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海，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1954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至1988年任教于北京中医学院哲学系，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硕士研究生。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对外联络部部长。1990年因策划、组织“六四”周年纪念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209天。1995年，因收集“六四”受害者名单及帮助“六四”难属遭当局关押，一年半后，被以“刺探国家机密罪”判处9年徒刑，2004年5月刑满释放。出狱后，李海继续从事人权与民主运动的活动。

这些年，笔者接触了一些致力于中国民主自由化的各界人士，他（她）们可谓各有千秋，但就笔者触及而言，对于“民运苦行僧”这个称号，李海应该比较贴切；并且不仅仅是在下有此认识，其他师友也多有相同或类似的看法，这里先请大家来看看几位师友笔下的李海。

许良英先生：别人用脑子干民运，李海用腿干民运。

仍在狱中的杨天水先生：李海是低调者，是历史的铺路者；他埋头务实，从事民运所必需的基础工作；他风尘仆仆，犹如当年武训一样自我节俭，破旧的衣衫之上，布满昆虫，感动得资深的而且见识高远的民运斗士陈艳南亲自为他洗涤。因为他不畏艰难，深入人群，众多的落难的民运斗士以及他们的家庭，得到了雪中送炭的救助。

安徽的张林先生：在中国民运人士中，有两个著名的清教徒，就是李海和李国涛。他们生活上的简朴程度，都是令人惊讶的。他们不沾烟酒，没有任何嗜好，都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我多次到李海家里作客，他每次招待我的总是一碗炸酱面，味道不怎么样，他却连吞两碗。可能是老子给他的影响太大，使他更象一个道士。他住在一个鸟笼似的房间里，受条件所限很少洗澡，经常随便弄点面条什么的填肚子。作为一个四方游荡的民运传道士，他满心热爱的是真理、正义、自由、民主，为此他舍弃了一个正常人所能够舍弃的一切。他不仅是民运人士的道德楷模，也是中国人的道德楷模。在中国处在道德沦丧、乾坤颠倒、礼崩乐坏的时候，所有有志于伟大事业的人，都应该以他们为楷模：高尚、俭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南京的樊百华先生：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以来的毕业生中，顽强、鲜明、持续、公开追求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印象中只有李海与我两个。李海是民运人士中公认的“朴实勤杂工”，付出了比我大得多的代价：即将到手的北京大学哲学硕士文凭、顺理成章的学者安逸、10余年的牢狱、20余年（乃至余生？！）的艰困生活……

山东的王金波先生：一个力图让中国被人类当代文明接纳的运动，已经持续了至少30年。这个运动，被命名为民主运动（简称民运）。被吸引到这个运动中的诸多优秀人物中，李海是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一个。他是中国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家，不懈的人权捍卫者。

李海，河北获鹿（今鹿泉）人，1954年5月2日生于北京。1961年，李海开始在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小学读书。1970年，李海在北京市四十二中学读完初中，因当时已不设高中，李海无法继续读书，被分配到北京北郊的南湖渠砖厂当工人，在那儿一干就是8年。这期间，李海曾打算就这么过一辈子，并且深信当局的教育，愿意“献身国家建设”。1978-1982年，他就读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82-1988，任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哲学教师；1988-1990，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八九”期间，任北大筹委会外联部长、高自联联络部长。李海具有各方面的能力，特别善于联络各方。1990年，因为参与组织纪念“六四”周年的纪念活动，李海被关押了半年。被释放之后，李海不屈不挠，继续从事民主运动。李海在追求真理、正义与良知的过程中是一个始终坚持做实事的人，尤其是他在烈日下骑个自行车、穿个破背心儿将国际人道救援组织的捐款送达一个个政治受难者的手中这一往事，早已在民运圈内传为佳话。

1993年，李海因参与秦永敏组织的《和平宪章》活动，被多次拘留。这一年，他做了件极有意义的活动，到各省联络民运人士，收集全国民运人士的姓名、地址、电话及其他联络方法，并转送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人道援助给受迫害者和其家属。他的工作使中国各地民运都受到鼓励，开始活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1993中国民主运动之所以再兴，直到2000年间叠有几次小高潮，是与“中国人权”以及刘青、李海个人的贡献断然不能分开的。对于当代中国民运，这是一项不可低估的历史性贡献。1995年5月，李海又因参与王丹发起的“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公开信连署活动而被捕。

