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5日，南非取得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承办权，举起“大力神杯”的曼德拉喜极而泣。

第十九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很遗憾缺少了那位里程碑式人物的身影——南非黑人斗士、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曼德拉。没有他与他的战友和几代人的奋斗，就不会有南非的今天；没有他的支持，南非就不会成功地申办这届全球瞩目的赛事。

南非历史上的种族隔离政策臭名昭著，因此南非曾被1964年奥运会拒之门外，长期遭到国际制裁。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宣告结束仅仅是十七年前的事。本届世界杯能在南非举办，也是国际社会对新南非进步的肯定。中国球迷不妨将目光从球场伸向更宽广的时空，从昨日的南非审视一下中国，也许能拓展新的视野。

南非与中国：曾经和正经的“隔离”

1652年4月6日，3只荷兰帆船抵达南非桌湾建立补给站，从此开始建立殖民地。随后荷兰人与英国人长期争夺，逐步吞并南非，建立起种族主义统治。英国二十世纪初打败布尔人（荷兰人在南非的后裔），1910年建立了南非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地。

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执政。第二年，与南非执政党同名的中国国民党被中共武力赶出大陆。

南非国民党开始全面系统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到1961年南非宣布退出英联邦，改名为“南非共和国”，这13年里，南非当局制定和修改了6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在就业、薪酬、教育、结社、迁徙、居住、婚姻、公共场所等方面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直至1993年12月22日，《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获得通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才宣告结束。

如果说在实行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南非，黑人和有色人尚有一定空间的话，那么中共的一党专制则是全面的，渗透到红色帝国的每个角落。中共执政后30年，对外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相隔离；对内用愚民政策将国人与真实的现实和历史相隔离，不仅导致现代蒙昧的悲剧，而且殃及至今几代人信仰的缺失、理性的匮乏和道德的沦丧。

中共暴力夺权后，为了建立所谓红色乌托邦，巩固其专制统治，通过历次运动将国民以政治和身份划线，分为三六九等进行控制，对底层和异类实施有形和无形的隔离与歧视。

中共通过户籍制度把国民隔离成市民和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成为没有国民待遇、被盘剥的二等公民。甚至在三年大饥荒中不能外出逃荒，被持枪拦截的民兵或者打死或者堵在家里饿死（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在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黑五类”分子及其后代，成为中共现代种姓制度下的比“红五类”（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低下的贱民，不但在革命暴力中没有生命保障，而且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婚姻等方面倍受歧视，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经济等权利。所以，一位25岁的青年在红色恐怖的1966年夏愤怒地公开写道：“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遗作与回忆》20页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两年后，这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亲自批准枪决令的据说正是那位“毛主席”（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2006年）。

中共迫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逐步打开与世界文明隔离的大门，刚走出国门的人恍如隔世，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以至闹出不少笑话。然而中共一党专制体制在保留一些歧视和隔离的同时，又制造新的歧视和隔离。

对于“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民主政治机制，无所谓姓社姓资，但是中共为了一党私利，以“中国特色”为名，对现代文明实行双重标准，凡利己的均与世界接轨，而将自由民主的制度文明拒之门外，将中国隔离在世界民主大潮之外，进而权贵集团及官二代、官N代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导致人才和市场竞争缺失、扭曲，人才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贫富两极分化，底层向精英层的流动和发展被不平等的垄断所隔离，社会严重分裂。相比之下，当年南非另一半的白人社会至少还有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形式，为民主变革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中共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民间社会的发展依然实行不平等的隔离政策，对民间组织在政策上歧视，规模上限制，行动上压制，不时迫害其突出者。

中共对维权组织和人士，以权代法，压制迫害，将他们隔离在法律的公正之外。致使一些人铤而走险，诉诸暴力，殃及社会。

中共对待异议人士，或者将他们隔离在监狱；或者监控起来，与民众隔离；或者封杀其言论，隔离在国内媒体之外。对海外流亡的异议人士，剥夺其归国权，无法与亲人相见，将其与中国社会隔离。

