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抄官话的理论创新
    
    
    现在我们已论证出霍布斯主权论的弊病，顺便可由此出发，回过头审视中共武装夺权的斗争路线。读过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人都不会忘记，毛当年如何发动农民暴力分田的革命行动。自三农问题在媒体上展开广泛讨论以来，土改运动中的暴行及其对传统民间社会的破坏也逐渐披露，广为国人所知。然而对毛所主导的错误路线，汪晖完全置若罔闻，他写这篇长文，竟不惜篇幅，辟出专题，大赞起“农民的能动性”。他把前三十年中共当局在农村所搞的一系列灾难性运动浓缩结晶，经过卫生的修辞处理，统统归结为农民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更说什么“伴随着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整个乡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组了。这一持久而激烈的乡村变革产生出三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农民阶级获得强烈的政治意识；即便是东欧国家，甚至苏联，也罕见如此长久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没有这一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以土地关系的变更为中心的、持久的农民动员。” “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新的土地关系为改革提供了前提。很难设想，在没有经过如此深刻的社会转变的条件下，传统的农民及其村社组织能够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能动精神。”
    
        汪文中此类空泛的论述连篇累牍，笔者之所以不避繁冗，毅然操笔写这篇评议性文字，即因汪晖的冷漠措词和僵硬的官话刺痛了我的是非良知，不戳破他那些诐词和遁词，实难消我心头的阅读闷气。可以说，撰写此文，论述的主线虽是批驳汪晖的言说，最终的目的则是要解除心中疑惑，以提高我自己的认识。
    
        熟悉官报社论和领导讲话的读者，不难在以上所引的汪文中看出从过时文件上照搬下来的官话。当然，谁也不会在意这一类“抄袭”或指责其为抄袭。因为在六十年来的中国，从上到下，通过传达文件的方式，官员们一直在一级一级地照抄；从小学写作文到大学写论文，几代人都在统一教程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地照抄。抄袭早已是党风横被下的当代文风，甚至成为普通人在正式场合发言表态的通用模式。只是到了高手如汪晖者的笔下，照抄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已达到以理论创新的方式重复官话的高度，而且通过国际汉学会议上的论文宣读，更获得将党的政策性话语作后现代理论包装的陌生化效果，唬得半懂不懂的白人汉学家围坐在圆桌旁一愣一愣。从今日中国政府的政治正确角度来看，汪文的行文方式甚至可称为新的形势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之举。汪晖即使在惯性思维主导下无意中抄袭了什么，应该说，也不失为创造性的抄袭。
    
    
    颠覆和倒错的能动性
    
    
    让我们继续回顾历史，进一步讨论所谓农民主体的能动性问题。在中共被苏共抛弃而尚未与美国挂钩的年代，毛泽东开辟了他的第三世界革命路线。这一路线可与毛泽东在国共分裂后所发动的暴力分田路线作一对比。
    
        因与党内莫斯科派在城市发动工运的方针发生分歧，毛把自己在党内斗争的失意，以及在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上均比不上陈独秀诸人的满肚子怨气转向投入具体的造反行动。他走向穷乡僻壤，煽动那里大量存在的流氓无产阶级，靠他们的“痞子运动”——马克思早已在《共产党宣言》中点明，“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入到运动里来”——作引信，引爆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颠覆性和倒错性是从划分敌我入手的。敌我的划分涵盖了是非、善恶、美丑等整个价值系列的划分标准，只要划归革命阵线，老贫农粘上牛粪的脚也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干净，而一旦被打入阶级敌人一边，土豪劣绅太太的卧床便谁都可径直上去打滚。这类将低下的东西变态拔高，将现存的伦理秩序彻底颠覆的煽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文中都写得清清楚楚，至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然而对毛泽东这种连今日党内理论家都失去兴趣的敌我划分，汪晖还要大加理论发挥，将其置入“结构—功能”分析，把划归革命阵线的群体界定为“能动的主体”，说毛的敌友划分“是一种在阶级分析构架下的动态的政治分析——政治分析的特点是重视主体的能动性……对于能动的主体而言，国际主义与其说产生于对民族认同的拒绝或遗忘，毋宁说产生于一种将自身民族的解放与其它民族的解放关联起来的政治意识或政治自觉。……这一视野的最为有力之处，就在于它能超越国家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框架，从不同的社会中分解出不同的政治力量……”此外，“这一视野的最为有力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超越国家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框架，从不同的社会中分解出不同的政治力量；在这个视野之下，对立或联合的问题不是建立在国家关系或民族关系的框架内，而是建立在对于各自社会的内部力量极其可能的动态关系之中。” 4 
    