李海被“六四”受迫害者家属称为捍卫人道的无名英雄。他因“六四”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一年半，出狱后， 便独自承担起收集整理“六四”被判刑者的名单的工作，并与国际人权组织联系，为这些受难人员和家属转送人道救助款。交李海转送的人道救助款项和支票，多达数百份。李海收集整理的“六四”受难者情况，在国际社会公布后是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如“中国人权”和“人权观察”共同发表的专题报告“冰山一角”，公布了北京500多名市民判刑劳改的情况，让中国和世界具体得知了1989年大批和平请愿民众的悲惨境况。这数以百计的受难人员情况，都是李海在没有工作没有生活费用的恶劣条件下，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奔走于北京城乡，向大量受害人的亲属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然而中共司法当局却以李海“刺探和收集本市1989年‘六四’期间进行犯罪活动被判处刑罚的人员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家庭住址、罪名、刑期及服刑场所、服刑期间的待遇等情况”，是危害国家收集机密的犯罪行为，因此将李海判处9年重刑。

李海在狱中一直不肯认罪，所以受到极苛刻的待遇，如不准他放风进行户外活动，不准家人送食品及书籍给他，限制他每月只可写一封信给家人，他有胆结石也不让他检查及治疗。生活中的李海就像个苦行僧，不沾烟酒，只求温饱，至今单身。他冬天穿件晴纶棉上衣，薄得不能再薄，脚上穿的是二三十元一双的回力牌或双星牌胶底运动鞋；夏天则是大裤衩、大背心，背心还有许多小洞，脚上仍然是一双简单的胶底运动鞋。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个头不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的李海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谦虚和宽容，从外表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是一个对专制政权恨之入骨的民主斗士。

2004年5月30日刑满释放至今，李海一如既往地坚持民主理念，不断谴责专制政权肆意侵犯人权的罪恶行径，与此同时，北京警方则对他日夜监视、监听，敏感日期间限制其出行、会友。9年的牢狱生活，使李海身体和精神受到明显损害。监狱不允许运动，李海身体不能得到锻炼，精力和记忆力明显减退，但由于舍不得花钱和耽误时间，他出狱后一直没去医院做全面体检。目前，李海身患高血压、胆结石、美尼尔综合症（这些疾病是在北京良乡监狱长达9年的服刑时落下的），依然无固定工作、无稳定收入。 出狱后不久，李海参与了北京民运人士赵昕主导的20余次人权声援和抗议活动，包括对赵紫阳逝世的纪念、对维权人士胡佳被殴打和非法拘禁的抗议，以及对齐志勇等“六四”伤残人士的支持等等。2005年底，李海和刘京生、刘荻等人一起组团去成都慰问被打伤住院的赵昕。随后，李海与当时所有活跃的维权力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建立了联系与合作，包括泛蓝联盟、自由中国论坛网友、伤残人士群体、政治案件的出狱者、家庭教会及国内各地的民运人士，特别是与刘晓波、高智晟、胡佳、郭飞熊、范亚峰、侯文卓、莫之许、滕彪等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密切合作，同时深入关注和触及访民情况。可以说，联系和参与的维权事务的广泛程度，能跟李海相提并论的人是屈指可数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警方不断的非法剥夺自由的状况下进行的。在高智晟事件中，李海支持并参与他的抗议和绝食等各项活动，特别是一同前往山东临沂声援当地维权人士陈光诚，并因此而在2006年年底被连续软禁4个半月。此后李海配合北京仁之泉工作室主任侯文卓从事了大量的人权工作，并继续协助胡佳为高智晟的遭遇进行呼吁，参与胡佳等人对访民和艾滋病患者等的救助活动。2007年底，李海两度顶着重重压力参与“八九”民运领袖人物之一包遵信的悼念活动。他的特别的工作风格是注重实效、避免空名，默默无闻地去做一切需要的事情。

2008年年初，李海参与了刘晓波等人发起的对胡佳的呼吁和救援。从这一年起，李海把注意力转向为访民服务方面。尽管警方长时间以奥运名义保持高压态势，李海仍不遗余力地组织有关人士为访民做具体保障工作，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维权事务的报道活动。为此，李海在2008年6月特别被以黄丝带活动的借口绑架审查17天。此外，李海还与流亡人权活动人士孙立勇等人合作参与对“六四暴徒”和政治入狱者的帮助。2008年年底，李海成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2009年起，李海与国内活跃的维权人士刘德军、刘沙沙、王荔蕻、妙觉慈智、王译等人通力合作，深层参与了一些事件的援助，如刘沙沙被拘禁绝食案、张怀阳劳教案、罗永泉劳教案等。此外，李海还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对《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的营救。

2010年2月，刘晓波被当局判刑11年的判决生效。与此同时，图图主教、达赖喇嘛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众多国际知名人士为刘晓波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进行呼吁。作为刘晓波的同路人和战友，李海认为，假如刘晓波能获得这个奖，将会给予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整个民主力量以巨大的鼓舞。当前，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家庭教会的处境大为恶化，当局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李海认为，如果没有现实力量的推动，这种状况不可能改善。为了这种改善，李海表示仍将继续斗争、坚持不懈地从事他为之献身的民运和维权活动。尽管，他还会因此被当局不断地用软禁、绑架等方式进行骚扰、迫害，但从事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他无怨无悔！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