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非常大，定这么大的题目是因为我想从宏观的视角来把握中国经济的前景及其与中国转型的关系。我讲的内容分成三大块：第一，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第二，中国经济状况对转型的影响，这个转型包括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最后再来一个总结。

一、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

我先要谈一谈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这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中国经济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第二个部分讲中国经济的现状；第三个部分主要是讲中国经济近期、中期和远期的风险及其影响。
1.中国经济的内外部条件与环境

我先讲第一部分：中国经济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首先，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变成现在这样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它继承了过去的历史遗产。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历史的遗产，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我把它们称为四大遗产：第一个是大量的廉价、没有受过教育、并且对生活水平要求极低的劳动力；第二个遗产是极权体制下的动员机制和对人权漠视的政治体制；第三个是广袤的国土以及绝对额巨大、但利用率低的自然资源；第四个是相对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我觉得中国过去30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是利用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的，这些遗产并不一定是正面的，但恰恰可以供改革开放之后利用。

除了这些历史遗产之外，我觉得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地方就是国际环境的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过去王朝时代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前所未有地融入了世界体系。关于世界体系或者国际环境，我总结为三个特点：一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展现无疑，资本主义的模式成为比较被大家认可的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模式相对来讲处于信誉破产的时期；第二个是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表现出巨大活力，而且其发展出复杂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在国际经济体制里面，金融资本发展得特别强大；第三个就是冷战之后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我觉得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条件或环境。有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面临这样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这就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所谓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既充分地利用毛泽东时代经济、政治、自然资源的历史遗产，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国际上全球化的趋势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模式。邓小平仅仅靠推动对外开放政策就让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2.中国经济形势的现状

我认为分析中国经济现状要有一条主线，我的主线就是财政，或者说财政金融。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财政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要养活整个体制，维系体制的运作，另外一方面也适当地在民政方面有一些帮助。在中央集权体系下面很容易形成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这个经济模式我认为其重心就是财政，为什么我刚刚又提到金融？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毛泽东时代的核心的经济体制没有很大的变化，金融很大程度上是为财政服务的。虽然说我们从1978年开始搞过一些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写进了中共的党的决议，甚至宪法里面。但是我个人认为，集权、专制体制核心没有变，经济体系的根本点实际没有变化，这就构成了我分析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主线。

以财政、金融为主线来分析中国经济形势可以参照四组重要的数据：第一就是财政收入，我刚刚提到这是最主要的；第二是和财政收入有关的金融数据，就是货币发行量，中国现在的钞票发行体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出口的顺差，也就是中国硬通货积累的量。中国的银行体系，货币创造机能主要是由外贸顺差以及从国外涌进的外商投资，换汇之后进入中国经济体系的人民币来创造的。第三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劳动力方面的数据。我刚才提到中国发展的是出口导向型产业，要利用的很重要的现有条件就是中国大量廉价、对生活水平要求很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我们可以想象，在78年的时候中国农村实际上一大半都是文盲，甚至到89年，或者老邓第二次南巡的92年那个时候，中国农村的人口我估计一半是文盲。这样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粗放型出口产业发展的强有力的劳动力投入要素。第四个重要的数据我认为是大宗商品或者自然资源数据，比如石油、煤炭和铁矿石。可以说中国出口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汇率相对定得比较低，另外对很多的要素价格通过残存的计划体制控制得比较低，尤其是劳动力和能源。

因此，我的整个经济分析是一个主线，然后是四组数据。

我现在稍微展开说一下，从我自己的计算看，大概从94年中国分税制开始之后，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率，也远远高于民众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把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的一块拿走了，拿走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抑制。资源通过政府之手的配置，导致了浪费或者说资源运用没有充分发挥效率。第二个是货币发行量增长太快，我看到有不同的统计数据，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货币发行量每年增长率有的说是在15%，有人说是30%多，取一个平均的话，实际上中国的钞票每年大约贬值20%。所以我这里要分析两组宏观的数据，一个是财政收入，还有一个是货币发行量，而货币发行量实际上表示通货膨胀的程度。一方面，因为政府消耗过大，财政收入过高，经济活力越来越受到抑制。另外一方面政府又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制造持续的通货膨胀，让民众手中的钱贬值。可以说，大量发行货币也是让政府变相地收税，实际上货币发行最终也是为整个专制体制、官僚体系运作服务的。