       汪晖著作中此类读得人一头雾水的论述还有很多，我现在必须暂停征引，以免读者连我这篇评议汪文的文字也失去阅读的耐心。毛泽东成功地动员了落后的农村力量，使正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城市文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所取得的胜利。但对城市的占领不能只是持续的军事占领，从毛泽东离开京郊，搬入城内时所说的——“进京赶考”——那句话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不知道共产党在当时对现代化的经济文化建设还缺乏了解，毫无经验。但毛泽东从他自己那种价值序列的低层次出发，一味敌视传统伦理秩序和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怨愤情绪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靠人民战争获取的军事胜利一时冲昏了头脑，国家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依旧采取战时动员的土方式搞社会主义经济。汪晖一再强调的“主体的能动性”，就是军事动员式的蛮干，是不怕牺牲，在主观意志指挥下的猛冲硬攻，是用源源不断的数量——人的数量和物的数量——违反科学，糟踏质量的食肉蚁猎食行动。感性和灵性趋于壅蔽的汪晖只满足于从文本到文本的征引组合，只热心拿夹生的洋概念乱贴标签，他最终将毛泽东反现代化的土办法拉出历史脉络，文本化为成风干的概念标本。这概念标本一经消毒处理，历史的血腥和罪恶便过滤干净，仅在纸面上留下了一个让人失去思考能力的干瘪结论。
    
   
    观念二道贩及其文化新产品
    
    
    毛所激发的这一“能动性” 实际上一直都在产生趋向负面的动力，它汇聚人群中的劣质成分，而且不断败坏和同化既有的优质成分，以致形成一个总体的劣化运动，劣化了国家、民族、社会、日常生活和国民。奢谈“制度创新”的新左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通过所谈的“制度创新”来推广他们自己的理论创新。对那些被毛泽东路线劣化的事物，他们最喜欢称道，常选以为个案分析，显示他们化腐朽为神奇的学术功力。甘阳甚至称赞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的破坏是“创造性的破坏”，表彰其“反现代化的现代化”之功。甘阳拥有丰富的英文资料贮备，他的惊人之谈往往都有其洋理论的来头。比如谈到毛泽东“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他就拉出Susan Shirk和Franz Schurmann等很少有人称引的美国学者唬人，拿他们那些在美国学界未必入流的一孔之见为毛的倒行逆施作荒谬的辩护，津津乐道恶因生出来的善果。经过甘阳这一夸张，“能动性”便在他事后推定的论述中产生了历史的杠杆作用。改革开放的成功于是被说成毛泽东歪打正着的意外遗泽，历史的鉴别不再有绝对的善恶是非标准，一切都可从眼下值得肯定的后果出发，去逆向推导出歪理，对曾经发生的愚行或罪过追赠一个“再发现”的褒奖。我无暇在此驳斥新左们的理论创新，关于中国与苏联或东欧国家在市场转型上的区别及其得失利弊，有兴趣深究的读者，一阅金雁和秦晖有关东欧改革的专题研究，就知道“后”理论学者们的见解是一种多么缺乏经济学常识和实地考察资料的无稽之谈了。5 
    
       走笔至此，我想起CNN发布的一则最新消息。说是中国一些企业讲究面子，花钱聘白人假扮老板或合伙人，以白面孔赢得客户或商务合作者的信任，为中国公司塑造一种国际形象。天下的奇事现在都汇聚到中国去发生了，仅就那些充当假雇员的白人有脸皮伙同中国公司欺骗客户的行径来看，他们绝非白人中行为端正之辈，其中有不少人很可能就是通常在美国所说的“白渣”（white trash）。照此推理，新左们借用来塑造国际学术形象的洋理论中，自然也难免混有理论“白渣”的东西。就靠那些掺和了理论“白渣”的东西，他们不只在国内占据讲坛，散布影响，近来还远征美国，在AAS会议上发言惊人，以巧言饰辩之论博得美籍华人大腕学者的捧场。这一学术新景观折射出西方的东方学生产正在向外包加工（outsourcing）的方向扩展，文化产品的产销渠道也在向制造业的转向看齐。由中国学者提供本土信息的文化新产品目前已打入美国，与沃尔玛超市上中国造的内裤鞋袜并驾齐驱，正在赢得美国学界不求甚解的认同。早在多年前，美国左派理论的老领班詹姆逊就对此类可提供第三世界国家本土信息的次文本发出过东方学兴趣的召唤。 
    
