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在重演
罢工是集体抗议行为，但凡成功者，规模小者经过抗争可实现工人的部分诉求，规模大者则在整个行业、整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激起强烈共鸣，效仿者络绎不绝。有甚者，竟导致政府倒台。世界上的第一场罢工，发生于公元前12世纪的埃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期间，西方国家掀起罢工潮，推动政改。至于中国，耳熟能详的大罢工，如1922年开滦煤矿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等，皆是血雨腥风。前者，工人被打死6人，伤57人；后者，仅沙基惨案就有50多人被打死，170多人被打成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与游行的10万余人遭到英法军警的机关枪扫射，以及英法军舰的开炮轰击，其情形已与战争无异。两起罢工事件，皆因残酷镇压而失败，却激起民众对外资剥削者及其鹰犬爪牙的痛恨。这些鹰犬爪牙，不唯独是英法军警，也包括中国军阀。
“罢工、排货、封锁”三项措施并进的省港大罢工，已明显具备政治诉求。工人们要求港英政府撤退驻华武装，要求华人具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这次罢工持续了16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在它宣告结束之时，却又是政治诉求更加激进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全力援助北伐战争。由对资方的反抗，变成对统治者的反抗，当这种反抗到了排山倒海之势时，最终发展为武力革命。相较于省港大罢工，开滦煤矿罢工的性质更接近于当代罢工。当时，这个煤矿有五万矿工，在工人代表起草的《罢工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开滦矿局对矿工的态度，甚于奴隶，我等生命不及骡马，在工作时，往往发生事故，洋人对于骡马之死伤，必问几匹，唯工人死伤多少，则绝不介意。此等痛苦，千言万语，不能尽述，真可谓人间之地狱也。”
88年前的矿工们，向外资老板提出的条件，与今天的劳工们提出的条件，何其相似乃尔。他们在要求增加工资之外，另提出：年底多发一个月工资作为奖金；每个月应当有四个星期日可以休息，年节及庆贺日应该停止工作，这些休息日应发工资；工作超过25年工龄者应获养老费；受工伤应发误工费和抚恤金，金额最少应是本人五年工资；工匠、员司在煤条和慰劳金上，待遇必须相同……这些全是“钱”的条件，极为单纯，但仍遭到军警开枪镇压，一镇压就激起反弹，8000多名工人再次举行“同情大罢工”，结果政府就封掉你的工人俱乐部。绝望的工人们被组织起来，进京请愿，无甚突破，就这样失败了。88年前的矿工们，他们上面至少还有“劳动组合书记部”来领导他们罢工，即使被镇压、被封杀，也还有人带着他们向高级政府请愿。而今天的劳工们呢？他们的靠山在哪里？是少数敢捅马蜂窝的媒体，还是一直被打压的劳工NGO，抑或严重变质的政府工会？
中国式的罢工
几十年过去了，“罢工”这种事情虽然时有发生，但它在中国的呈现形态多是非组织罢工。在中国的1975年、1978年宪法里，公民权利就包含罢工自由，法虽如此，可你一旦罢工，就被当作反革命行为。1982年宪法干脆直接取消罢工权，后来政府又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公约都有成立工会、组织罢工的权利，被民间认为“法无明文不为罪”。看似允许罢工了，但官方的解释是，万不得已要罢工，也必须经过政府工会批准，具体路线、时间、人数、口号等，必须由政府工会来确定。这么一解释，谁还会“自投罗网”？但罢工压都压不住，政府工会又扮演苦口婆心的“唐僧”角色，废话一大堆，说到底就是不许你罢工，最好通过协商来解决。
至于那些自发地罢了工的，要找罪名当然也没有“罢工罪”一说，于是就以颠覆国家政权、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把你抓起来。不能或不方便抓起来的，企业找到《劳动法》第25条第二款，“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者劳动合同”，企业只须修改单位规章制度，就能顺利地开除罢工者，且无须发工资。美国也有普遍的罢工权，仅有少许限制，譬如《铁路劳工法案》禁止航空和铁路员工罢工，因为这将导致真正的国家危机。2005年12月20日，美国纽约公交系统工会，组织了34000多人罢工，数以百万计的纽约市民冒着严寒步行上班。这种罢工可以有，但时间不能太长，政府容忍了三天，发出“逮捕工会领导人”的威胁，罢工遂告结束。但非特殊行业的各类罢工，美国皆是支持的。
