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吴介民、黄秀如、顾尔德、范云
社会学者以「癫狂的时刻」，形容社会运动处于亢奋的嘉年华气氛时人们爆发出着魔般的行为模式——无限提升的爱、包容、愤怒、破坏，和想象的狂飙，集体行动突破社会的牢笼——例如法国两百多年来间歇爆发的革命与反抗运动。台湾没有经历过大革命式的洗礼，社会也相对保守谨慎，但是我们曾经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狂迷的嘉年华时刻。
一九九〇年三月，「万年国民大会」正在选举正副总统，一群生活在威权温床中的老人，无理颟顸，时代倒错地试图施展他们最后的影响力。这一场总统选举纷争，释放了台湾累积几十年镇压与反抗的能量，点燃了野百合学运——一出「老贼」需索无度的闹剧，激发了民主化的契机。所有的运动神经与组织肌理，处在随时可迸发的临界点上。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台湾业已磨练了丰富的反威权、争民主的运动经验，刚上台的马英九政府邀请中共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来台，由于维安措施过当，违法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引发「威权复辟」的疑虑。这一波社会抗争，意外点燃了长达两个月的野草莓学运。
两个世代的两波学生运动，都以令人意外的方式爆发开来，运动现场都弥漫着嘉年华式的亢奋氛围，也都标示着新一代青年文化的兴起。如今，野百合世代已经纷纷步入中壮年，犹未可知的奇幻与险阻，正在曙光来临之前展臂迎接野草莓世代。这是年轻世代准备展翅飞翔的时刻。
两次学运共有的理想性格，都在关键的社会危机时刻，扮演了触媒的角色。然而，仔细端详，承载两个运动的时代与社会构造，却已经距离如此遥远。二十年来，世界急速变化，世代快步成长。台湾社会变化幅度之深广，许多领域已经让人难以辨识其面貌。
且看媒体的发展。一九九○年，台湾解严不久，地下电台方兴未艾；报禁刚刚解除，新报纸纷纷冒出。但是，电视媒体依旧是三家党政军电视台联合垄断的局面。野百合运动能够在几天内动员数以千计的学生聚集，电视媒体扮演了催化角色。二十年后，网络世界已然成形，在野草莓动员的关键时刻，BBS、推特与噗浪发挥了极大作用。
无数活跃的部落客，以半公共、半匿名、去中心化的方式，在新一代的社会运动网络中担负着信息汇流与分流的角色。有人半开玩笑嘲讽说：网络时代，在计算机屏幕上联署宣言者，永远多于上街头人数。也有人喟叹：野百合运动之后发展出几个全国性学生组织；而野草莓运动后并没有全国性组织串连。但，这是时代倒错的批判。
「乡民社会」的兴起，大大改变了运动组织的内部结构。乡民社会的沟通方式，是一种崭新的技术能力，这个技术的质地是：参与感与责任感的分摊不只在街头动员，而在于网络世界中的ID认同与信任。这个网络世界抵拒单一的、集中化的公共领域轴心；单一而集中的公共领域，是台湾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民主化初阶段赖以发声的场域。因此，一九八〇年代是传统型公共知识分子最能展露身手的时代，野百合世代继承了这个传统，站在那个时代精神的顶峰。如今，公共领域已经转化为高度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云端沟通」模式。www发明后的二十年间，我们见证了台湾社会从反威权的高音齐唱，经过众声喧哗的民主化洗礼，而进入后选举民主年代的缤纷秩序。
本书的作者群，和野草莓世代有一个关键性的经验差异：本书作者们成长于威权时代，对于专制统治如何箝制社会与个体，犹有清晰的记忆。那我们该怎样在世代之间传递争取人权与民主的集体抗争的社会记忆？是我们写作此书的初衷。因此，这本书不是怀旧风格的「杂菜煲」。读者若想从中追寻自己过去二十年的身影、缅怀流逝的过往，将不免失望。我们在写给作者们的「发想书」中如是设定这本书的目标：
