这个新政权强暴少数民族学者诞下的怪胎来到这个世上，就成了苗族聚居区猪不吃、狗不闻的玩意。随着毛暴君“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甚嚣尘上，就连自己在自己治下弄出来的新苗文，也不适合阶级斗争新形势的需要了。老苗文专家王明基的儿子王文宪在其《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历史人物王明基先生事略》一书里提到过，文革一来，连“生身父亲”瞧着新苗文，也横竖不顺眼了：“原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可以继续使用，原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就不要创造和推行新文字了。因为，最终，各民族都要走向以汉语为语言文字的大同。”
毛死，文革结束后几年，还是必欲取老苗文而代之方善罢甘休的那些人想起新苗文来了。于是，从1981年开始，威宁县政府不惜采用行政干预的，软硬兼施的办法，“明确任务，多层次、多渠道培训新苗文教师”。癞疙宝瞧着自己的儿子是天下最顺眼的宝宝，这不奇怪。但是，癞疙宝却没有办法让其他动物待见自己的宝贝儿子。新苗文培训班，第一年还差强人意，63个培训点培训了6400多人，占苗族总人口数字的1. 25%。以后逐年下降，到1984年至1985年度，就只办了51个点，只有2400多人受训，占苗族总人口数也下降到0. 66%。第二年度再下降为42个点，受培训人数下降幅度更大，只有1000多人。到了1988年，新苗文培训班彻底关门大不吉。(具体数据引自沈红《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结构与主体：激荡的社区文化石门坎》)
老苗文为什么不推而行，新苗文为什么推而不行？新苗文的推行到底为什么这样难？一个我认为是顾及到某些人面子的说法是：“解放以后，专家为苗族创制了更完善、更科学的新苗文，但新苗文却很难推广，其最直接的障碍就是苗族群众对老苗文的依恋。”对于早在1992年就出版的，张坦在《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里的这一说法，连沈红也表达了不同看法：“这个说法在说明苗民与老苗文存在着关系这一点上是准确的，但是用来解释‘更科学’的新文字不被接受的原因是有局限性的。”
去年和今年，笔者来到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教堂，苏科寨教堂里的牌匾、圣经经文摘抄，有关基督教义释本等，除了汉字，就是老苗文。我曾经就此随意和当地掌握老苗文的苗族人进行过问交流，他们的说法总结起来，不外就是这几个原因：一，新苗文“裹搅”得很，让学习者“很整不撑抖”；二、即使勉强整撑”了，“也不晓得是哪样怪，大多数人就是记不住新苗文，今天学，明天丢；今年学，明年丢。”再就是当地无人提及，著书立论者们也没有提及或不便提及的两个原因：一是共产党员们哪一个比得上传教士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敬业、执着？二是四九年后苗族人的学习积极性经过反右、文革的“洗礼”，早已今非昔比。
去年第一次去石门坎苏科寨的时候，我就很想见识见识吴善宇，这位石门坎高度矛盾的老人。他和老伴，以及儿孙们都是基督徒，但是，吴善宇却很“不基督”地在自己的屋子里挂了个极端仇视基督的，毛的脑壳像。但是，有人说，吴善宇年纪大了，“癫东”了，讲不了几句话，就会糊涂起来，无法与人交流。但是，上周再次去到石门坎时，我坚持见到了吴善宇，这位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的老人。一个多小时的交谈，老人不但思路清晰，而且正如我在其他人的书里、文章里所见识的吴善宇老人那样，他的记忆力的确是非凡的。
关于新老苗文，吴善宇，这位曾经在云炉小学当过校长，80年代充当过新苗文培训教师的老人兴致勃勃地再次向我们说起那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天，给村里的人上新苗文培训课的时候，懒洋洋，对新苗文一点兴趣也没有的村民们干脆对我说：“你不是还精通老苗文吗？反正我们学不好新苗文，不要耽误我们，也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了，你干脆教我们学习老苗文好了！”
