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教孝不教慈”的隐忧
——郑氏父子独特在哪里？
按照编者所加标题言，这是一对“不可思议”的父子，一对“理想主义”的父子。父亲郑国强热爱摄影，尽管人生经历诸种波折，仍然不改其衷，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摄影家，更重要的是，“能把一个爱好坚守一生”，这样的人生让儿子郑艺“肃然起敬”，视为心目中的“成功典范”。
父子俩的家书公开发表于2月12日的《羊城晚报》之后，我在微博摘发链接，引来网友极其热烈的讨论，还是如编者所言，人们震撼于这对父子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
这对父子果真那么出离于常规吗？还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土壤有着太多冥顽不化的成规甚至陋习？这对父子，只不过是以较为平等甚至嬉笑怒骂的方式在进行对话，他们挑战的，无非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些所谓“主流价值观”：子女当无条件恭顺父母，中国是个讲究孝道传统的国度；成功是获得名利，取得一定社会地位……诸如此类。
其实，类似的家书并不少见，《傅雷家书》以及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堪称典范，这对父子呈现的，只不过更具草根精神，更接近当下互联网一代的话语方式。其中的父子，儿子郑艺是千千万万80后中很常见的一类孩子：以玩世不恭、插科打诨的姿势展示他们这一代人的独立精神，他们的人生相比过去世代的孩子，更懂得自主，更希望祛除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呈现“我”的独特存在和个体价值，韩寒应当说是这一代孩子的典型样本；相对独特的，倒是这位父亲——郑国强。郑国强这样的父亲，在他的同龄人中，反而不是多数，而是一个难得的、具有终身学习精神的“上一代”。
如果说傅雷、龙应台这样的知识精英具有终身学习能力并不出奇，那么郑国强这样的父亲的学习能力和教育理念则更具有向社会大众呈现的价值。他是一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父亲。他和当下多数中国人的命运一样：为了撑起一个家，“跟许多不想打交道的人打交道，喝了很多不想喝的酒，装了很多不想装的孙子”，在同一个体制面前，郑国强父子没有任何资源优势，既非官父子、也非富二代，甚至连有点资本作清高状的知识精英也算不上，他们要面对庸常的俗世和人际关系，他们要解决起码的生存问题。唯一与别人不一样的，就是这位父亲在跌跌撞撞中还是守护着自己作为一个个体行走于世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升官发财，也不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扬名立万，而是仅仅保存着他作为郑国强——一位热爱摄影的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之外所希翼的人生格调。
正是这样的示范，让儿子郑艺在潜移默化中感同身受，甚至被父亲执着的精神所震动，从而自然而然地有了作为儿子郑艺个人的坚守和追求：他不愿意去考公务员，不愿意读热门的商科，他的理想简直普通得会让中国社会多数功利的父母“发指”和“抓狂”，他，仅仅想做一名小学老师。
郑国强这样写道：“爸爸不理解为什么你会喜欢上小学老师这个工作……不过爸爸喜欢看到你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去，并过得快快乐乐。”郑国强并没有完全摆脱望子成龙的集体无意识，但他终究还是凭借着强大的学习精神明白了一个道理：让孩子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快乐。郑国强没有把孩子的顺从视为孝的核心要素来要求，他对孝道有了自己的阐发和新的认同：“我不需要你来赡养，你过得开心，能成家立业养好自己的孩子就是对我，也是对郑家最大的报答。如果以后有孙子，而且他喜欢摄影，这可能是我住到你家的唯一理由。”
这番话让人想到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关于“养儿防老不道德”的理念，这一观念在当下中国社会还是颇有颠覆传统的意味，而认为不可行的人，也多归咎于中国当前的制度保障缺失，这当然是一定的现实困境，但除了物理意义上的“赡养”和生理意义上的“抚养”，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即中国传统的“父慈子孝”观念，在当下中国社会，遭遇了什么问题？我们长期以来的误区在哪里？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一文中，钱穆曾经比较深入地阐述了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缘起、差异的观点，他说“青年少年则常见于孝，壮年中年则常见于爱，老年晚年则常见于慈。曰孝，曰爱，曰慈，皆仁也。青年无不知孝父母，壮年无不知爱配偶，老年无不知慈伦类。”他进而论述：“大抵中国主孝，欧西主爱，印度主慈。故中国之教在青年，欧西在壮年，印度在老年。我姑锡以嘉名，则中国乃青年性的文化，欧西为壮年性的文化，而印度则老年性的文化也。又赠之美溢，则中国为孝的文化，欧西为爱的文化，而印度为慈的文化。”