在台湾社会正历经巨大变动的此刻，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过去二十年的转型进行一场批判性的回顾。除了给未曾经历这段快速变迁的更年轻世代做一趟历史导读，也帮助我们自己看清未来的挑战与方向。我们预拟了大约二十五个二十年来影响台湾社会的重要主题，邀请对这个主题长期关注、并且具有创意反思能力的作者，共同参与这个计划。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春天出版一本书。这本书将不是一本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是挖掘公共议题、提出新观点的共同创作。我们希望每篇文章都能够包含以下几个元素：宏观分析的眼光、观念的前瞻性和引导性、具体的资料、引人入胜的故事性。
这本书错过野百合二十周年的春天，但没有让盛夏溜走。历经一整年努力，我们完成了这本集体创作。编辑们要向作者群的辛劳与宽容表达敬意：我们在书肆日益商业化、出版日益短薄化的时代，共同书写了一部不寻常的书。说「集体创作」一点也不为过，从发想、到成书，这部作品每一个敲打键盘与编修的环节、每一页，都洋溢着这二十一双手的思索同劳动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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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开始，台湾进入了华人社会历史上首度的民主开放盛世，各领域蓬勃发展，社会充满朝气与自信。一九九〇年代，顺利完成了总统直选与政权和平轮替；也是社会运动的黄金十年。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民进党执政的八年，内部有蓝绿对立，外部有中国崛起，台湾面临国内外多重危机，其中的因素很复杂，而其后续的影响仍然在发酵当中。所幸，在令人厌烦的政治对抗泥淖中，我们的公民社会并未因此停滞；多元而开放的气流持续卷动，年轻世代的批判力与创意亦喧嚷迸发。这些延续着过去民主自由化道路的社会力量，是台湾继续茁壮的动能。
首先，解严之后社会力在文化与文学艺术领域爆现。小剧场运动盛极一时，具有鲜猛无比的原创力，培育了大批运动人才。纪录片的镜头，广泛地捕捉住各阶级、族群、小区的面貌，与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贴合。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后，纪录片俨然成为「全民运动」。随着影像科技的平民化，纪录片的拍摄也越趋分众化、多元化、与小区化。《生命》、《无米乐》等影片深入地记录了弱势族群与庶民深刻的生活与情感。由纪录片带动的热情，似乎也鼓舞了剧情片的再度崛起；「海角七号」上映一百十三天，让我们看到台湾社会对本土文化历史的浪漫情怀以及对这种情怀的强烈消费需求。这部影片的卖座，提供导演魏德圣更好的机会，开拍追寻原住民反抗殖民者的史诗电影「赛德克—巴莱」。
这二十年间，我们也观察到：国家对文艺活动的补贴与干预的并存现象。存在于国家机器与文化事务间的推挤拉锯，反映出整体文化政策的订定与推动上，仍跳脱不了政党本位的干扰或介入。台湾的文化工作者，面对这个现象，是否应冷静旁观、保持「中立」？抑大剌剌地选择靠边，攫取资源？或是，可能发展一套超越政治思维的制度运作，迫使任何政党无论政权如何轮替，皆无法以政党之私扭转、扭曲文化界的发展方向？「文化宪章」是一个可能的思索方向。
然而，市场、国家、艺术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辩证的，随着时代的推演而呈现不同的难题。民主化之前，创作自由受到国家的管制与束缚；同样地，「市场」也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民主化之后出现的新状况是：市场不单反过来渗透国家，也深入影响文艺创作的自主性。曾经关押政治犯的景美人权园区，因外包展览案而衍生「艺术自主性」争议，其实也是一个关于艺术家如何思考、再现「转型正义」的政治议题。艺术家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但艺术家没有超乎一般公民的「免于政治」的特权。托马斯．曼早说过：「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命运以政治概念来呈现其意义。」