       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者及其文本现在也苟合为现代性的景观之一，同时更化入市场，具有了文化新产品的价值，在作为知识展销会和人才交流市场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上各呈异彩，出尽了“小世界”范围内的风头。真可谓“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了。如果不是市场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盈余资金，如果没有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家和财团捐基金供大学和研究机构聘用相当数量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哈耶克称之为职业“观念二道贩”的知识分子恐怕就很难谋取职业，无从宣泄其思辨冲动了。一百五十年前资本主义市场远不如今日发达的时候，像马克思那样的原创性思想家就因无学院或研究所收养而穷困潦倒，不得不依靠身为资本家的朋友恩格斯接济，尽管他在从事解剖资本的工作。这就是市场的吊诡之所在，它以物质的力量为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那些通过传播知识和阐释观念来获取影响力和个人利益的人带来了机会，市场批判者及其言说如今也作为市场的一个内涵而被捧上市场卖了钱。就在此一派泥沙俱下的涌流中，既有稀少的真知灼见被提出来照亮我们的思路，也有不少心怀不平者和思想激进者，由于缺乏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没有深入社会实际的兴趣，便扛起社会至上主义的大旗，为展示一己的学术成果而高深其词，散布出了大量空洞的道理。甘阳在谈论施特劳斯的文章中十分赞赏老施的“知性真诚”（intellectual probity），但新左们的治学最缺乏的也许就是这个“诚”。古人云：不诚无物。新左们不诚，却非要例外地有物不可。像汪晖那样热衷在观念迷宫内兜圈子的学者，实在无知性真诚可言，充其量也只是卖力地“知性迫近”（intellectual approach）罢了。余世存在多年前早就指出他陷入文字障的歧途，说他是“一个沉浸于抒情而不能切实地思考吾人民胞物与的文人，一个空洞地思辨政治自由而无视他所指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行们真实的焦虑和无奈处境的学者，一个抽象地看待人民大众而不能躬身履践的思想者，一个无视在现代性的边缘徘徊的吾人困境而炫示深思也作态于国际学术的学界巨子。” 6 余评确为的评。
        
    
    劣化与优化的殊途
    
    
    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及其对外政策是他的劣化路线从国内向世界范围的扩张。在中共与苏共和东欧诸共产党组织相比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中共的逆反之举只能是转向东欧共产党国家中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拉拢各方面都很差的阿尔巴尼亚为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把中共的整体建构比喻为一座向地下修建的塔，这座塔的高度始终向负面延伸，毛泽东时期的对外路线即此负面延伸的一个分支。它大约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模拟当年苏共开展国际共运的方式，大搞革命输出，在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推行红色渗透，支持和策划那里的武装颠覆活动。从印度尼西亚到柬埔寨，中共所参与的红色恐怖活动不只给那些国家的人民造成灾难，也累及华侨，直接造成数十万华侨被残酷屠杀，更多的华人家庭流离失所，落到国际难民的境地。7其二是慷国家人民之慨，对亚非拉某些穷国家作无偿的经济援助，企图通过凯子外交型的友好关系建立意识形态上的新型朝贡体系。据已经披露的资料所载，甚至在大饥荒饿死人的年代，中共仍大量外运粮食，去救济那些频频发生军事政变的劣质国家。六十年来的对外援助，不知做了多少有损国家利益的愚行。若要说此类援外物资赢得了什么实效，大概只能是在联合国换取诸多小国的支持票，处处排斥中华民国的国际参与了。
    