至于近年新疆、西藏的骚乱，更证明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

面对信息时代强大的互联网，中共依然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耗费纳税人巨资打造所谓“金盾工程”，建立封锁信息的网络柏林墙，将中国网民与真相隔离，与真话隔离，与世界隔离；同时收买“五毛党”做所谓网评员，制造谎言，混淆视听，欺骗舆论，营造假象。

与当年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相比，中共真是大巫见小巫！

南非与中国：反抗者的道路和命运

由于历史、文化、信仰、制度等差异，南非与中国对压迫的反抗走过了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从争取平等权利开始，以和平非暴力为主的斗争方式，从群众运动到挑战现存的国家法律和秩序，进而重建国家机构，走向宪政共和，实现全民和解，建立公民社会；另一条则是以反抗压迫为名，以暴易暴，恶性循环，旨在夺权，制度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以人民的名义实现专政，即表面上奴隶们成为主人，实际上只是以反抗者的名义，将少数人推上权力的交椅，成为新的奴隶主而已，而过去的奴隶依然还是奴隶，有宪法之名无宪政之实，名为共和实为专制。

当改良先是被扼杀、后是被拖延，待清廷面临崩溃、被迫立宪已回天无术。1911年辛亥革命名义上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这场革命也开启了中国历史新一轮权力的暴力更迭……第二年，在遥远的南非，被白人压迫了二百多年的黑人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组织——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办了机关刊物《人民报》。该组织为两院制，是知识分子与部落酋长的结盟，通过和平抗议和请愿来改善黑人的地位（1925年更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1913年，律师出身、在南非工作了20年的甘地，成功地领导了南非印度人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电影《甘地传》中再现了当时和平队伍迎着警棍前仆后继的生动一幕），迫使政府第二年废除了几项歧视印度人的法律。

1943年，中共一面消极抗日、扩充实力，一面通过残酷的延安整风，建立内部专制体制和领袖独裁。“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而此时，以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坦博等为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青年改革派，正在民主酝酿成立青年联盟。第二年联盟成立。

1949年，梁漱溟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但民主人士这样的中间路线被中共所不容，国共双方自持武力，内战继续令生灵涂炭。同一年的南非，青年联盟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取得领导地位，在新制定的“行动纲领”中，他们提出“使用包括罢工、不服从运动、不合作运动和停工等”为手段进行斗争。

中共武力夺取大陆后，违背《内瓦战俘公约》和1949年4月2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名《约法八章》（《毛泽东选集》1459页），即对放弃抵抗的旧政府军政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概不追究”。 1950年和1955年，开展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运动，致使许多无辜甚至曾为中共做过贡献的人惨遭关押或被处死，许多人被滥施酷刑致残致死，有的连材料都没有，只写一个“坏”字。死者亲属不得哭泣、不得戴孝。

1950年镇反过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经报告，“镇反运动全国共捕了‘反革命’分子262万余人，杀了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人，管制了120万人”。因许多地方出现了瞒报，实际上被杀害的人数大大超过71.2万。（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17页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这次运动中，我祖父因曾在民国时期任北平怀柔县（今北京怀柔区）县政府教育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被开除公职，在街道被监督劳动（三年大饥荒时病饿而死）。

1951年12月，在南非，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主席。出于基督教信仰和南非多民族、多种族的历史与现状，借鉴甘地的思想，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非暴力抵抗是反抗残暴政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我们可以在纪录片《啊曼德拉：四党联合之解放》（2002年）的镜头中，领略示威游行那如波涛起伏的人潮涌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山歌声。1952年6月2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蔑视运动正式开始，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们高呼“让非洲回来！”的口号，边舞边唱：“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他们勇敢地用行动挑战种族隔离，进入白人的各个公共场所，并骄傲地自愿被警察带走，塞得监狱无法容纳，令官方大为头疼。不得不考虑实行所谓黑人“自治”。

1955年中共在全国展开肃反运动，除了胡风集团案以外，进一步清查历史反革命。各级领导生怕自己右倾，凡是历史上与国民党、三青团有瓜葛的人员一律隔离审查，批判斗争。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2009年） 这次运动中，在部队任职的我父亲（1948年在北平参军）向党组织汇报了在民国时期曾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由于当初入党时没有讲，被指隐瞒历史问题，所以我父亲受到“停止党内生活”的处理，被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这一所谓“历史问题”屡次给他带来厄运，长期被压制（1979年12月被恢复党籍），并牵连我后来多年无法入团。

