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套严密完整的组织人事制度，像一张蜘蛛网，将每个公民禁锢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牢笼里── 这就是中共的镇山之宝，构成了维持胡锦涛“和谐社会”的稳定基因。
苏联解体后，一九九二年月十四日俄罗斯总统秘密档案第一卷解密。屠杀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七名波兰人的“卡廷森林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这说明，昔日苏共在亡党之前不敢销毁档案，苏联昨天会是中国的明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五章“法律责任”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凡损毁、丢失、涂改、伪造档案等均构成犯罪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中共为一党之私，必然需要销毁、篡改、隐瞒、伪造档案材料。中共的政法委向来凌驾于同级行政立法司法检察机关之上。
江华销毁迫害沙文汉罪证
一九七九年右派大改正，在改正通知中，中组部统一规定：“……对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应予以撤出销毁。”表面看来，似乎是保护受害者不再受档案之害，实际上却是消灭罪证、逃避罪责。
一九五五年，全国相继发生“潘汉年、杨帆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和肃反运动，株连地下党出身的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王尧山、彭柏山、王元化等人。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点名株连，包括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接着，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指沙文汉：“第二个潘汉年”：给沙等人捏造许多莫须有罪名。
柯庆施和江华最善解毛泽东的心意，也最会溜须拍马。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上，毛对上海和浙江的党内反右斗争大加赞赏，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 ，“上海有发展，浙江有创造”。接下来在成都会议上，毛又向省委书记提出问题：“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称沙文汉等人“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
一九八○年二月中共浙江省委上报中央，右派改正工作全部结束。但留下沙文汉一人不予改正。文革后复出的江华己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作贼心虚，生怕十年前诬陷沙文汉的劣迹败露。竟拄着拐杖亲自来到杭州，坐镇档案馆督促销毁沙文汉等人的划右派材料，据目击者称，足足搞了三天之久。
秘密划分左中右为整人之本
市井小贩卖鸡蛋，用一个小铁圈来套鸡蛋的大小，标价出售。掉进小铁圈的是小鸡蛋，掉不下去的是大鸡蛋。中共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划分阶级敌人也是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反右运动到一九五七年的十月十五日，右派份子已经抓得差不多了， 才在中共总书记和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的主持下，公布了一个先斩后奏的《关于划分右派份子标准的通知》。几十万右派份子是怎么套出来的呢？原来靠的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
套鸡蛋只能区别鸡蛋的大小。坏蛋、臭蛋与好蛋、鲜蛋怎么套？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以此划分敌我友。中共统治大陆后，各地区、各部门关起门来秘密操作，将所有的人多次划分排队。反右运动的本质，就是通过毛、邓的“阳谋”，让那些内定的右派份子乖乖地“自动”浮出水面，然后实施“群众专政”。
广东省一百十七个县市中，有八十个县市安排九十三名民主人士担任副职。省委统战部在反右运动前早就替他们排好左中右。不管他们在鸣放中的态度如何，反右中基本上按照档案中原有名单划分极右、右派和中右分子。
各单位的档案追随你一生
档案管理的方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套鸡蛋划成份，用左、中、右排队等方法源出于苏共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对全社会严加控制和监视，中共却是变本加厉。一个人自出生之日到派出所上户口起，直至死亡再到派出所注销户口（不销户口不准火化，死无葬身之地），便进入了中共组织人事部门的人事档案袋中。自小学开始建立人事档案，每个人有一个规格大小一律的黄色牛皮纸档案袋。
经历复杂者和社会关系多的人有好几个口袋。这个牛皮纸袋由中共的人事组织部门掌控，你自已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它在无形之中伴随你终生，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调动工作，档案先行，左右着你的命运。你的升学分配、升迁调动、军人的复员退伍、组织鉴定、审干结论，甚至个人隐私、结婚离婚，样样记录在案。思想汇报、向党交心材料、检举揭发信、别有用心者打的小报告，造谣污衊不实之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统统都入袋中。