吴善宇说到这里，仿佛当年的精神气也上来了，比划着对我们说：“我一想，也是，学生不想学，老师不想教，花费时间学这鬼东西做哪样？我给大家打招呼：走出教室别乱说，就教开老苗文了。结果，个个都来了兴趣，学习积极性大为改变，学习效果也大大提高。”
地下教会的存在，是老苗文得以薪火相传的一片地下圣土。2009年清明节那天，笔者在石门坎巧遇了云南宜良县仙马村的张荣显。张荣显的父亲曾经在石门坎教会学校读过多年书，他自己自20来年前开始，每年都要来石门坎，为永远留在了石门坎的柏牧师、高牧师扫墓。他曾经对笔者说，反右开始，他们一家受到迫害期间，他们曾经逃难来到云南镇雄县，在哪里居住了很多年。文革后期形势稍稍松点的时候，他们一家又十分低调地悄然回到了宜良。无论是在仙马还是镇雄，他们，以及不少苗族人，或在家中，或在山洞里，敬拜主耶稣的聚会，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这样的地下聚会里，无论祷告的语言还是所使用的有关基督的书本、资料，绝大多数都是老苗文出版、书写。
年丰村苏科寨一个边角上有一栋不大的，破旧不堪的茅草屋，屋子的主人叫杨国祥。早在文革后期，距离公社所在地较远的苏科寨就开始在“杨传道”家里聚会做礼拜。杨国祥是村里的苗文教师，所以，他的屋子，在当时，既是基督徒做礼拜的教堂，也是村民学习老苗文的课堂。
接受访问时，杨国祥曾经对来访者说，全村其他老书都被烧光了，当时，只有他手里一本他冒着危险私自保存下来的老苗文圣经。一本圣经的教堂，一本课本的学堂，这些，对于追求真理，对于渴望读书的苗族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聚会、读书，就坚持了整整14年之久，直到1988年，苏科寨教堂在威宁县民宗局批准下成立为止。
正因为如此，在苗族基督徒中，60%以上都能够粗读苗文。老苗文是随着基督福音的来到石门坎应运而生的，也是在基督福音的荫蔽之下得以野火烧不尽的。
还有一个让当局极不愿意承认老苗文的重要原因就是：老苗文的发明所用时间远远没有新苗文时间长，参与发明的人也远远没有新苗文人数多、学历高，但是，老苗文的使用效果和受苗族人青睐的程度却远远超过新苗文，这对只注重伟光正形象、不重视伟光正实质的中共当局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五、让现政权尴尬，老苗文只能自生自灭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假如这老苗文是当年经过贵州的贺龙、肖克、夏曦之流发明的“红字”，那么，不用说，你想发明什么新苗文取老苗文而代之，那么，你无疑问是吃多了，是引火烧身，是对共产党的德性太无知了。不仅任何人，任何文字也休想取代红色苗文，相反，石门坎和红色苗文作为可以增加共产党伟光正的铁证，石门坎将会被封上“老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签，那里与红字有关的一草一木，都会被当作无价之宝给圣神化，摸不得动不得更捣毁不得。不仅石门坎，只怕是，在全中国所有苗族人中间，红色苗文会被抬到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学红色苗文、用红色苗文，将会成为对党忠诚与否，爱国与否的标尺。再假如你今天能够献出一篇狗干巴似的老苗文“文献”，那么，报纸有名，电台有声，电视有形，兜里有钱，你想淡泊名利，名利也不会淡泊你的……
但是，这老苗文偏偏是共产党最想取其救星地位而代之的英帝国主义加传教士发明的“黑色苗文”，并且，任随我怎样想焚毁它，就是达不到目的，真是气人。
老苗文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和其藏不住、抹不掉的基督教背景，以及新苗文的无法推广，使得现政权十分尴尬，狼狈不堪。必欲置之死地吧，反右和文革，那样空前绝后的焚书坑儒邪火，也没有将之铲草除根；干脆承认老苗文算了，你让人家那张伟光正加三个代表的脸往哪儿搁？