       上述两种低下的对外政策均落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中共与越共早已反目为仇，而朝鲜则成为难以甩掉的定时炸弹。共产党现在连自己都不当革命党了，汪晖还在他的文章中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高调。行文至此，我方才悟出，汪晖为什么在他的著作中那样不惜篇幅，大谈清朝的朝贡体系和所遗留的帝国遗产。原来汪晖在为崛起的中国绘制21世纪的朝贡蓝图，怪不得汪文中反复强调，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有能力“改变传统的三个世界的格局”，而且还照抄官方的外交辞令，说中国“真诚关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社会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一条平等、民主和共同发展的道路。 ”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汪晖所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即使中国确实按照所宣扬的和平崛起路线行事，世界局势的现状及发展也未必允许中国走那一理想的坦途。在能源需求的压迫下，中国已加入西方在亚非拉搜刮资源的竞争，媒体上更有文章开始质疑中国政府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行径。面对当前的挑战，汪晖以提问的语气强调了中国应走的另一条道路：“中国能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但找到一条另类的发展道路，而且也不重复西方在其它地区做过的方式？”我能理解他温和的愿望，但眼前的现实却不容人那样乐观。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言，与其跟着政府的外交辞令说此类好听话，不如现实而冷峻地估计充满危机的未来。能源短缺，市场竞争，周边国家与中国的领土争议随时都可能激化，所有这一切冲突因素正在一步步把中国导向提高军事实力，为经济发展护航，向更广阔的范围争夺霸权的道路。这条路怎样走和会走到什么地步，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可以预想的是，大概也只有在这条路走得通畅，走到了张扬实力，振奋民心之日，国人百年来别扭的国家主权情结才会怡然消解。
    
       当了几十年的世界工厂，近来，中国的投资公司也开始向其它更贫穷的国家寻求建立世界工厂了。这种新动向正好是对毛泽东负面低下运动的反动，也是资本和市场运行的动力趋势。似非而是的是，这一看起来逐步向下榨取利润的趋势反而呈现出提升低水平的效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经过几百年的斗争，再结合着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民主改革，大量的蓝领阶层才争得可观的福利和权利，随后出现了向中产阶级挪移的趋势。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在资本主义世界全面爆发，后来的情况是，在各方面逐渐趋平的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渐趋缓解。工人通过工会，少数族裔通过民权运动，青年学生通过对抗文化，各个弱势群体均在西方社会民主的和法制的条件下争得各自的权利，同时不断地促进了法案的修改。权利与平等遂在此冲突与和解，争持与让步的拉锯中渐次赢得。要说“能动性”，这一斗争方式才是良性的能动。
    
        随着无产阶级的有产化，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联合在一起，由于冷战终结后原有的贸易壁垒逐步消除，如今反倒出现了全世界的大财团大公司连手占领市场的景象。在发达国家，蓝领待遇的提升增加了生产成本，它迫使欧美的制造业向南韩和台湾等东亚国家外包。接着四小龙腾飞，港台日韩的投资者转而在中国东南沿海开发区建立劳动密集型工厂，首先繁荣了那里的经济。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打工者的工资要求日益提高，很多工厂也在向高科技转型，投资人自然把工厂的开发转向相对贫困的西部，甚至到越南、非洲等更适合开办世界工厂的地方。物质生活水平，自由民主的程度，国民的素质，国家整个环境的宜居得分，就在这种一级吃一级的血汗拼搏中残酷地磨砺，在道路曲折的踫撞中缓缓提升。这一全球化的过程是存在着不公平的成分，具有富裕的北方剥削贫穷的南方的因素，更造成环境污染，引发族群冲突……但在克服种种负面后果的努力中，仍然可以看到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和福利，这才是值得发挥和肯定的“能动性”，应予大力促进的优化动力。不管怎么说，它毕竟产生了有效的脱贫作用，在局部范围内推动了缓慢的，不同程度的提升。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初若没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而是在被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走中国式自发自为的资本主义道路，早八辈子都过上奔小康的生活了。今日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多少都有些历史嘲弄中国人的成分：你走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歪路，自然要遭到报复，承受走歪路的后果。
       
    
    请照一照马克思的镜子
    
    
    马克思实际上是一个清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撇开他共产主义学说的谬误不谈，仅就肯定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和资产阶级文化的革命性而言，他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批评至今仍然有效。《共产党宣言》虽不是推背图，其中有些文字却早已为今日的毛左派和“自由左派”画了肖像，立足于一百五十年前似有点类似今日中国的德国，马克思生动的描述最能触发我们对今日中国现状的联想。不必我费口舌多说什么，只需把几段相关的文字抄在下面，读者自可从中得到批判汪晖言说的明鉴。
    
    
    关于“封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如是说：
    
    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们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如果你把上文中“贵族”俩字换成“毛左派”，对比一下今日的大唱红歌和“乌有之乡”等红网站上的东西，不难在他们的正义叫嚣和公平呐喊中瞥见类似的闹剧，以及他们在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当今中国所扮演的丑角。再看马克思有关“小资产阶级的”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描述：
    