即使无业的家庭妇女、保姆佣工、社会闲散人员，也有街道里弄派出所的户藉制度牢牢套住你；工人有工会；农民有村镇、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儿童有少先队，这些组织都为你准备了一个人事档案袋。这套人事组织制度宛如一张巨大无比的蛛蜘网，一旦粘在上面便动弹不得，毕生无自由。加上其保密的黑箱作业，确保欺骗与谎言永远不会曝光。
管理牛皮袋的等级制度森严，每个部门、每个机构、每个企业只准管理属内的平头百姓和小组长之类级别的小干部；中层干部由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管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则由更上一级人事部门管理；省、市级和部长级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人事组织部门的办公室闲人莫入，盛放牛皮袋的铁皮保险箱管理严格，生人勿近。
毛泽东保险箱的奥秘
中共的组织人事体制除继承了苏共的衣钵外，更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毛泽东承袭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的私人保险箱掌握大量绝密档案，也有传说不清的所谓遗嘱。接班人刘少奇、副统帅林彪、左右手周恩来、邓小平的黑材料和生杀大权都在他的保险箱里，迫使他们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一死，保险箱钥匙便成为争夺目标。江青、汪东兴之流都向张玉凤索要钥匙，演出一场丑剧。他们都明白，谁拿到这把保险箱钥匙和里面的绝密材料，谁便有政治资本争夺最高权力，可以致政敌于死地。
中共组织人事制度体现典型的“以党代政”。组织人事干部，必须是清一色政治可靠、根正苗红的党团员。他们必须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甚至不准同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谈恋爱结婚。稍有怀疑，便逐出组织人事部门。在各个部门单位，行政方面有人事科（处、室）；党委系统有组织科（处）。表面上分属党、政二系统，实际上合二为一，都由党委直接领导，行政首长（尤其是非党员行政首长）无权过问。
一般情况下，人事档案属于“机密级”， 重要人物或事件归属“绝密级”。 因此不得通过普通管道邮寄，不准用传真、电邮传送。中共内部有机要交通，组织人事档案由经过严格挑选的机要交通员亲手递送，并有严密的签收制度。以防止外泄，尤其不准本人看阅。中共党内只有毛泽东一人可以洞悉全部机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都无法看到与本人有关的绝密档案。周恩来为纠缠不休的“伍豪事件”死不瞑目；毛周亲控的中央专案组用逼供信的手法制造刘少奇叛徒特务、工贼的伪证，致刘少奇于死地，毛氏家法高于国法。
按《档案法》规定，一般档案解密时间为三十年，最多不超过五十年。但是中共对于解密时间也是随心所欲的，可能予以永久封存，不见阳光，无人可以监管。反右运动已过去五十三年了，处决的右派林昭、刘文辉、冯元春、黄宗奇等人的材料仍深藏不露。可见中共执行《档案法》毫无章法，而且更有一部《保密法》压制着《档案法》。
李辉冉云飞地摊上买到档案
百密一疏。如此严密的组织人事体制也有疏漏的地方。一九九八年的某一天，青年学者李辉在逛北京文物旧货市场时，无意之中偶然发现地摊上有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剧作家杜高的全部人事档案。这套完整的档案材料包括他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 和随后的肃反运动中被整肃的记录；反右中被划入“吴祖光小家族反党集团”的材料以及他的劳动教养记录；杜高写的检讨和检举揭发他人的材料。档案中还有其他人检举告密他的信件，使他加刑三年。
李辉仅仅化了几十元钱便买下杜高的“生死阎王帐”， 把它全套交给杜高。杜高回到家里，仔细翻阅一扎扎业己发黄的案宗，血泪往事顿呈眼前，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四川著名作家冉云飞也在成都市旧货市场用三百五十元人民币，偶然购得重达四十斤的中共内部人事档案。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有心人”， 经常在内地旧货摊屡有斩获。想必档案堆积太多，人事变迁，清理混乱，难免没有泄漏（编按：本刊主编金钟九四年也曾在北京地摊买到揭批四人帮的内部文件）。
冉云飞买到的四十斤重的档案中，有一九五七年成都市佛教协会反右运动的原始记录。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刚成立的成都市佛教协会，己受中共的控制。佛协领导秉承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和成都市政府宗教事务管理处的旨意，在成都市佛教界大抓右派。冉云飞买下的档案资料中，存有牛次封、宽霖、隆莲、清定、澄济、贯通、解空、悟能、隆光等人划右派和划右后改造情况的原始笔录。牛次封居士是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其他人都是和尚、尼姑、道士。这捆珍贵的档案揭开了宗教界反右运动的一角面纱。也只有利用这种“疏漏”，才能揭发中共神秘的组织人事档案制度真相。