罢工有多种方式，并非全是打着横幅、喊着口号、齐步游行的阵势。譬如，今年6月，厦门殿前哈隆电子公司罢工，即是人人都打卡并进了车间，一进去就聊天或趴在机台上睡觉，这就不属于旷工（旷工一天要被扣100元），最多是停工。罢工罢得如此沉默，警察也不会抓人、打人，年轻的劳工们一根头发都不会少。与之相似，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罢运，市场上同行业的零售者罢市，教师一律不去教学，学生一律不去听课，这些方式都是“润物细无声”地进行，遭遇暴力伤害的可能性不大。这些年，我亲眼目睹过多次罢工。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我清楚；重庆卖猪肉者抗议摊位费涨价，一律不去卖猪肉，我清楚；广州农场抗议拖欠工资并要求加工资，白天所有工人都躺在宿舍睡觉、打牌，不去开工，我也清楚……同样的，一批劳工集体请病假，或者干脆连续几天几夜不吃饭、只做工，这种“老子做给你看”的罢工，也具震慑力。
罢工的成功与失败
罢工要成功，人心必须齐。人心要齐，就一定要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譬如月收入3000元的劳工，一般不会参加月收入1500元劳工的罢工行列。涉及人越多，对他们的利益驱动越大，同时又能找到支撑利益诉求的有力依据，这一步棋才下得好，叫串联。串联的过程，就是从无组织过渡为有组织。有了组织，就集思广益，形成诉求，有纲领，有口号，有宣传。尤其是宣传，有时比罢工本身的意义还大，必须团结社会各界可能同情和支持罢工的力量，如海内外媒体、劳工NGO、谈判专家、法律人士，既要被报道、被援助，又要主动发、主动请。具体怎么请，一定要首先形成书面报告，既要详细阐述劳工不合理境遇，又要提出务实的诉求，以及支撑这些诉求的依据和可能性。这就从内部串联走向了外部串联。第二步棋，是选择最佳时机和最佳方式罢工。最佳时机，应是工厂交货期、新品上市期、产品旺季前（圣诞前、春节前、换季等）；最佳方式，是将参与罢工者集合在一起，不分散，同时又不提倡暴力。如果担心被军警镇压，那就不上街游行，不阻断交通。
如果遭遇保安、警察、特警的暴力袭击，最大的反抗是舆论，这个舆论是迫使资方答应诉求的筹码。与国家机器暴力反抗，一般无用，顶多“自卫”，否则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不值得。真正把资方逼得走投无路的，是利益亏损，乃至全线停产。但资方与政府向来是唇齿相依，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会合谋对付罢工者。资方最恐怖的手段，可以找社会上的烂仔来砍人。政府最恐怖的手段，就是逮捕人，判你刑。比之略次的，是分化工人，逐个击破，动摇你的抗争意志，迫使你屈服。硬的一面是吓唬你，比如开除、扣钱；软的一面是让你的亲友、老师来劝你，同时资方仅象征性地让一步，像拿个糖果哄小孩一样，给你加点钱。尤其对于罢工带头人，企业可以仅给那几个人加点工资，搞得大多数工人群龙无首，彼此内讧，结盟力量被轻而易举地瓦解。企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当罢工开始，老板们不再惊慌，反而“任你自生自灭”地冷眼相待，同时又大量招聘劳工进厂做事，顶替所有罢工者。
真正把企业逼上谈判桌的例子，并不多见。除非社会舆论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政府与企业可“内部解决”的空间已被放大到社会的普遍监视之下，这时任凭权势者何等残酷暴戾、贪婪无耻，都不能不上谈判桌。但绝不要低估对手，这是国家机器控制之下的劳资纠纷，不要以为打个电话给报社、电视台，或者跑到劳动局和工会请官员干涉，就能万事OK。今年4月，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的工人就曾罢工，参与者有500多人。这500多人纷纷给媒体打电话，得到的答复要么是“这种事我们处理不了，你打劳动监察大队的电话吧”，要么是“我们要估评一下新闻价值，看值不值得报道”。把电话打给劳动局、工会、公安局，得到的答复多是恐吓、威胁、劝告。这些大陆劳工与资方谈判，不是在桌子上坐着谈，而是在闹哄哄的愤怒人群中，彼此站着喊。资方的说法是，我们也难啊，没赚到钱啊。劳方的说法是，你没赚到钱，那你可以申请破产啊，为什么不申请呢？结果当然是以谈判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罢工，固然多因企业分化、政府压制而失败，但又何尝没有工人领袖及工人主体的责任？一旦罢工失败，带头人担心被追究组织罢工的责任，工人们把气撒向老板、政府官员和冷漠媒体的同时，也把气撒向了带头人以及他们自己的工友。当前的各例罢工，参与者皆在26岁以下，学历多是初中、中专、高中，而未参与罢工的，多是年龄大、结了婚、学历高的人。有位罢工失败的工人，在网上就曾愤怒指出：“事实证明，书读得越多的人越怕事怕死，年龄越大的人越没胆子。”依我看，与其说是“怕事”，不如说是“怕势”。中国已长久未有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放眼天下，多是一盘散沙的局面。长此以往，个人的力量在结盟紧密的权贵资本及暴力机器面前，必然孱弱无比。阅历越深者，越知“国家”何其强大，强大得让你恐惧，唯有那些血气方刚、心性自由的年轻人，才敢打破恐惧与禁忌。至于学历，形成的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情结，利益取向偏离底层所需，持观望态度者甚多。