        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企图恢复旧的生产数据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数据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接下来的这几句最值得玩味：“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8同理，美国学者对市场、全球化以及现代性的批判，是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前提的，中国的情况比当年的德国还要落后，远没达到美国的发达程度，却盲目照搬人家先进国家的批判话语，用来针砭自己后进状况下的社会弊病。这样的做法不只有视野超前，立论奢侈之失，且有为落后事物辩护之嫌。“自由左派”在搬弄西方现代性批判论述上的时空错位，一如落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拾取先进的法国批判之牙慧。
    
        在一次与查建英的谈话中，甘阳曾为自己对现代性所持的“诗意批判”甚感得意，不意让敏锐聪慧的查建英一语道破了他思考问题的毛病。查建英显然懂得马克思所批评的错位现象，甘阳的话刚落点，她便尖锐地向甘阳指出，说他是“通过书本直接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语境”的，说得甘阳自己也承认他对资本主义毫无感性的暸解，仅属理性的进入而已。尽管甘阳承认他抄了捷径，参了死禅，但出于他诗意的轻薄，他还是要坚持其理性的进入，只图开他的学术洋荤，过他的批判干瘾。查建英提醒甘阳说，西方学者“反现代性的冲动与方式来自他们那个历史语境，和我们很不一样。他们的现代性也和我们的现代性很不一样，从发生、进入到衍变都不一样。这些过程、话语肯定会有交叉、相似之处，但我觉得在横移过来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否则会造成似是而非的错位。”她接着转述了刘东对她所说的一句话：“为什么中国不早点把这个专制问题解决掉，那样我们大家就都可以好好的去当左派了。” 9
    
       大孩子的刘东童言无忌，他的天真愿望既道出了中国左情知识分子对“诗意批判”的粗俗迷恋，也反映出八十年代还比较单纯的启蒙岁月，左情冲动者对现存专制的戒备心理。刘东多少意识到，在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语境中，要高谈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等理论问题，会受到现实的掣肘，有可能走形变味，变成为专制帮腔。如今专制所滋补的优惠早已磨损刘东当年的天真，不久前他来耶鲁演讲，竟大谈起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相接合之类的话题。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回事，至少，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读懂《共产党宣言》中某些含意深远的重要篇章。在该宣言的序幕中出现的那个幽灵，与其说指的是共产主义鬼魂的出现，不如说勾绘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云腾雾罩中龙蛇凶险的征兆。幽灵的威胁力来自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过程中所造的声势，形成的氛围，及其所投射的阴影。那一时势大变动带出来的阴影才是后来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当然是充满了病症的，确切地说，共产主义就是它冷热发作中产生的抗体及其症状，是伴随着它整个发展过程的一种副作用。它内在于资本主义，它的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间或能起到有益的调节作用，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消受得起它造成的冲击。但在落后的非资本主义社会打造共产主义制度，则无异拿他人的病来救自己的命，事实已证明那完全是自讨苦吃的灾难。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扩散，迟到的资本主义幽灵才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放肆地游荡起来。讽刺的是，它早先的阴影——共产主义——在中国落户已久，被根本读不懂马克思，也没读过多少马克思著作的毛泽东及其共产党捞到手作了夺权的武器。10以下是《共产党宣言》中最著名的段落，现对其中的关键词稍作替换（置入括号），读者自可从中看到此幽灵对现存制度——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现存国家”——造成了多么强烈的冲击和破坏：
    
        资产阶级在它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毛泽东时代的）、宗法的（公有制的）和田园诗般的（阶级友爱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政治教条），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马列主义信仰）、骑士热忱（革命斗志）、小市民伤感（崇高理想）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工人阶级的）和自力挣得的（贫下中农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共产主义远景和社会主义优越性）掩盖着的剥削（特权、压迫和欺骗）。11
    
       从上引文句中替换的关键词可以看出，毛泽东担心的和平演变正在四面包抄而来，真正反党的和反得成党的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人自己。资本主义幽灵已笼罩今日中国的大地，只是党权及其所维护的利益集团还在死守地盘，苦于拿不出与时俱进的万全之策。像一条想变成人却死活变不过来的人鱼，当权派至今还拖着前三十年的鱼鳞尾巴。毛左派就是爬在鳞甲上蠕动的小虫虫，他们的动作影响不了大局。
       