中共执政六十年，虽历经各种变革，惟组织人事制度屹立不倒，而且愈益严密。二○一○年上海举办世博会，重新祭起“保甲连坐法”这个传统法宝，将封建王朝的社会制度进一步推进到控制全民思想和行为的新台阶。
苏联解体后，一九九二年月十四日俄罗斯总统秘密档案第一卷解密。屠杀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七名波兰人的“卡廷森林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这说明，昔日苏共在亡党之前不敢销毁档案，苏联昨天会是中国的明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五章“法律责任”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凡损毁、丢失、涂改、伪造档案等均构成犯罪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中共为一党之私，必然需要销毁、篡改、隐瞒、伪造档案材料。中共的政法委向来凌驾于同级行政立法司法检察机关之上。
江华销毁迫害沙文汉罪证
一九七九年右派大改正，在改正通知中，中组部统一规定：“……对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应予以撤出销毁。”表面看来，似乎是保护受害者不再受档案之害，实际上却是消灭罪证、逃避罪责。
一九五五年，全国相继发生“潘汉年、杨帆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和肃反运动，株连地下党出身的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王尧山、彭柏山、王元化等人。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点名株连，包括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接着，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指沙文汉：“第二个潘汉年”：给沙等人捏造许多莫须有罪名。
柯庆施和江华最善解毛泽东的心意，也最会溜须拍马。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上，毛对上海和浙江的党内反右斗争大加赞赏，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 ，“上海有发展，浙江有创造”。接下来在成都会议上，毛又向省委书记提出问题：“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称沙文汉等人“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
一九八○年二月中共浙江省委上报中央，右派改正工作全部结束。但留下沙文汉一人不予改正。文革后复出的江华己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作贼心虚，生怕十年前诬陷沙文汉的劣迹败露。竟拄着拐杖亲自来到杭州，坐镇档案馆督促销毁沙文汉等人的划右派材料，据目击者称，足足搞了三天之久。
秘密划分左中右为整人之本
市井小贩卖鸡蛋，用一个小铁圈来套鸡蛋的大小，标价出售。掉进小铁圈的是小鸡蛋，掉不下去的是大鸡蛋。中共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划分阶级敌人也是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反右运动到一九五七年的十月十五日，右派份子已经抓得差不多了， 才在中共总书记和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的主持下，公布了一个先斩后奏的《关于划分右派份子标准的通知》。几十万右派份子是怎么套出来的呢？原来靠的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
套鸡蛋只能区别鸡蛋的大小。坏蛋、臭蛋与好蛋、鲜蛋怎么套？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以此划分敌我友。中共统治大陆后，各地区、各部门关起门来秘密操作，将所有的人多次划分排队。反右运动的本质，就是通过毛、邓的“阳谋”，让那些内定的右派份子乖乖地“自动”浮出水面，然后实施“群众专政”。
广东省一百十七个县市中，有八十个县市安排九十三名民主人士担任副职。省委统战部在反右运动前早就替他们排好左中右。不管他们在鸣放中的态度如何，反右中基本上按照档案中原有名单划分极右、右派和中右分子。
各单位的档案追随你一生
档案管理的方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套鸡蛋划成份，用左、中、右排队等方法源出于苏共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对全社会严加控制和监视，中共却是变本加厉。一个人自出生之日到派出所上户口起，直至死亡再到派出所注销户口（不销户口不准火化，死无葬身之地），便进入了中共组织人事部门的人事档案袋中。自小学开始建立人事档案，每个人有一个规格大小一律的黄色牛皮纸档案袋。
经历复杂者和社会关系多的人有好几个口袋。这个牛皮纸袋由中共的人事组织部门掌控，你自已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它在无形之中伴随你终生，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调动工作，档案先行，左右着你的命运。你的升学分配、升迁调动、军人的复员退伍、组织鉴定、审干结论，甚至个人隐私、结婚离婚，样样记录在案。思想汇报、向党交心材料、检举揭发信、别有用心者打的小报告，造谣污衊不实之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统统都入袋中。
