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起全国蔓延的罢工潮，反映中国工人社会地位与待遇的不断下降与恶化。工人们要求建立独立工会维护合法权利，但当局害怕重演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

 

●广东佛山的日资本田汽车的工人罢工，影响很大。（本刊资料）

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国的《时代》周刊宣布“中国工人”当选为该杂志二○○九年年度人物亚军，成为唯一一个“群体人物”。《时代》周刊尊敬地评价说：“中国经济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功劳首先要归功於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他们抛妻离子，背井离乡，进入城市里辛苦地劳作，他们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

与《时代》周刊讚誉相反的是，这些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和贫民区的低工资、低待遇、低福利、低人权的中国工人，他们在本国早已成为被遗忘的P民（网络用语，指被当局践踏的小老百姓），即使被人们提起，也是在连名字也不能公布的矿难或是在被讥为“自杀秀”的各种绝望讨薪故事里.在一项入户调查里，仅有百分之一的人选择了愿意做工人。中国的工人在这个号称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已是沦落到几乎是社会最底层的地步。

然而在五月开始，中国的工人成为了中国、世界媒体的报道主角。以广东佛山本田罢工为发端，彷彿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般，由外资工厂到国企，由沿海到内地，上海奇美、枣庄万泰、南京新苏、无锡尼康、深圳百达、大同星火、平顶山平棉、昆山锦港、綦江齿轮、北京现代、天津星光、西安兄弟缝纫、北京南火车站、湖北潜江客运、深圳美律、珠海伟创力、上海统宝、惠州亚成、昆山书元、本田中山、丰田天津、重庆啤酒等相继爆发罢工，引发各界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从国内到国外，从官方喉舌到民间舆论，各种报道、分析、评论连篇累牍，连温家宝也发出改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呼籲.即使是在当局感觉到了罢工浪潮所带来的威胁，而在六月份由中宣部颁布命令禁止媒体报道罢工事件后，在网络微博、BBS、个人网站上仍然传播着工人的苦难和抗争信息。

中国工人罢工的现实背景

自八十年代开始迄今的中国市场化的主要特点是权力主导市场，公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无视个人自由权利。这种完全歪曲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发展结果就是劳动者几乎没能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他们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都让官僚集团和资本掠夺走，社会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二○一○年五月廿一日《经济参考报》刊登新华社研究员的报告称：“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了六成的财富，而中国则是百分之一的家庭掌握了全国百分之四十一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通常认为，基尼系数零点四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零点四，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於少数人。新华社研究员的报告指中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零点二八上升到二○○七年的零点四八，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零点五，并警告说社会处於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有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零点五九。这个数据意味着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已经一无所有，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这个牺牲品就是人数高达四亿的中国工人。

自一九八九年失去道义资源后，执政者急需利用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经济增长成为了维系政权生存的手段，GDP增长多少甚至成为了官员政绩考核的依据，官员制造的GDP越高，获得政治赏赐的可能性就越高。在政治升迁和权力寻租的双重需要下，官僚集团和资本家的结合便水到渠成，出现了一个被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时代。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掠夺全民财富，权力与资本相互绑架寻求利润最大化，对工人的合法权益置若罔闻，最大限度地弹压工人的合理诉求，拼命人为压低工人工资、劳动保障等劳动力价格。

二○○九年中国的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百分之廿五，不及世界标准人均GDP的百分之五十八的一半，一九八七至二○○九年，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连续廿二年下降。目前在中国的GDP蛋糕分配中，政府和资本拿走了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工人报酬仅获得百分之二十。顺口溜“干得比牛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还早，下班比小姐都晚，挣得比谁都少，五年后比谁都老。”反映了工人日益被边缘化和沦为社会底层的现实处境。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的自由交流使得民众权利意识日渐觉醒。构成当代工人阶层主体的是八零后的年青人，他们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渴望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得到参与的权利，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机会，不再甘於权益被剥夺，在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下，必然走向抗争以表达自己的诉求。

中国劳工运动的新开端

在是次工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人们提出了组建独立工会的要求。众所周知中国所谓的工会是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花瓶机构，从来没有反映工人诉求和捍卫工人利益。在佛山本田的工潮中，工会人员阻止工人罢工甚至殴打罢工工人，这是对号称是“工人利益代表”的官方工会的绝大讽刺。组建独立工会的要求显示出工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对官方的花瓶工会越来越失去信任。没有独立的、行使集体谈判权捍卫工人权益的工会，工人只会处身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成为官权与资本相勾结的盘剥对象。在历来视“组织化”为洪水猛兽，近年更加严厉打压包括公盟、爱知行、德先生研究所等民间NGO不遗余力的官方眼中，“独立工会”的要求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结构的可能性颠覆，有媒体报道说官方已发出内部通知，要求工会与公检法系统，吸收当年邓小平有关波兰团结工会如何推垮共产党的讲话，马上采取软硬兼施手段把工运压下来。

组成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各种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这些团体加起来就是公民社会的基石。如果不能自由地组织起来，那公民就必然成了草民。公民团体与政府的良性博弈是双方得以和谐共存并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执政者目前的“维稳”思维不加以改变，社会继续缺乏包括独立工会在内的正常利益表达机制，涉及民众利益的社会公正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则社会对官权的积怨将越来越大，将来付出的社会控制成本越来越高昂，最后只能是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中国工人阶层以崭新的姿态重返到这个国度的舞台中央，组建独立工会的要求有别於以往中国工人单纯停留在经济诉求为主体的工潮，标志着中国劳工运动走向从自发到自为、从生存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新开端，以争取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为目标的中国民权运动正在迎来最重要的主力军。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於广州家中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