就在中共清算历史、制造恐怖、迫害无辜时，1955年6月21日，在南非，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倡议联合其它有色人、白人各党派、组织、团体组成的全国行动委员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自由宪章》，宣告“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凡不是依据全体人民意志建立的政府，就不能宣称享有正当的权力……”第二年12月，政府逮捕了156名黑人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引起成千上万群众的示威抗议。1957年12月，由于缺少证据和国际舆论的压力，61名被告被免予起诉，其他被告均获得保释。最终在1961年3月，所有被告被宣判无罪释放。

1960年3月，南非发生了镇压黑人的沙佩维尔和兰加惨案；4月，南非当局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为非法。面对当局的血腥暴力，1961年，转入地下活动的曼德拉组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非洲之矛”，把有限制的暴力作为辅助斗争手段，对物不对人，袭击种族隔离目标和重大经济设施。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展开了武装斗争。同年，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卢图利荣获196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被捕。11月，被判五年监禁和苦役。同年，曾把毛泽东称作“父亲”的北大才女、基督徒林昭第二次入狱，她在狱中用血书这样写到：“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1999—2005年）林昭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杀害灭尸，年仅35岁。

1963年6月12日，南非当局不顾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对，判处曼德拉等8名被告终身监禁。被关押在罗本岛时，曼德拉在狱中曾写信告诉孩子们要踢足球以保持坚韧。被囚期间，曼德拉获得了国际社会极大的支持和各种殊荣。

为了实施种族隔离，南非当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强迫黑人迁出长期居住的家园，搬到偏僻贫瘠的地区。当局派军警烧毁房屋，逼迫黑人搬迁。1968年甚至动用推土机摧毁黑人钉子户。近些年，中国官商勾结，制造了一幕幕更加残忍的搬迁悲剧。

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节期间，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悼念总理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被当时的中共政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遂行暴力镇压。同年6月16日，南非索韦托一万名中学生上街抗议将白人的阿非里卡语作为授课语言遭到警察残暴镇压，175名非洲人被打死，1140人被打伤，1300多人被捕。一时间震惊世界。同年，南非司法部长到监狱与曼德拉讨论释放的条件，曼德拉严词拒绝了与政府合作的要求。第二年，“黑人觉醒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在拘捕后有的被害死，有的不明不白地死去，还出现坠楼死、上吊死、逃跑中弹死、被邮包炸弹炸死……与之相比，如今中国大陆拘留所的躲猫猫死、掉床死、洗澡死、鞋带自缢死等各种“奇特”死法更具有“创造性”。

1978年上台的南非总理博塔放宽了非洲人组织工会的限制，取消了几十个控制非洲人流动的法令。与之相反，1979年，中共却收紧了一度宽松的政策。3月逮捕了魏京生，4月逮捕了任畹町，9月封闭了“星星美展”，11月正式宣布关闭了北京西单民主墙。而后，在1980年和1981年对中国民主运动展开了更加凛冽的镇压……（陈力 芦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同年8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30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从1980年开始，南非国内外掀起了要求释放曼德拉的运动。1982年后，南非当局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做了让步。1984年，分离22年后，曼德拉夫人被允许“接触性探视”。1984年后，劳工运动、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是白人政权难以招架，1986年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法，但遭到国际社会的全面制裁。南非当局从1986年开始，不得不与狱中的曼德拉进行对话。

1989年中国爆发群众民主运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坚持与各界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武力镇压，遭到邓小平、李鹏等人的反对，被迫辞职。6月4日，中共血腥镇压了八九民主运动。但是在一个月后的南非，7月5日，从1984年开始兼任南非总统的博塔邀请尚在狱中的曼德拉，到总统官邸喝茶，曼德拉向他递交了一份政治声明，坚持他的一贯立场：“政府与群众民主运动对话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对话，是结束暴力冲突，在我国实现和平的惟一途径。”曼德拉的话仿佛是赵紫阳讲话的南非版。