即使无业的家庭妇女、保姆佣工、社会闲散人员，也有街道里弄派出所的户藉制度牢牢套住你；工人有工会；农民有村镇、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儿童有少先队，这些组织都为你准备了一个人事档案袋。这套人事组织制度宛如一张巨大无比的蛛蜘网，一旦粘在上面便动弹不得，毕生无自由。加上其保密的黑箱作业，确保欺骗与谎言永远不会曝光。
管理牛皮袋的等级制度森严，每个部门、每个机构、每个企业只准管理属内的平头百姓和小组长之类级别的小干部；中层干部由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管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则由更上一级人事部门管理；省、市级和部长级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人事组织部门的办公室闲人莫入，盛放牛皮袋的铁皮保险箱管理严格，生人勿近。
毛泽东保险箱的奥秘
中共的组织人事体制除继承了苏共的衣钵外，更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毛泽东承袭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的私人保险箱掌握大量绝密档案，也有传说不清的所谓遗嘱。接班人刘少奇、副统帅林彪、左右手周恩来、邓小平的黑材料和生杀大权都在他的保险箱里，迫使他们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一死，保险箱钥匙便成为争夺目标。江青、汪东兴之流都向张玉凤索要钥匙，演出一场丑剧。他们都明白，谁拿到这把保险箱钥匙和里面的绝密材料，谁便有政治资本争夺最高权力，可以致政敌于死地。
中共组织人事制度体现典型的“以党代政”。组织人事干部，必须是清一色政治可靠、根正苗红的党团员。他们必须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甚至不准同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谈恋爱结婚。稍有怀疑，便逐出组织人事部门。在各个部门单位，行政方面有人事科（处、室）；党委系统有组织科（处）。表面上分属党、政二系统，实际上合二为一，都由党委直接领导，行政首长（尤其是非党员行政首长）无权过问。
一般情况下，人事档案属于“机密级”， 重要人物或事件归属“绝密级”。 因此不得通过普通管道邮寄，不准用传真、电邮传送。中共内部有机要交通，组织人事档案由经过严格挑选的机要交通员亲手递送，并有严密的签收制度。以防止外泄，尤其不准本人看阅。中共党内只有毛泽东一人可以洞悉全部机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都无法看到与本人有关的绝密档案。周恩来为纠缠不休的“伍豪事件”死不瞑目；毛周亲控的中央专案组用逼供信的手法制造刘少奇叛徒特务、工贼的伪证，致刘少奇于死地，毛氏家法高于国法。
按《档案法》规定，一般档案解密时间为三十年，最多不超过五十年。但是中共对于解密时间也是随心所欲的，可能予以永久封存，不见阳光，无人可以监管。反右运动已过去五十三年了，处决的右派林昭、刘文辉、冯元春、黄宗奇等人的材料仍深藏不露。可见中共执行《档案法》毫无章法，而且更有一部《保密法》压制着《档案法》。
李辉冉云飞地摊上买到档案
百密一疏。如此严密的组织人事体制也有疏漏的地方。一九九八年的某一天，青年学者李辉在逛北京文物旧货市场时，无意之中偶然发现地摊上有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剧作家杜高的全部人事档案。这套完整的档案材料包括他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 和随后的肃反运动中被整肃的记录；反右中被划入“吴祖光小家族反党集团”的材料以及他的劳动教养记录；杜高写的检讨和检举揭发他人的材料。档案中还有其他人检举告密他的信件，使他加刑三年。
李辉仅仅化了几十元钱便买下杜高的“生死阎王帐”， 把它全套交给杜高。杜高回到家里，仔细翻阅一扎扎业己发黄的案宗，血泪往事顿呈眼前，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四川著名作家冉云飞也在成都市旧货市场用三百五十元人民币，偶然购得重达四十斤的中共内部人事档案。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有心人”， 经常在内地旧货摊屡有斩获。想必档案堆积太多，人事变迁，清理混乱，难免没有泄漏（编按：本刊主编金钟九四年也曾在北京地摊买到揭批四人帮的内部文件）。
冉云飞买到的四十斤重的档案中，有一九五七年成都市佛教协会反右运动的原始记录。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刚成立的成都市佛教协会，己受中共的控制。佛协领导秉承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和成都市政府宗教事务管理处的旨意，在成都市佛教界大抓右派。冉云飞买下的档案资料中，存有牛次封、宽霖、隆莲、清定、澄济、贯通、解空、悟能、隆光等人划右派和划右后改造情况的原始笔录。牛次封居士是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其他人都是和尚、尼姑、道士。这捆珍贵的档案揭开了宗教界反右运动的一角面纱。也只有利用这种“疏漏”，才能揭发中共神秘的组织人事档案制度真相。
中共执政六十年，虽历经各种变革，惟组织人事制度屹立不倒，而且愈益严密。二○一○年上海举办世博会，重新祭起“保甲连坐法”这个传统法宝，将封建王朝的社会制度进一步推进到控制全民思想和行为的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