我下面谈劳动力资源和大宗商品这两个相对来讲比较微观的重要数据。我们先看中国的年出生人口，从1990年的高峰2621万开始逐年下降，如果按照农村的人16岁就进入劳动力市场来看，大概中国劳动力市场年度供给最丰沛的年份是2006年。我注意到很有意思的是，从1990年之后，中国的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非常大，尤其是1991年比1990年大概下降了400、500万，这个很恐怖。如果按照40岁为一个廉价劳动力退出粗重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或者说退出需要大量体力活动的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的话，2015年的时候，退出这一市场的人数远远高于进入这一市场的人数，1975年出生的人会退出这一市场，我没有找到1975年的出生人数，可以以1976年出生人口作为参数。1976年中国出生人口是2049万，到2015年，如果还是按16岁进入粗重劳动力市场的话，那他们就是1998或者1999年出生的人，这个时候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最多只有1300万，这中间差了700多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实际上正处于一个比较快速的减少阶段。除了这个，比如现在很多农村一些40岁以上的人慢慢也被吸引到劳动力市场里面干一些轻体力活。随着农村以前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被吸入到城市劳动力市场里面，将来剩余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会越来越少。还有再加上大学扩招，比如说2010年，中国的大学计划内招生650万，加上计划外，再加上民办大学，加上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我估计至少有700多万人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或者职业技能教育。这样，每年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要脱离廉价劳动力阶层的大概有700多万。这700多万占2010年18岁人口的比例大概是40%，那就意味着只有60%当年18岁的人才会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因此我们会看到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产业，因为劳动力供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我刚才提到出口导向模式在主要利用廉价劳动力之外，还要利用相对比较低廉的自然资源要素，尤其是能源和矿产资源。中国的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2009年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2%。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用的油一半以上都要从国外进口，因此能源的定价能力越来越弱，中国已经没有很大的空间在能源、石油上刻意压低价格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大宗商品是煤炭。中国实际上2009年生产的煤炭是33亿吨，进口是1亿吨，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从国外纯进口煤炭，进口1亿吨，虽然数量很少，只占中国整个煤炭消耗量的3%，但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从1994年中国从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之后，国际市场石油的价格就开始涨。现在国际煤炭行业就普遍预计，随着中国从煤炭出口国变成一个煤炭进口国，国际市场上的煤炭价格也会跟着涨。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控制煤炭这个自然资源要素价格的能力也会下降。第三个重要的大宗商品是铁矿石。据统计，铁矿石2009年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69%，中国三分之二的铁矿石资源供给依靠国外市场，对定价控制的能力也肯定更弱。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在减少，甚至是绝对量的减少；另一方面大宗商品要依靠国际市场，因此，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遗产：一个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一个是绝对额巨大，但是低利用率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慢慢都不复存在了。

毛泽东时代所留下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还剩两大历史遗产，也就是政治上的历史遗产：一个就是极权体制下的动员机制以及对人权的压迫机制，这导致中国人必须在一个人权状况比较差的工作环境里面工作，因此相对来讲，可以压低工人的劳工成本；第二个依然发挥作用的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是政治和社会上的相对稳定，虽然现在已经比以前不稳定很多了，但是实际上还是相对稳定。这就意味着对一个企业来说，整个商业环境的政治和社会成本没有那么高。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内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的条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外部条件，资本主义体制优越性的展现，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表现出的活力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就是冷战后全球化的进程。美国一直是中国出口产品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这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借款的循环打破了。这就意味着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要暂缓全球化的进程，因为它内部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这样的话，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外部条件实际上已经基本上不具备了。总而言之，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内外部条件都遇到很大的麻烦。另外一方面，中国财政的收入在增长，政府的消耗在增加，对经济体系、经济活力构成了威胁，同时通货膨胀在加剧，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中国经济状况。

3.中国经济的近期、中期和远期风险及其影响

A.近期风险

我认为近期的风险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汇率之争。我说的近期是指一年之内。中美之间的汇率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彻底切断了中国出口发展模式继续往下延续的可能性。美国一直试图说服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一直都没有升值。如果到六月底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就汇率问题做出决定的话，美国有可能通过法案，采取行动，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所谓的贸易战、经济战可能就会打起来。不管人民币最终是升值了，还是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了，我个人认为这都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这里的资本市场指的不仅是股票，我认为房地产也是一个资本市场，因为房地产现在变成投资品了，就意味着大量的热钱会逃走。如果热钱出逃的规模足够大，中国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肯定就要崩盘，并且短期内都会崩盘。这是对资本市场而言。还有一个是对实体产业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中国沿海的出口工厂很多都要倒闭，因为工厂的出口竞争力没有了，它们最多只能再养三个月的工人，养了三个月的工人之后，再没有订单，只好关门了。这是中国近期的风险。

中期的风险（中期是指1到3年的时间）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如果中国出口产业因为国际环境的原因而没法发展的时候，中国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在哪里？中国政府为了维持表面上GDP的增长率，实际上从2008年就开始在大量印钞，2009年印得特别多。很可能的办法就是继续印大量的钞票，表面上维持经济的增长。印钞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剥削大量的中产阶级，一方面让经济活动增加，它可以有更多的税收，然后用中国的税收补贴特别穷的人，通过这个办法来维持经济增长。但我个人认为，在中期之内，比如说1到3年的时间里面，这么做的话，通货膨胀有可能到失控的边缘，对政权本身构成危险。另外，比如说2008年之前，中国印钞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也就是出口产业，中国很多的印钞是以美元储备或者硬通货储备为基础的，比如进来1美元，换8块人民币或者7.5块人民币，然后进入到中国经济体系里面。这样印钞是有实体经济基础的。以后因为中国的出口产业没有办法再大规模带来顺差，就有可能意味着印钞没有实体经济基础，等于就是凭空增加了这么多钞票，通货膨胀可能会更厉害。