艺术自主性争议的背后，还有两条更为深重且隐蔽的线索。一个是艺术家作为游戏符征的承载者，游走在国家与市场之间：艺术家扮演「大小承包商」的角色，参与到商业游戏中，例如都市更新计划案。直言之，艺术家是否变身「生意人」？另一条线索是，在台湾尚有很大开展空间的「后殖民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如何界定后殖民的时间与空间界线？几百年来汉人来台移垦者——亦即，一代又一代、一层又一层移民史所堆栈出来的「台湾人」——对于原住民族的侵夺与迫害，此乃殖民殆无疑义；日治是殖民也无疑义，但二战之后的国民党接收政权对台湾社会的宰制呢？冷战体制下美国在台的角色呢？甚而今天或威胁、或利诱地展开对台主权宣称的中国政府呢？可以这么说：辩证地思索这道界线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成艺术自主的历史性。
从一九八〇年代后期一直绵延到整个一九九〇年代，是台湾社运的「黄金十年」，也是公民社会飞步向前的年代。除了革命运动，我们见证了几乎所有社会史上主要的运动类型：阶级的、非阶级的，性别的、非性别的、反转性别的，文化认同的、再文化认同的，以至国族的、后国族的动员。「众声喧哗」这个舶来词也在这个时代被挪用、颂扬、及误用。黄金十年之后，有人认为是相对沉寂的十年。社运场域专职化，组织化，NGO增多、但街头动员减少了，网络上联署声明增多、E-mail往来频繁，但亲身到场的积极分子冷清多了；甚至，一些运动目标遭遇严重挫败，例如最近令人惊心的政府急切恢复执行死刑。但是，我们观察到许许多多更加细微、积极的运动细胞正在增生繁衍。我们发现运动组织变得更细腻、主题更清晰单一、并强调深度耕耘。在镁光灯与摄影机缺席的情况下持续实践，更需要惊人饱满的精神力量。当我们降低观察对象的年龄层，还会发现最近几年许多大学校园进步基进刊物社团有蓬勃的趋势，这表示年轻世代正在快速成长之中。
选举民主制度确立之后的网络世界，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是否沈寂？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的角色更迭：民主化与媒体生态的改变，固然压缩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空间；大学竞相争逐经费（学院争食五年五百亿的预算大饼）与国际学术能见度的提升（争世界百大排名，求刊登世界顶尖期刊的游戏），确实压缩了学院知识分子的参与能量；即便如此，在大学生与社会运动的场域，知识分子仍然生意盎然，支撑着台湾的进步社会力量。
同时，在乡村地带，在城乡边缘，都市青年结队下乡及返乡，与那些「被抛在农村与边陲的人们」作伴对抗恶质的地方政治势力。这些农村中的进步力量并不孤单，彼此之间透过各种方式搞串连，并且与其它社会运动部门产生联系。因此，农村改革运动，与生态环保、地方文史、小区大学、小区总体营造、音像创作、新移民糅合在一块。这些运动者不乏具有游历世界、关照世界、在地实践的大格局。纵然保守的力量在底层仍盘根错节，但「以小区之名」，是这个时代对新世代行动者抛出的挑战与邀约，也是对这些勇往的草根实践者的肯定。
那么，台湾的社运，最近十年是否真的保守化了？保守性与「威权复辟」是否掩盖、抹杀了令人珍惜的公民社会成果呢？这个争议可以从三个运动领域分别检证。台湾的劳工运动从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趋于蓬勃，街头动员繁盛，至今虽然有许多活跃的组织在努力耕耘各种劳动权益，例如劳阵、TIWA、工委会、劳权会、青年劳动九五联盟等等。但相形之下，理当成为工运主体的「工会运动」，却因为固守厂场工会体制而越趋薄弱，在民主化和反全球化浪潮中缺席。这是台湾的阶级结构、国际政治经济推拉力量、以及台湾威权历史的制度逻辑所共同造成的。工会的行动戏码具有制度惰性；工会部门的地盘化与分裂倾向其来有自，并非近十年的现象，从工会组织在民主化初阶段的萌发期就已经如此。因此，曾经流行一时的说法——统独认同让台湾社运分裂——只是一个相当局部的解释。