    
    回归传统的歧路
    
    
    当权派急于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外壳下加固新的根基，从民间到学界，近来回归传统的思潮正好为当局的病急乱投医提供了一个偏方。这一潮流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沉渣的泛起，有商业的炒作，有藉以设立学科和学术职位的建制要求，有忧虑世道人心的道德考虑，有闻风而动的凑热闹作为，但透过罩在表层的世俗功利因素，还是可以看到毛泽东劣化路线破产退潮后，中国社会在返回被中断的现代化道路上人心思旧的趋势：曾作为“四旧”被批倒批臭的人情风俗和价值趣味，现在都通过民国怀旧的或民族文化复兴的内容成为流行的东西，它与毛左派“封建社会主义”的红色文化热闹剧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也表现出对后者的不屑和压倒性的抵制。它在催生民间社会和传统伦理秩序的复原，重振被压制了几十年的民气民德，仿佛大地春回中阳气从地下上升，时势激荡着人心之所向，触动了社会的神经，可以展望的前景正在地方党务、村社民众和工商团体错杂冲突的“新江湖”上露出模糊的端倪。如能将民国世代已萌芽而在后来被压抑下去的能动因素激活起来，就可为瓦解党国威权垦出丰腴的园地，养育出打造自由民主的新民。至于对古代经典的学术阐释，高头讲章的普及宣扬，倒还在其次。如果把传统的回归或复兴仅仅局限在文本层次上，甚或聚焦在今日所谓的“儒学”上，恐怕仍会像以前的某某文化热热闹一时后便随风而散，惟独让书商赚了大钱，学者成了虚名。
    
       以上所说的刘东演讲话题，颇耐人寻味。他的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水平如何，这里没有评价的必要。他现已任职清华国学院副院长，他的转向标志了一个新的动向。长期以来，在学界文坛，有崇洋媚外的，有左情涌动的，也有两者交织混合的，如今传统回潮，便都看风使舵，纷纷向传统靠拢，去忙着占山头拉资源，各为稻粱谋了。甘阳迈的步子比刘东更大，他左右开弓，双向出招，一面批新自由主义，一面主持儒学讲座，甚至发出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号召，为当权派无枝可依的紧急情况搭起向传统撤退的便桥。康晓光更主张“儒化”，大谈儒教兴国，为当局的拒不接受民主制度竖起堂皇的挡箭牌。比起此类在前台活动的人物，汪晖更为潜沉一些。他早已在做追根溯源的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可继承的帝国遗产，要仔细检讨曾经为中央集权，特别是为入主华夏的夷狄政权服务过的公羊学，好从中牵扯出一条勾连今日国家主权的合法性线索。
    
        显而易见，在回归传统的潮流上存在着显隐交织，强弱对立的两个方向。明显的强势是在奢谈儒学的一群人中，他们的操作多有为当局营造退路的嫌疑。因此，他们的儒学很可能堕落成赵普的“半部论语主义”儒学，不是用传统装点盛世，就是拿旧话语润色现政策，最终起到让党魂附上儒尸的作用。文革时评法批儒运动对儒学的伤害仅限于皮毛，多属于物质层面的破坏。倘若按甘阳或康晓光的调子唱下去，在儒家的殿堂内正式收养改宗的中共，让俗儒贱儒主持了论坛，让喝狼奶长大的一群接了香火，则儒尸不但难以复活，更会变成一堆臭肉，把党魂养成蟒蛇般的肥蛆，中华文明最后的一块风水地也就彻底腐败掉了。
    
        从死文本中是讨不回活传统的，也没必要把中国的现代性溯源拉到汪晖那么遥远的学术探幽之境，需要关注和促其实现的是向传统回归的一股潜流。传统的回归应该走向普通人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应该成为他们亲自去过的伦理生活，而非仅仅表现在学者的书写或口头上。如果你对1949年以前的社会和日常生活还有记忆，对旧社会过来的长辈还有印象，如果你读过费孝通的著作，对其中描述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有所了解，或者对近年来的出版物和影视中有关民国世代的人和事略有涉猎，并对那一切作回归传统的体察和思考，则活生生的传统与现代性已隐现其中，而毛泽东革命歪路线毁掉了什么，阻挠了什么，也自然会向你的觉醒的意识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来。只有确定了这一联结传统与现代的交点，才有具体的目标可以回归。
      
