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读中国模式时，我认为，弄清楚“是如何”很重要，弄清楚“如何是”更重要。
富士康13跳的悲剧促使很多人意识到，所谓中国奇迹，正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早就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之上的。那么，低人权优势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把中国和其他前共产国家相比，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既然当初各个共产国家的处境都差不多，为什么别的共产国家没能走上中国的道路呢？
不久前，秦晖又讲了个昂纳克寓言。所谓昂纳克寓言是说，假定当年东德不曾发生民主转型，不曾拆毁柏林墻，但是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却心血来潮，决定放弃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说我不搞什么理想了，我赚钱。我对西方资本完全把门打开，当然前提是西方也让我把商品卖过去。我可以用专政手段提供最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土地你看中哪块，我就拿过来给你。工人祗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百姓的财产我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国家财产我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当然也可以给一部分西方那些愿意来投资的人……等等”。假如东德共产党这么做了，那么不用多少年，东德就可能出现经济奇迹，而西德则可能陷入危机。到头来，可能就不是西德统一东德，而是东德统一西德了。
秦晖把这个寓言讲给东德末代共产党总理哈斯听，问哈斯这种情况可能不可能。哈斯回答道：不可能，决不可能。哈斯的回答不大清楚。他没有说明，所谓不可能，究竟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呢，抑或是他们愿意这么做但是做不到。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有的人是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太荒谬了：共产国家的公产原本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共产党怎么能据为己有？共产党不是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么？怎么能把劳工当奴工？有的人可能是担心做不到：这么做和抢劫有什么区别？老百姓会答应么？要是民众起来抗议，你怎么办？顶替哥哥卡斯特罗的现任古巴总理劳尔说，他之所以拒绝中国模式的改革，是因为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
劳尔这句话很重要。它提醒人们，所谓中国模式，并非祗意味着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诸如此类；中国模式还意味着六四屠杀。
道理很简单。共产党是靠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起家的，如今它又回过头来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那无异于釜底抽薪，自己了否定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出要求结束共产党专政的民主化洪流。面对这股民主化洪流，稍有人性的共产党都不敢镇压，而不敢镇压的原因是不好意思镇压，是没脸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心虚，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有强烈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重兵在握，但都能放下屠刀，接受民主，与人民达成和解。唯有中共，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坦克车开上街头，残酷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伴随着镇压的成功，必定是党内有良知者的出局，必定是民间反抗力量的消沉，必定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必定是道德沦丧，正义缺席。伴随着镇压的成功，原先还有一意套识形态外衣的权力就蜕变为赤裸裸的暴力，少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少了意识形态的约束，权力从此获得了空前未有的灵活性；祗要对自己有利，它既不在乎人类的普适价值，也不在乎自家的党章国法，更不在乎食言而肥，自相矛盾。于是乎，共产党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大搞权贵私有化，就可以对劳工毫不留情的榨取；于是乎就有了低人权优势，于是乎就有了中国模式，有了中国奇迹。
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生成史。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如何是”。那些为中国模式大唱赞歌的人，你们是如何对待中国模式的生成史、中国模式的“如何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