中国远期的问题就是自然资源的瓶颈。我上面已经提到中国对石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已经非常高了。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排名是比较低的。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经济，中国经济根本没有相应的资源支撑。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发掘人力资源的潜力，让教育水平逐渐提。我刚才提到，在2010年，中国将接受高等或者专业技能教育的18岁或者18岁左右的人的比例占到40%。在中国现有的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情况下，这些人的潜力没法用，因为出口导向型产业只需要简单的劳动力。要充分利用这些人的潜力，就需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如何提升并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品质，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最关键的地方。另外，中国需要学习日本。一方面中国面临着自然资源的瓶颈，要学日本高效率利用资源的做法。

二、中国经济状况对转型的影响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对中国转型的影响，我分成两个部分来谈：一个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对政治转型的影响。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中国面临高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压力这个宏观的环境，必须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化。要控制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这是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典办法。还有就是自由化，所谓的自由化就是要解除行业管制，比如说医院可以随便私人开，学校可以私人办，交通运输电信都可以私人办。最后是要实行私有化，中国石油、中国银行、中国电信等等所有国有大型企业全都应该私有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行业竞争的自由化以及产权安排的私有化既可以降低中国政府的刚性支出，增加收入，减少财政赤字，还可以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现在不能进入的产业，通过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分给民众，让民众获得财富，民众就会增加消费。当中国经济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述“三化”的部分内容肯定会得到实施。但这里有一个倒逼的过程，不到局面实在转不开的时候，中国经济的转型不会真正开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本身最终会导致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

第二，关于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影响，如果出现很大的经济问题的话，首先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就会出现问题，其潜在的后果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体系或者官员个人对体制的忠诚度会降低。经济发展会带来合法性，这个问题实际上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说经济增长让老百姓对现政权增加了认同感，另外一个是经济增长也让官僚体系的官僚对现政权增加了认同感。如果官僚体系里面的官僚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它不会对现政权有认同感。如果中国出现比较大的经济问题，也就意味着地方各级的官僚没有办法通过为体制效忠获得大量的好处的话，这个体制本身就会遇到内部人的背叛问题。

第二个是高通货膨胀对民众的影响。高通货膨胀很可能让民众产生普遍的不满。很多极权国家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民众普遍的不满，这个普遍的不满很可能就是来自于高通货膨胀。财政危机有可能会导致体制内的政治危机或者说合法性危机，通货膨胀有可能会造成体制外的合法性危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合法性危机对共产党的执政者肯定都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我们不知道首先是体制内的合法性危机让共产党出现大的变动，还是体制外的合法性危机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让这个体制没有办法去应对，并进而导致现政权出现危机。我的感觉是，在目前共产党维稳体制下，体制内的合法性危机更容易对现政权造成冲击。体制内的离心离德趋向事实上会形成地方的半自治状态，比如说省级地方会半自治，市级地方有可能会半自治，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再去收买和控制它们了，它们只好靠自己的办法去敛财，来维持政府的治理。这在客观上会造成政治控制的松驰，就是说出现一个准联邦化或者说半联邦化的局面，这是体制内合法性危机造成的后果。如果再加上体制外合法性危机导致民众大规模反抗的话，这个局面就很难应对了。

三、总结

我基本的观点已经表述完了，稍微有点乱，最后总结一下。我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再加上利用国际市场。现在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的老本吃得差不多了，现在还在吃的老本就是政治上的老本，政治体制的老本，所以中国的政权还能维持住。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有可能在中短期内出现体制外、体制内危机双重夹击的状况。体制内危机可能是财政危机诱发的，其后果或者是官僚体系的分崩离析，或者是官僚体系内斗的白热化和表面化。体制外的危机无疑就是民众因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失业率增加或者生活水平下降而出现普遍的不满。这两个方面叠加在一块，中国整体上的局势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我没有办法做出精确的预测，只能说，大体上趋势如此。

怎么样去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答案是我刚才提到的“三化”。通过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也即提高利率并大规模削减财政支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问题会得到根本的解决；然后把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信、宝钢等国有企业全都私有化，无偿分给民众，让民众获得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消费能力，内部经济才能够发展，摆脱对出口导向型模式的依赖；还有一个自由化，就是把很多的产业，包括媒体、文化、教育、医疗等所有的产业全部放开，以创造就业机会。我觉得“三化”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所在。
（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