再看妇运。妇女运动的「主流化」发展轨迹，与其它社运部门，尤其是工运与环保运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化表示新的价值观成为政治正确，被「体制」与公民社会接受，也代表运动的成就。妇运界懂得掌握国内外政治环境变迁的机会，懂得软化国家官僚体制的硬壳，不喧哗而笃定，在静默中搞革命。这些以女性学者与专业工作者为主体的中产知识分子，把妇运从体制外，引导到影响体制内进步立法的过程，这条轴线是清晰的。与这条轴线相交，我们也看到妇运与性别这两个相关但非等同的议题领域，如何在社运场域中交互影响。妇运从边缘到主流化的成功，对照了工会运动的相对薄弱，台湾确实是一个缺乏强悍阶级行动的社会。
与妇运平行，我们看到：来自东南亚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女性的草根运动，例如南洋姊妹会，如何从调适新的柴米油盐环境，从学习台湾的日常语言——藉由唱歌、演戏、拍纪录片——转进到主体位置的确定。这个运动的特殊韵律值得玩味：「慢一点，比较快」，因为这是主体认同经历时空大转换后的再主体化过程。这个草根运动扎扎实实挑战了社运中的菁英领导观点，也是与主流化妇运的精彩对话。
教育改革可能是这二十年间受到最多媒体关注与批判的社运场域。许多人断言：教改失败了，或至少一个主要目标——解除升学课业压力——并没有达成；教改走入保守路线，而且浮现反动潮流。在教改进入具体执行的关键阶段，偏左的人本主义，不敌偏右的市场主义；其后是反动派以社会正义之名，行反教改之实。基进、保守、反动三股力量，如何在教改场域中争取论述权与行动空间，是一个曲折而仍需深究的课题。但一个不变的基调是：精英主义心态依然牢固地主宰着教育界。台湾因为长期的殖民史，社会自发的启蒙运动一路颠簸，左派运动也一直受到统独族群分歧的拉扯。教改二十年的崎岖路程告诉了我们：台湾还需要一次真正的、如同欧洲所经历的启蒙运动。
虽然没有翻天覆地的革命，这二十年，国家面貌的变化幅度却很大。官僚科层体制的合理化，国家对民间进步议题的吸纳，民主改革进入具体的细节，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国家角色的变迁。国家体制合理化的一大表征是宪改：台湾从一党威权专制，转变成一个总统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的「半总统制」。这个转换必须更动宪政制度。台湾在一九九一年到二〇〇五年之间，进行了七次修宪，平均每两年一次。如此频繁的修宪，是国、民两党各取所需，各有盘算的政治交易结果。民主化伴随着政党版图的变化，再加上选举频繁，很难孕育具有长远眼光的政治人物或政党。威权解体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成为政治菁英攫取权力的动能。宪改一度是塑造了新游戏规则，随着交易的完成而能量寂灭。买卖完成，宪改市场也休市了。
国家体制合理化的另一表征是司法独立。威权戒严时期，司法经常是专制统治的工具。过去二十年来，透过有改革意识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行动，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改革的最大成就已无疑义然而，这个成就的代价是：司法的民主问责性被严重忽略，几乎毫无进展。司法院人审会的运作，缺乏民主监督的独立制度：法官的任命相当简单且享有终身职，而其升迁、调动等几乎不受民主监督。世界上少有民主国家的司法体制，像台湾一样，变成一个「自主隔离的团体」。至今，台湾还缺乏一套监督司法体系的制度；司法独立和侦查不公开，变成部分司法人员逃避民主监督的借口。但讽刺的是，新闻媒体却经常在协助检调单位「放话」，消息从何而来？从政治的边缘到风暴中心，司法体制可说是民主化过程中「以去政治化为名」的政治怪物。
政治体制的地表发生大变动，但变动中仍有连续性的身影。「民粹政治」在台湾一直被批评者诟病，有时甚至转为反制本土关怀的修辞策略。民粹这个政治学概念的本意是「大众主义」（populism），而大众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确有时是一线之隔，因为两者都诉诸人民的选票，其间的差异只是，情感认同与情绪动员的力度。无论如何追溯词源，民粹这概念在台湾获得奇特的生命力。容有争议，民粹是这二十年间，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贯穿统治精英政治文化圈的一条线索：民粹式民主文化。民粹可以帮忙推动民主，也可能造成反民主，李登辉以民粹终结威权，说明「民粹是民主的非常手段」；陈水扁以民粹尝试挣脱少数执政困境，转移第一家庭的献金丑闻，指向「民粹是民主的变形」；马英九也难摆脱民粹的诱惑，尝试以民粹手法转移治理失能，却只表明他「民主无能，民粹无胆」。民粹就像是古罗马的双面神，可以朝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台湾的民主转型曾经受惠于民粹，但民主深化与巩固至今仍多方牵绊，其部分原因恐怕也是未能超越民粹式民主动员之陷阱所致。
