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与组织（人事）、宣传被视为中共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大大法宝”。自周恩来以下，统战便是总理的份内之事。温家宝自然也不例外，除了对巴金、季羡林、钱学森等“国宝级”的学者礼贤下士、嘘寒问暖之外，对那些“民主人士”以及历史上支持过中共的名人的纪念、缅怀以及对其后人的关怀，亦是需要一一关照的。二零零六年，民国时代著名在左派社会活动家杜重远的故居在上海修复开幕，温家宝特别作出批示：“我向杜重远先生致敬，让他的两个女儿杜毅、杜颖健康起来。”后来，温家宝专门给杜重远的后人写了一封信。于是，这封信又成了温家宝的一则可圈可点的“佳话”。
温家宝缅怀杜重远是支持言论自由吗？
就温家宝缅怀杜重远一事，《亚洲周刊》记者江迅写了一篇长文渲染之。文章首次引用了温家宝给杜重远后人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杜毅、杜颖女士：
惠书、近照、诗作均已收到，以前几信及令堂大人《清明雨》也都收读，十分高兴。我因事忙，迟至今日作覆，尚乞原谅。重远先生上海故居已经开放，可供人们缅怀先生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格，实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凡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舍家忘我，苦斗不屈，勇于牺牲的人，国家和人民永远会铭记不忘的。重远先生、御之女士的英灵应得以慰籍。
你俩清恙有起色否？甚以为念。处此情况，只有姐妹俩能相互理解和照顾。愿你们保重身体，多做一些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
专此奉覆，顺祝康吉。
温家宝
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
温家宝不是第一个赞誉杜重远的中共总理。早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周恩来便与杜重远交往甚密。杜重远作为民国时代相当左倾的实业家和新闻活动家，深受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为周恩来之魅力所吸引。而温家宝的前任朱镕基也将杜重远称赞为“最热忱的爱国者”、“知识分子典范”。
那么，杜重远是如何爱国的呢？本来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在东北亦深受张学良之器重，但在日本侵华的情势之下，他舍弃实业而投身舆论界，为抗日事业鼓与呼。一九三二年春，杜重远与李公朴、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一九三三年，又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总发行人。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于《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国民党当局勒令《新生》停刊。
杜重远挺身而出对抗国民党当局钳制言论自由的行径。同年七月九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官只问了几句话，便退入内室“集议量刑”，仅隔片刻便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这时，杜重远怒火满腔，大声喊道：“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
“《新生》事件”轰动全国，激起人民之公愤。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
杜重远出狱之后，在新疆从事教育和抗日宣传工作。后来由于新疆督办盛世才与苏联闹翻，清洗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左派人士，而被捕并被杀害。其实，杜重远在中共建政之前死去，也算死得其所。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后，他留在中国大陆，以他作为实业家和新闻活动家的身份，不知要受多大的罪。三反五反他躲得过去吗？反右运动他躲得过去吗？文化大革命他躲得过去吗？杜重远的同事和朋友们，大都在受尽屈辱之后悲惨地死去，或跳楼，或投湖，或自缢。以杜重远之直率刚烈，毛泽东及中共政权能让他畅所欲言吗？当所有的媒体都收归党有之后，杜重远无法继续他的新闻事业，不能享有言论自由，他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他必定生不如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至今仍然剥夺十三亿民众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独裁政权，居然好意思隆重纪念杜重远。我想，在中共治下，杜重远必定不改初衷，宁愿“进监狱、继续写”（毛泽东对鲁迅如果活到“新中国”的命运的评估）。而最为可悲的是，杜重远在死后半个多世纪，还被中共抬出来充当统战对象。这才是对他的第二次谋杀呢。
温家宝的权力究竟有多“小”？
读到温家宝的这封信，我想反问的是：温家宝先生，与其装模作样地给杜家后人回信，不如好好研究研究国务院系统的新闻办、文化部、公安部等部门究竟在干哪些倒行逆施的坏事。对杜重远最好的纪念，是释放被关押的那些因言论而获罪的作家和记者们，如刘晓波、师涛、杨天水、力虹等数十人。只要一天中国的监狱中还有良心犯和言论犯，你就没有资格纪念杜重远。开放报禁、还政于民，比整修一百个杜重远故居都要重要和实在。如果杜重远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他一定会赞同这个看法的。
每当我批评温家宝的时候，便有若干“八宝饭”以及貌似中立的人士站出来为之辩护。比如，当我批评温家宝纵容警察滥用暴力“维稳”，便有人反驳说，公检法领域由忠于江泽民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掌管，公安部部长是属于上海帮的孟建柱，所以温家宝有心无力。比如，当我批评教育和文宣部门实行愚民教育和钳制言论自由，又有人反驳说，意识形态领域由忠于江泽民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宣传部长刘云山控制，温家宝根本无从插手。