    
    毛泽东时代平等吗？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所谈的问题。汪晖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能顺利发展，取得今日的成就，是因为党和政府强硬镇压了六四动乱，维持了社会稳定，使中国避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命运。而这一幸免的基础便是所谓中国国家“独立的主权性格”。
    
     几年前我旅行欧洲，去过很多东欧的前共产国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几十年的共产专制纯属苏联强加给那些国家的制度，共产党一旦垮台，就像一股风吹走了几十年来国家表面的蒙尘，整个社会很快就玉宇澄清，光复了原貌。因为社会基础并未彻底破坏，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有迹可寻，教堂和正常的宗教信仰，市民社会的旧事旧物，还都牢固地保存在那里。因此，曾经从旧欧洲分裂出去的那一大部分，现在经过政经地缘的重组，很容易就转向融入新欧洲的整合。汪晖说这些国家是苏联的附庸，他只说对了那些国家曾受苏联控制的表象，但苏俄强权并没摧毁其内部独特固有的东西这一事实，他的偏狭的目光根本就没有看到。
    
       汪晖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说话的，他庆幸中国保持了稳定，没有被苏联的解体拖入那个骨牌效应。我站在对立的立场上看问题，对比苏联和东欧，自然便痛切地感到，中国的社会原状在1949年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社会结构到国民觉悟，至今仍缺乏迅速瓦解中共专制的充足条件。本文之所以一再痛批毛泽东暴力分田的路线，就是要强调，由此导致的土改和随后的公社化运动不但彻底破坏了原有的民间社会，而且使所有的农民都失去了地权。城市则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充公了所有的工商资本，城市居民连私人所拥有的房地产权亦遭到不同程度的剥夺。针对这一状况，汪晖的清华同事许章润教授撰文控诉说：“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公权，不管它叫主权也好，还是治权也罢，竟然有权将普天之下的土地悉归己有。倘言一切土地属于自己，并且仅仅属于自己，从本根上来说违犯天意，老天爷，古往今来，可曾有过这等强横之事。论者谓之‘地主国家’，可谓形象而辛辣。这样的国家，哪里堪当全体国民托庇的家园？这样的国度，如何能够成为成熟的国族？” 12许文对此不义的政府之控诉已达到仰天长啸的激烈程度，转观汪文，却还在巧为政府辩护说：“中国的土地没有私有化（但能够相对自由地流转以适应市场条件的需求），不但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低成本保障体制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国家利用土地资源组织开发并进行土地分红提供了可能性。”汪晖对政府这种“理解的同情”实在让人发指，用鲁迅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和“鬼脸上的雪花膏”了。
    
       六四运动中，汪晖曾是广场上最后一批撤下来的抗议者。据他自述，他的思想是在受处罚被社科院派到陕西商洛地区蹲点，因亲眼目睹农民疾苦而开始向左转的。从此，批判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公平现象成为他著述的主要方向，而对于公正和平等的强烈诉求则如通天的梯子，使他得以爬上道德的制高点，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发出喋喋不休的指责。这一批判的反作用动力更促使他返回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使他怀着失乐园的心情搜罗起可用来重新武装自己的资源。他利用《读书》杂志的阵地，开始发表一些怀念五、六十年代的文章，并扬言要大力发掘受到今日主流话语压抑的社会主义价值。重新发掘被压抑的历史遗产一直是汪晖治学的偏好，哪怕那种发掘行动就像某些热心寻寳者拿着金属探测器整天在沙滩上徒劳地探测一样，只要找出了几分硬币，便算是不小的收获。像高默波《高家村》及其英文新作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之类美化人民公社和文革年代的书籍，便成为汪晖大力推荐的范本，也作为外包加工的东方学新产品受到西方汉学界个别人浅薄的哄传。高默波讲述的是什么性质的记忆呢？焦国标的一篇批评告诉我们，原来他们“只让自己记忆，不让别人记忆，过滤别人的记忆，有意泯灭某种记忆。”高默波之流以边缘立场作屏障，拿多元声音自壮声势，打着反“去政治化”的幌子，伸张其再政治化的辩护，把黑夜中某一流萤的亮点渲染成阳光一样明丽的卖点，利用很多人不满现状的情绪，向无知者兜售他讲述往日虚幻幸福的故事。
    