罢工绝非理想主义
1885年，法国作家左拉曾写过一部反映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小说，名叫《萌芽》。这场罢工终究失败，之所以失败，左拉对罢工领导者艾蒂安及形形色色的参与者，皆有极其生动的描写。艾蒂安既虚荣，又懦弱，他带领的罢工，没有纲领，在理论上似是而非，连自己也未必相信。为了使罢工成功，他不择手段，甚至不顾及快要饿死的工人。当有工人不能不为了生存下井工作，艾蒂安居然企图置井下工人于死地。煽动内讧的人也是他，他不是去团结工人，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领袖威风，把打击对象转移到工友身上。当罢工遭遇警察镇压之后，艾蒂安竟躲在废弃矿井的洞穴里，叫人偷东西给他吃。而罢工的工人们，对罢工后的生活转变，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有个工人意外中奖，就立即脱离罢工群体，选择享乐。那些参与罢工和支持罢工的人，打家劫舍，骚扰乡里，以恐怖力量向更可怜的人下手。一旦罢工失败，就大搞“抓叛徒运动”，对同类进行发泄、报复，甚至自己人杀自己人，比如杀梅格拉、杀于勒。非但如此，失败后的罢工者，还把锅炉、机器、水泵、巷道一一破坏，致使矿工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困。
罢工一旦失败，第一件事其实应该是保护工人领袖，帮他们度过安全与生存的双重难关。一次罢工不行，可以择时重启第二次罢工。为了让罢工既有人指挥，又有人执行，还有必要建立地下秘密小组，即隐藏最关键的一批人。比如，某个公司罢工，总得有个足智多谋、资源广布的“军师”，这“军师”不一定是工厂劳工，也可以是具有抗争经验和专业法律的人才，这样的人，住在公司附近的某间屋子，一切联络、发布、策略等，皆与工人代表商量而成。如果罢工失败，工人代表为保全自己而供出幕后人物，这幕后人物的痛苦就大了。这种痛苦，是同一阵营的人从背后猛刺一刀。大家可以想象，假设像我这样的人介入到一起大规模的劳资纠纷之中，最终追究起来，一级压一级，压到工人那里，把我的一切都供出来，然后我成为被“通缉”的对象（不是政府找我，就是黑道找我），那我还敢当这个出头鸟吗？所有的努力，最后换来的却是自己人的出卖和背叛，哀莫大于心死。
一定有人说，你没种，你躲起来做事，却要工人当你的挡箭牌。我只能说，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是铁了心准备送死的，要么是不知维权有多艰难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佛山本田罢工，是在资方被迫要跟劳工谈判的时候，北京劳动法专家常凯才飞到佛山去帮工人说话的。如果一开始他就站在工人群体里呐喊呼吁，那他很快就会“消失”。罢工不是儿戏，不像学生运动那种理想主义、空洞口号。罢工很实际，需要下棋一般的谋略，内部有分工，外部有联合，而不是某个精神领袖在那一站就把事情搞定了。就算甘地在中国复活，他往今天的罢工群体里一站，也绝对会被带离现场，不打他、不开枪就已经够客气了。罢工不是暴力行动，打是打不出一个将来的，只有选择非暴力，用法律和舆论，为劳工争权益。争得了几分算几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妥协，都可以退一步。它最终呈现的状态，不应该是劳资双方永久的仇恨，而应当是某种共识，用斗争换来有诚意的谈判与合作。
中国的罢工运动正在复兴，如何做到既不流血又基本达到目标，是劳资双方及政府都要考虑的问题。今天中国的各地罢工，既偶然，又必然。偶然，是因为罢工模式并不成熟，年轻一代在忍无可忍之下，在没有多少参考经验和运动启蒙的情况下，很突然地将雪球越滚越大，没有谁能预计到罢工的规模、效应及后果；必然，是因为物价上涨时代之于呼唤公民权利的廉价劳动力而言，已经到了火山喷发的关键时刻，不在此处罢工，就在别处罢工，是迟一天晚一天的事情而已。当前对于罢工，媒体屏蔽、禁令甚多，政府严防的同时又亟待找到低成本化解的办法，企业主也看到了这种大势所趋，有的选择了迁移厂址。灭是灭不完的，逃也是逃不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正视劳工权利，否则这种呈燎原之势的抗争运动还将升级、进化，而掌握这一真理和常识的人也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从维护统治与榨取利润来看，这是危机；但从时代变革和人民觉醒来看，这是进步。历史证明，危机是进步的催化剂，纵有强力阻拦，但江河入海，势不可挡，还是顺势为好。
（本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