1989年9月，南非各种族参加的反对紧急状态法的蔑视运动达到高潮，时任总统德克勒克决定对和平示威不予干涉。10月，德克勒克会见了一批黑人宗教领袖，征求他们对政府与黑人反种族隔离力量谈判的意见。10月15日，8名黑人领袖被无条件释放。接着，为了突出其开明形象，德克勒克采取了一些宽松的措施。11月，德克勒克解散了国家安全管理系统，并削减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12月13日，德克勒克在总统府会见了曼德拉。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八项重大改革措施。2月11日，被囚禁28年的曼德拉出狱。在开普敦市政厅广场（现为本届世界杯足球赛新闻中心），他对10万名欢迎民众讲话时，重申了消除种族隔离的原则，并赞扬了德克勒克的改革措施。

经过南非多方力量的努力，遏制了激进的种族暴力冲突，各党派不断谈判，1993年12月12日，南非议会通过了《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至此，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宣告结束。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双双荣获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5月2日，南非人国民大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曼德拉在讲话中说：“让我们向过去曾经打过我们的人伸过手去，并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南非人’。现在是医疗创伤建设新南非的时候了……我们期待着在一个全国团结的新政府中工作。”德克勒克以特有的政治家风度表示将同曼德拉合作，他说：“经过这么多世纪之后，所有南非人如今自由了。……在曼德拉凝视着下一座山的时候，我向他伸出友谊与合作之手。”5月9日，南非多种族议会开幕，曼德拉在回顾历史后说：“这些里程碑预示着实行这样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将受制于宪法所体现的更高的一整套条例，不能随心所欲地管理这个国家。”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正式宣誓就任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德克勒克任第二副总统。

14年后的2008年12月9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前夜，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起草、中国303名各界知名人士，在互联网联名发起签署《零八宪章》，它秉承英国《大宪章》、捷克《七七宪章》、南非《自由宪章》的精神，旨在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但是，中共的回应却是威胁签署人，当晚将发起人刘晓波逮捕，2010年2月11日判处他11年。近两年，由于司法不公，当局惯用高压专政手段对待民众的和平诉求，中国社会进入了矛盾激化期，导致暴力事件频发，从杨佳、邓玉娇到今年的多起杀童案、暴力事件，血光四起。

中国与南非为何差距如此之大？正如中共《新华日报》的社论所言：“一党独裁，遍地是灾！”（1946年3月30日）

南非与中国：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

对比南非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南非的种族矛盾比中国国民内部的政治矛盾要持久尖锐得多，但是南非最终能够得到基本解决，其中在传统、思想、文化、信仰、制度等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地方。

对于社会这一庞大复杂的生态体系，传统犹如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对现实发挥着稳定的作用，任何简单化地破坏传统，都会导致社会生态失衡，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尽管南非当局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但是在广大的基层，黑人和有色人种保持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和组织，有相对独立集中的空间，为团结起来争取民族权利创造了基础。而中共早在执政前的“苏区”、“解放区”，就破坏农村社会传统，改造成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单一生态。执政后更是用政治经济一体化将社会吞食，七十年代末以来国家全能主义收缩，民间社会才慢慢复苏，但一党制依然严重压抑着民间社会的正常发育，社会自组织能力差，导致人的精神发育普遍迟缓，没有凝聚力的社会呈溃败趋势。

当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出现断裂，失去了变革的坐标；同时又没有信仰和文化的自由环境，靠官方权力推行意识形态，是无法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在南非，各种族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官方政策造成的，无论白人、黑人还是有色人种，大多数都有基督教、天主教等信仰，这有助于坚定追求民族平等的信念、也使博弈的双方拥有共同的人道主义底线。根据詹姆斯•格瑞格里所写的《再见，巴法纳：纳尔逊•曼德拉我的看管犯我的朋友》一书改编而成的故事片《再见，巴法纳》（德国、比利时、南非、英国、卢森堡合拍  2007年），就再现了这位看管曼德拉二十多年的狱警，被曼德拉的人格和理想所感染，人性逐渐觉醒，从敌对到同情，进而理解、敬佩，最终与曼德拉成为好友，从效忠种族主义政府逐渐转变到为自由平等的南非而战斗，令我感慨不已。正如曼德拉对格瑞格里所言：“你我的自由是相连的。”与之相反，中国这个缺乏信仰的神州，讲权谋而不守规则，重私利而轻私权，以犬儒废原则，有官权无人权。在这样的国度，谁也无真正的自由可言。

