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的著作，我接触得倒是比愚姐早。大约是在一九八三年，一位朋友送了我两册装帧相当简朴的书，一本是胡适的哲学文章选编，另一本就是《胡适的自传》。出版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是一九八一年。那时大陆这边对于胡适的评价尚处在“乍暖还寒”的时刻，因此两本书都标注着“内部发行”的字样。所谓“内部发行”大抵接近于禁书，也有跟明令查禁一样的某种反向激励作用。古人说人生几大乐趣里，即有“雪夜闭门读禁书”。约翰逊博士引用白洛拜医生（Dr.Barrowby）的话，“吃猪肉的时候，我恨不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别人问：“何以如此？”白医生说：“犹太教禁食豬肉，因此偷吃之中自有一种犯罪的快感。”

初读，就被唐德刚文章风格给迷住了。《胡适的自传》是口述历史，本来，唐德刚的角色只是一个提问和记录者。但是，成书之后的这部自传，传主的风头几乎全被记录者所加的注释给抢走了。那些注释文字几乎颠覆了标注文献或简要延伸议论的一般注释传统；它们或者是一篇小品文，或者是一则细致入微的考据，或者简直就是一篇小论文。例如第五章注释对于胡适学位问题的长达五页的考证和议论，第六章里对于“县”的本来意义是“悬而未决”而非“县县于郡”的讨论洋洋洒洒四页有余，第八章注释对于白话文与文言文关系的连续三五个注文，都是有思想、有创见、有材料的好文章。

我是学法律的，按说离唐德刚先生的历史学较远，不过他的著作却给我多方面的启迪。不妨举一个例。一九八○年代后期，自己对于中国与西方在司法制度方面的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突出的差异是在司法决策时逻辑的运用。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司法就一直讲求严格地遵循三段论推理。但是，检讨我国的古典司法，判决书的写作往往置逻辑规则于不顾，含义模糊的“天理”、“人情”常成为判决依据，这当然会导致司法的高度随意性，根本无法确立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其间原因何在？在《胡适的自传》第五章的一个注释里，唐德刚单刀直入，把逻辑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早夭归因于我们法庭的不讲逻辑：

“法律”是最讲逻辑的。因而个个律师都是逻辑专家；而律师在西方社会里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今日的英美法苏——那还了得！可是我们传统中国人（古印度人也是一样）最瞧不起所谓“写蓝格子”的“绍兴师爷”和“狗头讼师”。我们的“仲尼之徒”一向是注重“为政以德”的。毫无法理常识的“青天大老爷”动不动就来他个“五经断狱”，断得好的，则天理、国法、人情、良心俱在其中；断得不好的，则来他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满口的革命大道理，事实上则连最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了。西方就适得其反了。西方的律师，诉讼起来，管他娘天理、人情、良心，只要逻辑不差，在国法上自有“胜诉”。因而他们的逻辑，也就愈发展愈细密了。

这是发人深省的论说。我在所写文章的注释里，曾援引这段注文，以增强说服力。此后，自己不断地进行阅读和思考。例如，我们的“青天大老爷”无视逻辑的原因又是什么？传统官方话语对逻辑的排斥跟那种诗化语言和文人习性是否息息相关？法律专业化与语言的专业化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只是涉及历史，而且也关乎现实了。

唐德刚的文章风格是别具一格的。由于对白话文运动有着与胡适不同的评价，他偏爱那种文白夹杂的文体，加之饱览群籍，联想丰富，读之真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他生性诙谐，又受到大学时代重庆那独特的茶馆说书氛围的熏染。虽纸上作文，亦如坐讲席，文言俗语，绘声绘色，读之很容易产生一种亲切感。他不同意胡适“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的口号，说古人为文也是达意而生动。例如司马迁，居然把“我们安徽”的土话也写入古文。研究文学史的夏志清教授曾专门举出《胡适杂忆》里描述纽约演京剧时那些龙套演员的表演场景，以为唐德刚独树一帜的散文风格的标本：

可别小视“跑龙套”！纽约市有京剧票房五家之多。平时公演，粉墨登场，锣鼓冬仓，琴韵悠扬，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龙套”一出，则马脚全露。那批华洋混编的“龙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宁死……好不热闹！笔者在纽约看国剧，最爱“龙套”，因为他能使你笑得前仰后合，烦恼全消！

堆雪乱山，落珠玉盘。读这样妙笔生花的“德刚体”，不也可以让人“烦恼全消”么？唐德刚说胡适多姿多彩的一生“是他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养，合二为一所铸造出来的”。我们不妨把这话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文风尽可灵动多彩，而唐德刚所研究的中国近代史却是相当沉重的话题。在《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历史著作里，面对宽广而复杂的诸多问题，充溢在字里行间的许多识见，尤其卓尔不群。说到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前途，他倒是像胡适一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所依据者，乃是他那著名的“过历史三峡”的理论：这老大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深刻的社会转型，依据第一次转型即从井田制向郡县制转变的历史经验，我们需要两百年的努力，即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才能够驶过惊涛骇浪，进入波澜不惊的现代社会。不过，这个理论也许会受到某种质疑。我有时也会怀疑——为什么历史一定如长江那样朝向一个方向前进？历史的方向会不会有更多样化的选项？

也许我们是要过三峡的，但也可能是在西于湖里荡舟，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