所以，老苗文在石门坎，在现政权心目中，成了一棵棵碍眼的野草，想铲除，做不到；叫栽培，不干。所以，这一棵棵野草，春天，它得不到底肥、清水；夏天，它得不到薅泼、肥料；秋天，它怎么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来呢。
不能完全焚毁老苗文，只好拼命淡化老苗文的传教士和国外背景。所谓的民族学者岑家梧在其《嵩明花苗调查》里面煞有介事地引用了一个叫做杨立行的说法：
晚近关于边事杂志刊物登载苗人文字问题的，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石门坎流行着一种符号，其字母来历是由英人柏格理氏创制的，这类的话是未免太武断了。原来苗人文字的创造者，不是英人，也不是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张岳汉先生。笔者以前曾受教于他，他将他的花衣花裙的花纹及日用生活用具指给我看，并且讲明了这种花纹的类别。“杨说：这些花纹，就是苗人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的文字，不过字体过于简单，仅用以描写物形，不容易用以记事达理，我因为感到此种缺点，及终日孜孜研术，欲另觅他法以补此缺。昔有基督教传入我们苗家区域，有英人牧师柏格理氏，及汉人李武先生者，来吾乡传道，余乃询问中英文字之结构及音读法，李、柏二氏并将用英文字之拼音结构方法，制成新字。”
这一段乡村老迂夫子欲咬文嚼字却又咬嚼得不地道的文字，其不顾事实，其牵强附会，唯知迎合党棍胃口的动机，昭然若揭。
即使认为这样的说法“有偏颇之处”，但是，凡是提及苗文创制的文字，作者往往都在其著作或文章里不忘强调两个大同小异的意思：一、即蒋介石政权也曾经企图取缔老苗文；二、老苗文的创制“是英国知识分子、中国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共同智慧的结晶”。（见沈红《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前言）
石门坎等苗族人对基督真理的信仰，对文化知识的渴求，这是老苗文繁衍生长的土地，虽然，这样的土地不肥沃。而老苗文种子的飞出威宁，飞出贵州，飞出国门，更是加深了现政权的尴尬。
上周去石门坎，石门坎“活词典”张国辉对我们说，上个月，北京来了个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的大学者。大学者走到当年的光华学校，如今的威宁民中大门前时，指着大门牌楼上汉苗文的“威宁县石门坎民族中学”几个字对现场的人们说，这上面有错字，某个字的音调标错了。张国辉说，经这位专家一说，他仔细一看，可不是，这位专家真不一般，那个字的音调，确实标错了——想不到，北京还有如此精通老苗文的专家。
老苗文不仅打进了京城，还打出了国门。“不幸”的是，这又与当年的传教士有关，与基督的福音有关。
当年，还有一对英国传教士夫妇张道惠及其夫人来到中国西南苗区，传道、办学22年。这20多年当中，有许多年，都是在石门坎度过。他们的孪生儿子张继乔和张绍乔，就是出生在距离石门坎仅仅30多公里的云南昭通。稍长回国读书，学有所成之后，深深地热爱着苗族文化的兄弟二人，竟然如同石门坎土生土长而又学有所成的人那样，要返回石门坎，继续学习苗族文化，为苗族人做事。时值抗战期间，兄弟二人竟被日军抓去，关押了数年。直到抗战结束被释放，兄弟二人才算到达了石门坎。直到1949年被逼离开中国之前，他们都与石门坎苗族知识分子王明基一道，深入苗家，拜访苗族老歌手，老艺人，将他们从祖先那里口耳相传来的古歌，诗歌，谚语等用老苗文记录下来，还编撰苗文词典。如果没有张氏兄弟支持、配合着当地人抢救这些苗族口述文化，那么，很多东西已经随着那些苗族老人的去世，而永远不为人知。
怀着无限的眷念和牵挂于1949年回到英国之后，张继乔和张绍乔兄弟也一直在数万里之外研究着苗文等苗族文化。他们兄弟可能不能完全想象得到，就连中国的苗族人们，也被禁止使用苗文、苗语；而石门坎等地的苗族人更是想不到，在数万里之遥的英国，当年的张氏兄弟会一直保留、点亮着苗文的星星之火。张氏兄弟离开中国后，传教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甚至远到非洲的肯尼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两兄弟都没有放弃苗文研究，继续编纂完善苗文词典。中国苗文这颗星星之火，就这样被他们加倍小心的呵护着，点亮着。