这番论断多半会引发争议，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中国的确是一个讲究孝道多于讲慈的社会，所谓“教孝不教慈”是也，钱穆言则是“中国传统，教孝胜过教慈”，理由是慈属先天情感，不必刻意培养，孝属后天德行，需要著力陶冶。如是一种传统，实际上使得中国人一直处于将学习止步于青年人的状况中而停滞不前，为人父母需要“习得”被孝文化大大地覆盖过去了，而缺乏学习精神的父母一辈往往更加捍卫父权家长制，在当下中国可谓愈演愈烈，成为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甚至有“父母皆祸害”这样的豆瓣小组应运而生。
如果说过去世代的代际冲突更多集中在人生阅历的不同造成的“时间鸿沟”，那么，今天的代际冲突，实际上更集中体现在获取资讯和持续学习的能力在两代人之间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或可称之为“信息鸿沟”。
我曾经请过一位阿姨，做了一年，她突然提起有个儿子在广州，我说怎么从未来看你，你也从未外出去和他相聚呢？她说儿子不愿意见她，说话间很淡然，可以感觉到，那是怎样一种淡漠的亲子关系！我说或者你打电话关心关心孩子，问问他近况也好。有一日，她真的打电话了，劈头一句话便是：“你没出去混吧，你可不要学人吸毒，电脑害死人，你不要去网吧……”我问她，你的孩子在广州从事什么职业，你要这样说他呢，阿姨说她的儿子在广州一个理发店当学徒，一边打杂一边学手艺。我便对她提了一点建议，告诉她，这样对孩子说话，很是伤害他，表明了你对孩子的极度不信任，他好端端地做学徒，学手艺，跟吸毒这些事情有什么联系呢？问问他现在会不会剪头发了，比莫名冒出一个“吸毒”的言辞，可能让孩子觉得你更尊重他。另外，电脑也不是“害死人”，如果他在学艺期间，假日去去网吧，了解他需要的资讯，这也是学习，未必就是去“混”。
阿姨学习能力挺强，下一次讲电话，我便听见她在问具体问题了，不再一句大话盖过去责备一通。其实，阿姨和孩子的这种关系，是当下“一代打工者”和“二代进城打工者”之间的典型关系，一代打工者尚且没有融入都市生活的信息流当中去，而且他们随时愿意回家乡生活，而二代打工者由于文化程度提高，在城市生活中已然是半个城市人，多数几乎不再可能回到农村务农。正如有研究富士康工人的自杀时提出的困惑：这些年轻人的家庭为何没有给他们提供求生意愿的最后屏障呢？能够找到部分答案的，依然可以归咎于两代人的这种“信息鸿沟”，恰恰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隔膜，早已使两代人之间无法沟通，甚至还产生了亲密关系之间的冲突和伤害。
也许你会说，农民工群体毕竟是社会的一个底层阶级，不能苛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那么，不要忽略了，即便是在既得利益阶层，这种“信息鸿沟”依然存在，只不过冲突的层面更多体现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如郑国强的经历，如果他不断地妥协，他可能成为一个光鲜的既得利益阶层，如果他缺乏自省能力，他很可能和很多的父母一样，以父权压制孩子服从他安排的道路：升官发财之类，以自尊和威权为执念拒绝接受新的思维，进而指责孩子接触的“普世价值”。
当年轻人都已经分成两种人：会翻墙的和不会翻墙的，可以想见，存在于以50后和80后为代表的两代人之间的阻隔，会是多么的难以逾越。而这，不是讲讲孝道便可解决的，也不再是过去的代际冲突那样，所谓“到了年轻人也成为父母的时候，他们就自然理解了为人父母的苦心了”，历史并没有全然重复，因此，新一轮的代际冲突，夹杂着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的暗语，与中国的体制性拘谨紧密关联，甚至正在成为政治问题的一个表征。
“孝道”我们讲了数千年，而为人父母必须“习得”的观念，则被遮蔽了太久太久。因而，在郑氏父子身上，我更愿意把赞赏留给这位父亲，他的学习精神正是他的孩子郑艺的幸运，恰如郑国强所言：“爸爸知错就改，现在衷心希望你理想主义地活一辈子，也祝福你找到一个同样理想主义的女孩子。如果将来你妥协了，千万别以妥协为荣，也别给自己的妥协找借口，要懂得鄙视自己。”
人的成长，往往与社会的演进同构，如果一个社会止步不前或者被各种粗鄙的价值观裹挟，那么，其中年长而又手握权力资源的社会成员，往往容易成为既得利益者而不愿意放手，不愿意“知错就改”，进而与年轻世代形成一种利益冲突甚至社会断裂。基于此，也许今天我们要发出一种不同的声音了：中年智则国智，中年富则国富，中年强则国强，中年独立则国独立，中年自由则国自由，中年进步则国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