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一个表面平静光滑的极权社会里，当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突然降临，人们是很难用“正统”的马克思官方语言、简单的政治概念或者引用权威的观点来加以概括的，这是一个长期积累演进的过程，它直接冲破这个精心设计的表象世界，所有以前的语言都无法用来诠释新的社会现象，于是，每个人在其中各自的位置就变得十分真实和显眼起来。我认为，在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危机中，赵紫阳并没有真正定位好自身存在的真实角色，在一个极权主义者、民主的政治家和真正的现代公民三者之间。

无疑地，他的许多决定是具有前瞻性的，不论是在过去、现在或者对未来的民主政治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比如，任何时候都不向人民开枪、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人道主义的精神，等等。另外地，他的许多想法又是十分短视和令人遗憾的，比如，用落后的专政思维来分析群众参与社会运动的动机；在权威与真理、自由的对峙面前选择了保持良心上的沉默；对于这个党的认识和整个体制的立场及其判断，等等。当然，客观来讲，这种短视和遗憾并不局限于他本人，甚至并不只是在共产党人身上才会有发生，它是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是无条件服从于权威？还是起来反抗压迫？前者，顺着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舒舒服服的进入这个制度，扮演事先确定好的某一指定角色；后者，等待人们的将有可能是无休止的歧视、隔离、监狱和死亡，当然，也有可能收获一个人性最终获胜的希望。在两难的选择之间，赵紫阳采取了消极的逃避态度，选择了一种最为令人痛心的方式离开。

十分自然地，他令自己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窘境，陷入一场奇怪的、荒谬可笑的心理战争，战争的另一方，不是别的什么人，正是他自己：一方面，他始终以一种过时的学究式（而非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一场政治性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他所进行的全部政治思考旨在维护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及其“稳定”，以一种典型的共产党人的思考方式。事情的真相是：极权主义怎么能够允许不受其控制的独立的社会运动合法存在，即便它打着“拥护党的领导”的高尚旗号？换句话说，不受党的权力约束和控制的社会运动又如何与党的领导在同一地平面上和平共存？

当我读完“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社会问题”那篇有名的演讲稿时，我的内心被某些东西所震撼，这种震撼，不是激动，不是乐观，也不是看到了成功之前的希望和曙光。作为一个历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赵紫阳应当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民主”与“法制”这样的现代文明词汇从来都是这个“先进”制度迷惑外部世界一招惯用的骗术，或者，用来对付“党内”政敌攻讦的实用主义工具罢了，怎么能假戏真做？然而，我们又怎么能轻易否定这位老人言谈之中所透露出来的真实、坦率和善良美好的愿望呢？以及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事实是，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最终形成有效的恐怖统治，这正是极权政治得以存在的要害所在；当社会问题无须通过政治手段而是通过健康的法律手段或者由社会自行解决时，这种统治形式是否还会是极权主义的？作为极权主义政治的一名掌权者，赵紫阳终究没有领会极权主义权力的真正本质。当一切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像泡沫一样幻灭之后，他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极权制度下的政治异议人士，但是，却绝非一位反极权的民主的反对派，这并不是他个人主观想要的结局，也是他所无法接受的。我们怎能让这样一位老人承受要么过于幼稚、要么过于天真如此尖锐的批评呢？难道这不是一种悲哀？

（六）

显然，这并非赵紫阳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存在的全部内容，这种悲情色彩一直延续到他整个被软禁的生涯，他的反思高度始终没有超越“党内”，他丝毫没有表现出背叛这个党的意思，没有对这个党失去过信心，没有与这个始终暗藏杀机的极权主义政党彻底决裂，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体现出一个正直的、忠诚的、对自己的行为和信仰负责任的共产党人的形象。而他最终收获的，是被允许在富强胡同一条小巷子的角落里任其呼吸和行走的自由，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从一切可见的场合、党的历史、学生教科书和人们的记忆中被彻底抹掉，仿佛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人曾经担任过这个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他像一个麻风病人一样受到无情的隔离、虐待，哪怕是在他逝世以后，也没有为他安排一个像样的葬礼、举行一场像样的追悼会，起草一份像样的悼词，是他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党对他所进行的最后的政治审判。它似乎再一次印证了那条不变的定律：革命是吃掉革命者的一场游戏。

他始终相信人道主义与极权政治是可以相互包容的，相信通过党的“改革”可以让它变得民主起来，通过“党内民主”达到社会的全面民主化，这几乎与今天的体制内改革派人物们在无形中达成了一种心理暗合，其中又有多少成分来自于赵紫阳的政治遗产？事实是，在我国历史上，“党内民主”与“爱国主义”、“人民”、“统一”、“和平”这些漂亮词藻如出一辙，只是它用来蒙混外部世界的意识形态修辞而已，或者，用来对付党内政敌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具。

实际上，“党内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在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谁都没有见过它长的什么模样，又怎么能够当真？足够真实的是，一个完全封闭、高度集权的极权政党怎么可能与一个自由开放的竞选制度同时并存？或者说，一个允许自由辩论的、平等开放的竞选制度又怎么可能只允许服从于一个领袖的绝对意志？服从于同一种意识形态？

事实上，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怎么可能和“社会主义”的权力垄断与集中计划兼容并蓄呢？还有，极权政治封闭的权力体系、蹩脚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它旨在排除哪怕是最为细微的来自政治层面的创新与挑战。甚至于，他比其他局外人应该更能够切身感受到，来自这个制度每一次所谓“改革”的目的仅仅是为下一次保守打下更牢固的基础而已。十分令人困惑的是，我们难道可以就此简单地认定他是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没有别的更加复杂的、难以言喻的苦衷以及思想局限的成份包含在其中？但是，我们又怎能容忍自己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犯一些常识性的技术错误？并假装视而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未来的岁月里，多出一些赵紫阳式的共产党改革家，多一份对这个体制的幻想和依赖情结，在一份欺骗与自我欺骗的虚荣心理里麻痹自己，满足于固步自封，放弃个体存在的自主性和独立意识，对于今天那些追求自由的人们而言，是否可能意味着多增加一份危险？是否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七）

这是赵紫阳在我的内心里面留下的一个初步印象，透过有关他的文字叙述。无论如何，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真实的、朴素的、可供自由评述其是非功过的现实蓝本，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毫无保留的人，一个有原则和道德底线的人，一个立足于改变却又过时的共产党人。

今天，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共产党人则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气质，他们有着没有任何表情的、发达的面部肌肉，有着空洞无物却又诡诈无比的眼神，操着一口统一雕刻的、标准化的、与生活完全不着边际的来自外太空的语言，躲在奢华无比的办公室里，永远也不会去关心社会真正需要什么。他们一边将自己打扮成“改革”的突击手，一边顺手将那些政治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份子们关进牢房。人们如果有幸遇见他们，必定是在虚无飘渺的电视屏幕上或者坐在豪华宽敞的小汽车里一闪而过。

如果说赵紫阳留给后人们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什么？在我看来，那意味着政治并不只是一件光宗耀祖和为家人谋取福利的差事，它应该包含着一些更为高尚美好的东西，是一桩真正值得人们为之赞美和称颂的事业，这也是像赵紫阳这样的共产党人值得我们去记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