整体而言，民主化之后，国家机器与社会互动的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敷衍利用、撤退、介入。国家与农村和农民的关系，即徘徊于牺牲敷衍与收买利用之间。农村地区，如同眷村与北部大都会区，在威权时代一直是国民党的铁票区。但事实上，在一九五〇年代极短暂的土地改革之后，农村半个多世纪来，持续遭受国家、城市、与资本的剥夺挤压。WTO全球化意识形态入侵之后，农村更显凋敝、拔根、老化、失业、贫困。「白米客」深沉而无奈的抗议，「江湖在哪里」的喟叹，即源于这个历史结构的巨变。然而，在无奈与喟叹声中，我们看到洋溢着乐观信念的行动：「从农村到都市，再到农村」的移动。这些行动者内心响动着：「不只我一个人，不甘心，也不同意放弃农村。全球各地都有人，在不同的发展状态中，持续投入农村的议题，这股力量汇聚着、实践着，面朝生命自由蓬勃孕育的土地！」
国家撤退、放任资本财团操作导致社会危机的最好例子是「双卡危机」。双卡危机使得无数下层老百姓的信用破产、财务困难、甚至家破人亡。而这个危机的源头是：新自由主义入侵台湾之后的金融开放与私有化。台湾原本是一个高度金融管制的国家。金融部门这个资本主义的高地，在威权时代一直牢牢掌控在国家的手里。但是，短短二十年间，国家不但从金融部门撤退，「让位」给私人资本，而且任其非法脱序，玩各种金融商品，以致爆发掏空挤兑、双卡危机等事件，等到不可收拾之后，再用全民的税金来帮这批无赖财团填补大坑洞。金融官僚在这选举民主体制中的治理能力，显然仍不足应付新的政商—派系政治。新自由主义穿透全球，如入无人之境，台湾也难幸免。「金融改革」的结果是掏空人性，腐蚀社会根基。
然而，台湾的国家仍有若干积极介入社会运作的良性面。这二十年也见证了福利体制缓慢逐步的建构：儿童福利、老人与老农年金、全民健保、退休年金等等。全民健保更是少数台湾能够在国际上享有能见度的福利制度。健保制度的形成，如同「柏青哥」的弹珠般，在看似无序、无法预测下一步行动路径的结构中曲折转进；在先前制度约束下寻求完善。威权时代的政府为了争取民意支持，将原本充满不公与财务问题的公保、农保与劳保并立的分歧体系，整合成单一的全民健保，进而建立了一个全民共享的「道德共同体」。但是，新的单一体系内部仍然包裹着过去的职业别结构遗迹；「二代健保改革」能否顺利，仍待密切关注。追根究底，全民健保是一个涉及公平与认同的民主问题。
假如民主有一张库存盘点清单——我们发现，台湾的公民社会在当下，令我们骄傲而自信的底层，仍有深切忧虑：几十年来时而爆发时而闷烧的族国认同分歧，党派化且过度市场化的新闻媒体，以及崛起中炙热灼人的「中国因素」。
族群政治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因为转型正义与解除后殖民过程不公正与不彻底，使得族群分歧的难题经常渲染、甚至遮蔽各个政治社会议题。因此，台湾的族国问题并不能只是静待时间自然解决。何况如今这个问题又与「中国崛起」夹缠不清。我们倾向主张，看待族群议题，应当超越「视族群差异为文化团体差异」的思维模式；应该以更细致、具同理心的方式处理差异；将族群政治放置在一个涵盖组织、事件、框架、密码、认知的框架中来理解。透过历史事件，提醒所有「想象的共同体」成员，「族群」的意义，并不只是根据参与者的「族群身分」，而是透过诠释框架的设定，以及修辞密码的选用而产生的。在这个族群意义的生产过程，各自「代表」其族群身分的政治精英便动见观瞻，这些「族群政治的企业家们」有责任自我克制，尤其是不能自私地耽溺于抢夺媒体版面与摄影镜头。然而，只有呼吁是不足的；更重要的是，作为选民的公众，能够以同理心，反思族群冲突的历史起源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此方能参透统治精英们对族群政治的复制与利用。