1995年，中共占领大陆后的首次传教士后代来到石门坎，他们带来了年近九旬的张继乔、张绍乔兄弟一封用老苗文书写的，向石门坎人们问好的书信。在英国，一家电视台曾经录制了一个报道张继乔的短片。短片临近结束，空旷的大教堂里，张继乔在高声朗读一本老苗文书。只有石门坎的人，以及天上的父，才能听得懂，这位老人阅读的是什么。
文革期间，张继乔兄弟对石门坎焚毁柏格理文字、圣经等等的事情有所风闻，但是，他们对中国苗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没有因此中断，他们收录了11000条苗文词汇，翻译了大量苗族文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沈红曾到过年近九十的张继乔家里。当时，张继乔捧出高高一摞十几本苗文词典的书稿。后来，计算机专家瑞克博士将他的苗文词典等等压缩到一张光盘里，还帮助张继乔兄弟建立了相关网站。继之，南汉普顿大学将老苗文电脑打字软件开发成功。由此，老苗文、英文对照本《中国西部苗族古歌故事选》于2001年在网上与读者见面。
墙里开花墙外香，这既是老苗文的幸运，也是老苗文的不幸——如果不是中共的愚顽不化，再说透彻点，如果不是四九年后大陆国共易帜，中共将传教士，将老苗文视为敌人，老苗文的际遇，怎会如此坎坷，凄凉。然而，老苗文越是在异国他乡抛头露面，在它的故乡，就越是有人嫉恨它了。
结语
四九年前的石门坎，外县、外省的父母纷纷将子女送到石门坎来读书，何等令人欢欣鼓舞，称颂不已；四九年后直到今天的石门坎，政府干部，教师，乃至校长，都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外县，外省去读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差之大，何等的让人扼腕叹息，掩卷沉思。
虽然，老苗文的发明用时远远没有新苗文时间长，参与发明的人也远远没有新苗文人数多、学历高，但是，打死，中共当局也不会承认，产生于外国传教士手中，生长于旧政权土壤的老苗文比产生于共产党手中，却无法生长于新政权土壤的新苗文科学、先进。这不仅仅是脸上挂得住与否的问难，还关系到自己执政地位，甚至关系到党的合法性地位问题。总而言之，这不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个根本症结，只是就事论事地探讨什么老苗文兴衰，石门坎教育成败，都只能治标不治本。头痛医脚，张三患病，李四吃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石门坎是“外国人文化侵略殖民地”，石门坎人“受奴化教育最深”，老苗文“是帝国主义强加在苗族人民头上的产物，所以要创造新苗文取代它”，从这一句句文革期间挂在干部头上的口头禅当中，出现在党媒体上，甚至写在红头文件里的标语口号，我们就可以知道，新政权有多仇视老苗文，还可以知道创制新苗文的真正动机。所以，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所谓的新政权争对老苗文的一切焚毁行为，一不是为了苗民更好地学习文化知识，二不是少数民族文字改革问题，而是一个与传教士，与上帝争夺救星形象的政治问题。如果说，国民党杨森的边胞同化政策企图取消老苗文是好心办坏事，那么从焚毁苗文书籍和迫害苗族读书人的恶果来看，共产党对苗文所做的一切，则是不折不扣的坏心办坏事。如果说国民政府当年争对老苗文的作为是过失犯罪，那么，后来的共产政权则是典型的故意犯罪。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老苗文什么时候能够再有四九年前的地位，石门坎的汉苗双语教学什么时候重新回到学堂，基督福音的春风什么时候再度吹拂石门坎，这才是石门坎教育，苗族教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教育的希望。否则，在目前这个巨无霸的独裁国家机器面前，除了等待，除了祈祷，什么样的人物和措施，都无法拯救么老苗文于水火，无法挽救石门坎教育于倒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