这些看法有道理吗？如果说受制于中共权力斗争的格局和权力划分的现状，没有一个强大派系全力支持的温家宝，确实是中国历届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要求他破釜沉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强人所难”的话，他总不至于连国务院大部分部委的事务都不能过问吧？他至少可以在某些领域作一些有限度的修修补补，对民生问题多些补救的措施，比如制止暴力拆迁、改善劳工处境等，这总不算是过分的要求吧？在缅怀杜重远的同时，改善那些像杜重远那样追求言论自由的“良心犯”在狱中的待遇，更不是让温家宝“鞭长莫及”的事情吧？作为总理的温家宝，在这些方面作过善意的改变吗？
无论温家宝做过多少“仰望星空”的民主秀，却从未“脚踏实地”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付出一丁点的努力。温家宝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完全不是同一类人：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有改革的诚意和远景的，并愿意为此冒失去权力的危险，而温家宝则是一个不愿承担责任和风险的“童话大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自作多情地将周恩来和温家宝想象成青天大老爷，那就是奴性思维方式的残留。历史学家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指出，经过两千多年的运转，中国的权力运作已经形成了一架比浑天仪或地动仪还要精密的机器，“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中核，以广大的领土，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形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所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总根源。”看温家宝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即可发现，他从未致力于拆毁此一专制机器的尝试，而是竭力维持其运转。今天评价温家宝的现实作用与历史地位，如果有此一维度，便会对他的一言一行看得清清楚楚，便不会成为被影帝感动得忘记了今夕是何夕的台下观众。
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能够输出什么价值？
杜重远早已过世了，所以温家宝可以安全地缅怀之，不怕当事人从地下钻出来指斥这种缅怀方式的虚假本质；而与杜重远一样爱这块土地以及生活于其上的人民的刘晓波，却被中共当局关进了监狱，这一举动比起当年审判杜重远的国民党当局来，更是等而下之。杜重远只是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刘晓波却被判刑十一年，温家宝在这个判决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在刘晓波先生被捕并被判处重刑的肃杀氛围当中，我完成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并在香港出版。我未能分享刘晓波先生所遭受的迫害，也不能陪同刘晓波先生去坐牢，而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完成此书之后，我又开始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因为我认为，将刘晓波送进监狱的、扼杀中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既是胡锦涛，也是温家宝，以及他们的若干同僚和下属。他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中在公开出版的《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研究比较》一书中指出，许多官员形成思维定势，有人激烈抨击政府官员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就会有损政府的尊严和信誉，进而危及执政者的安全和国家安全。他认为，这是一种“权力异化”、“国家异化”的必然产物，“一个能够被批评浪潮所吞没的政府，肯定在执政理念、执政模式、政治与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相反，“在任何一个宣称‘主权在民’的国家，领导人接受批评是其不可回避的道德责任”。我建议温家宝在缅怀杜重远之前应当好好读一读这本书。
《约翰内斯堡原则》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为批评或侮辱本国民族、国家或其象征性标志、本国政府及其机构、本国公职人员或外国民族、国家或其象征性标志、外国政府及其机构、外国公职人员而受刑罚。除非这种批评或侮辱意图在于或者有可能引起即将发生的暴力。”当年，国民党政府将杜重远送入监狱，违背了该原则；如今，共产党政府将刘晓波送入监狱，更是违背了该原则。《约翰内斯堡原则》就是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喜欢标榜普世价值的温家宝，为何对刘晓波深陷黑狱的遭遇默不作声呢？
很多御用文人已经开始宣扬说，崛起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输出价值”了。那么，中国究竟有哪些价值可以输出呢？百岁文化老人周有光先生，日前在接受《财经》杂志访问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自由，即“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来‘四大自由’都没有，第五大更谈不上。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温家宝喜欢跟季羡林空谈爱国感情，倒不妨去拜访一下充满真知灼见的周有光，周有光会告诉温家宝说：真正的爱国者，是将那些将自由的火种撒播在中国的人。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