南非黑人和有色人种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仅仅是在高压统治下斗争策略的选择，也是站在基督教信仰平等博爱的高度，打破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从根本上创造和谐共荣的社会土壤。所以与甘地同为律师的曼德拉，坚持通过斗争实现宪政，改变种族主义的法律，而不是为了争夺权力的宝座。他在法庭上，无论是作为辩护律师还是作为被告，都充分据理力争，同时肯定英美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表现出开放的精神和对法律的尊重。而中共自恃有苏俄的支持，无视法律的重要性，另起炉灶，在“苏区”、“解放区”建立国中之国，推行武装恐怖主义，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笼络煽动民众，煽动仇恨和暴力，表面上用武力加速了推翻独裁的进程，实际上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残暴的专制，无论国体还是民智都未进步。

有了平等博爱的精神，才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斗争胜利前能够联合其他党派包括争取白人反对党，执政后并不是唯我独尊，将法律当作私利的工具，用黑人统治代替白人统治，实施新的专政和压迫，而是联合执政，将自身同样放在宪法之下。反观中共，执政前拉拢民主党派，建立所谓统一战线，完全是为我作用，待夺权后，立刻以大救星自居，为所欲为，将统一战线当作假民主的花瓶，奴役流血流汗地将它推上权力宝座的广大民众。

除了政治权力的制衡和分享，在社会层面，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各民族、各阶层的彼此平等、宽容、和解。如果说影片《再见，巴法纳》反映了与种族主义的斗争历史，那么我们根据《成可以从事在人：纳尔逊•曼德拉和改变世界的游戏》一书改编的故事片《成事在人》（美国  2009年），看到曼德拉任总统后如何从自己做起，推动种族和解、促进民族团结的真实故事。当他第一次走进总统官邸，望着白人职员心存疑惧，收拾东西，准备被炒鱿鱼时，他安慰他们留下；曼德拉把白人保镖与黑人保镖安排在一起工作，他对一时想不通的总统保安队黑人队长说：“种族和谐的彩虹之国就从这儿开始，种族和解要从总统保安队开始。……宽恕也从这里开始。宽恕让我们的灵魂得以解放，无所畏惧才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他不放过细节：在橄榄球赛场上，他发现在满场旧国旗当中有一位白人观众挥着南非的新国旗，便来到看台向他致谢。当体育部投票要换掉由白人组成的南非国家橄榄球队的标记和队服时，他赶到那里说服大家：“……现在白人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民主伙伴。……我们必须同情他们，用慈悲的心怀和宽广的胸襟来感动他们。我知道他们过去排斥过我们，但是现在该做的不是秋后算账，重建家园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团结所有的力量，即使他们有人曾经是我们的仇敌……”

另外，当年南非黑人解放运动还存在一些其他有利条件：民间党派在一定限制下可以办报，司法有一定的独立性，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长期、广泛的支持，许多白人包括白人反对党给予一定的同情和帮助……

体育是力量与技巧的体现，更是人的综合素质的展示，它是个人和社会多方面因素成就的。放眼世界足坛，一流强队都诞生在民主体制的国家，说明体育不仅靠物质条件。没有自由，就没有足球，更没有真正的体育精神。

在影片《成事在人》中，曼德勒赠给南非橄榄球队白人队长一首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在曼德拉漫长的牢狱生活里，此诗总是给他带来力量。让我们重温这首诗，为了像曼德拉那样奋斗，赢得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美好未来：

走出覆盖我的深夜，
黑暗像地狱一般层层笼罩，
感谢上帝赐我不屈不挠的灵魂，
就算被地狱紧紧抓住，
我不会畏缩，
也不会尖叫，
在命运的恫吓下，
我伤痕累累仍誓不低头。
在愤怒和泪水之外，
恐怖的阴影在游荡，
然而经历多年的威胁，
终会发现我无所畏惧。
无论我将穿过的门有多窄，
无论我将承担的责罚有多重，
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我是自己灵魂的舵手。

2010年6月27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