      毛泽东时代的平等是全国农民都给“国家地主”当佃农的平等，是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维持低生活水平的全民贫穷，也是通过配给制施加全面控制的经济专政。在那个人人端稳了铁饭碗的平等背后，实际上掩盖着各种各样不平等的事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由掌握党政大权的个人及其关系网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腐败之源早已在那时候形成。只不过当初是夹心糖一样包裹在红色的糖纸内，而如今则腐败到四处糜烂的地步。如果说前三十年有什么传统通到了后三十年，并形成后三十年的新传统，那就是权力的接力棒，就是这个东西明晃晃攥在权贵集团的手里肆意挥舞，现在才充分暴露出从前的虚假平等。今日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现象与其说是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如说是市场受到国家的控制和干扰，权力资本造成的恶果。不从土地所有权出发保证耕者和居者最基本的权利，社会平等和公民权就无落实扎根之处，而恢复民间社会的基础，培养草根民主的力量，根本就无从谈起。你现在维权也好，上访也好，草拟08宪章要求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也好，实质上都是在向绝对拥有主权的执政当局争取和乞讨你想要的东西，你根本没有坚实的立足点可以与政府抗衡。所以，你的下场就是：被截访人员殴打后关入黑牢，被地方当局强行征去全村人活命的土地，被开发公司雇来的黑社会暴力拆毁世代居住的旧宅，被指控为颠覆国家罪而遭到逮捕判刑。在这样一种民与官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中国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
    
       针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汪文继续强调理论辩论的纠错机制，他建议通过执政党的自我更新推动改革的步伐，并就此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和最为深刻的革命，中国社会对于公正和社会平等的要求极为强烈，这一历史的和政治的传统应该如何转化为当代条件下的民主诉求？即什么是新时代的群众路线或大众民主？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经历了巨大转变的政党，它日益与国家机器混合在一起，如何使得这一政党体制更加民主，如何在政党角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保证国家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第三，如何在社会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众社会获得政治的能量，以克服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状态？”
    
      非常明显，汪晖几乎是在全面肯定前三十年的前提下提出这三个问题的。他所谓“漫长的和最为深刻的革命”，其内涵是什么呢？如前所述，那就是武装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通过土改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主导下的平均分配。那个时候的“公正和社会平等”又是什么呢？就是持城市户口者在国营单位工作，享有应有的福利，而持农村户口者在生产队劳动和分粮。在城乡的悬殊差别中，城里人和乡下人各享有各自条件下的“平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至今仍未完全摆脱那个“当佃农的平等”，城乡分割的户籍制使得农村户口的居民仍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国企改革举步艰难，若无民营和外资企业带来的经济繁荣，城市的就业情况不知会糟糕到什么地步。所有那一切麻烦都是社会主义尾巴造成的瓶颈，执政当局想甩都甩不掉，汪晖犹痴人说梦，称其为“历史的和政治的传统”，似乎还想发扬那一落后的平等价值来应对“当代条件下的民主诉求”。
    
    
       注：
    
    
    4《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頁29-30。
    
    
    5 秦暉談“中東歐與中國的三大區別”，見博訊博客上的“秦暉文集”。
    
    
    6 余世存：〈汪暉：中國學界的堂吉訶德〉。http://jus.pku.edu.cn/phpcms/2010/0425/520.php
    
    
    7《我與中共和柬共》，周德高口述，朱學淵撰寫，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鍾魁：〈中共支援越共柬共真相〉，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8/02/200802281148.shtml
    
    
    8 以上引文均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95-300。
    
    
    9 參看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59-230。
    
    
    10 左舜生在〈給毛澤東一個初步的剖解〉一文中說：毛澤東生平也覺得“凡新的總是對的”，也一樣“好讀書不求甚解”，他的敢作敢為，更早進入了胡作亂為，他對共產主義的愛好，開始於讀了陳望道從日文翻譯的一篇“共產黨宣言”，現在他儘管滿口馬列主義，其實他隔馬列之門還有十萬八千里，你想，他憑什麼可以窺見馬克思列寧的全貌？充其量不過“拿著鷄毛當令箭”，利用這一工具，來演一回搶奪政權的全武行而已。見“縱覽中國”網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7171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274-275。
    
    
    12 許章潤：〈地權的國家德性〉，《比較法研究》，2010年第2期。
    ——《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