而在过去二十年来台湾族群对立的复杂过程中，媒体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政治、市场以及科技是形塑媒体生态的变化动力。最传统的媒体，报纸产业，正映照出这三股力量的交错影响。媒体改革围绕一个核心议题：媒体的公共性，如何在市场与政治力量之间维持独立。网络时代的来临，可能创造一个公民信息传播分享，并制衡主流媒体的凭借。不过因为网络的分众性与虚拟性，也不能对网络传播过度乐观。目前，媒体产业面临「数字汇流」的巨变，未来媒体充满无限想象空间。但全球化的资本，又同时虎视眈眈寻求建立跨国垄断的媒体平台。全球化的力量一方面突破了国家疆界，另一方面，崛起的中国又乘着全球化的风潮，欲建构跨国界的文化影响力，以及跨海峡的政治影响力。这些力量都远超过二十年前，当媒体与民间要从党国手中夺回自主性、建立媒体公共性时所遇到的阻力。
要追寻中国因素在台湾所显现的媒体效应，需要追溯两岸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对照冷战时代台湾与中国交往的「冻结」，二十年来，两岸关系存在一大吊诡：双边经贸依存度日益深化，台湾人认同则同步急速成长。因而形成的基本态势是：经贸跃进、政治僵持、社会疏离。但这个摆荡在快与停滞的结构，最近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变动的原因主要来自中国国力的茁壮，并且被世界强权肯认。于是，中国对台在军事威胁、外交包围、经济吸纳等戏码之外，正在推演新的文化攻势。北京寻求建立跨国垄断的媒体平台，即此战略的一环。
随着两岸经济协议的签署，中资大量购买台湾企业与资产，以及台资的「中国内地化」，跨海峡政商利益联盟也将逐步内建于台湾的政治体制。我们的公民社会如何回应这个笼罩在台海上空的巨大身影？现代欧洲史给台湾的启发是：若中国如同十九世纪崛起的大德意志国，那么，如何让台湾在战略位置上成为荷兰和比利时（位居强权间的战略要地），而不是捷克与奥地利（德国的囊中物），可能是未来最关键的命题。
因此，我们的发问起点是：假如台湾不能摆脱中国？釜底抽薪之计是：逆向思考，反守为攻，经营民主与社运的「价值高地」，以争取泛华人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我们需要从过度特殊化「台湾悲情」的集体情绪中解放出来，培养面对「霸权中国」所需要的不卑不亢从容气质。当台湾国内政治依然摆荡在拥抱大陆与排拒中国的两头，如何让钟摆进入均衡而安稳的轨道，是当务之急。「第三种中国想象」，在此背景中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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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怎能缤纷？是诗人与缪思的合奏，让我们在纷乱的时刻，心笃定，而见多元秩序之美。缤纷，兼有杂多、斑斓和繁盛之意，正符合我们对过去二十年来历史的回顾。
本书书名的灵感，来自早慧的诗人罗叶：「这秩序缤纷的世界，就留给你整理。」早在一九八六年，在校园民主运动中，仍是学生的罗叶写下这些诗行：
下次再见，血液也许冷却，也许已习于教育资本家批发的信仰，也许购买一本本缩水的智慧，但年轻时的真理热情终将，终将如鬼魂般回来追索──不是我们改造历史，就是历史嘲笑我们！
创作本书的所有作者，都曾经在二十年前，那绵延多年追寻民主的抗争中积极参与，或受其洗礼。二十年后，这些人依然执着实践公共理念，未敢懈怠——如同那数以万计、匿名的曾经激动吶喊于以专制者命名的广场，我们知道你们还在默默地贡献这个社会。由于你们的存在，由于你我共享癫狂边缘的经验，我们不惊怕历史鬼魂的嘲讽与追索，而是仍想改造历史，不愿意让「时间自己做决定」。
在这秩序缤纷的时刻，年轻世代即将展翅高飞，历史的记忆就留给我们整理。罗叶，以及运动中所有默默的奉献者，我们知道你们还在那，不计较，闪烁炙灼的黑眼珠，真情注视着彼此。你们知道，这本书，是为了催生台湾下一轮民主盛世的灵魂而写。
[本文为将于2010年8月出版的《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台北：左岸）一书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