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我去了东欧六国，这是我第六次去欧洲，前五次走访了中欧、北欧、西欧、南欧、二十国。这次计划走东欧原社会主义十国，目的想了解东欧解体后现状。因为国内的旅游者大多对东欧不感兴趣，组团困难，拖了很久才成行，而且因为某些原因，漏掉了像波兰等东欧重要的国家。我不死心努力与中旅商量，希望单独安排我去那些尚未加入欧盟，未获得申根权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磨了二个月还是困难，遗憾之中只有匆忙去了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六国。


（上）苏联极权控制下的东欧


匈牙利事件

苏联尚未瓦解之前，匈牙利虽然也是属于苏联控制集团国家之一，但其经济社会表面却较其他国家，诸如波兰、捷克等国活跃得多。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匈牙利民众多次群起反抗苏联控制，都被残酷镇压。

匈牙利的政治灾难比东欧一些国家来的早，1947年斯大林改变了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自称“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匈共领导拉科西·马加什，马上取缔国内其他政党，他独掌大权，推出所谓“拉科西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他被吹捧为“英明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人民的领袖”、“杰出的思想家”等等。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肉麻的程度，在为他歌功颂德中有两句肉麻的诗词：“风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拉科西全盘苏化：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宗派主义严重，残害干部与群众。在那个时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他伙同其帮凶格罗、雷瓦伊和法尔卡什（匈牙利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成匈牙利“四人帮”。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和政府工作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四人团伙”在清除了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内，又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不忠于他们和苏联的其他政党领导，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

拉科西和毛泽东一模一样，怕威胁到自己地位，都把自己的二把手接班人往死里整，一个炮制著名的“拉伊克案”（拉伊克为匈牙利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另一个制造“刘少奇案”。两人都美其名：为了提高全党的“警惕性”，防止修正主义复辟。拉科西和毛泽东一样，大肆制造群众性恐怖政治运动，当时全国窃听与告密盛风。用批斗、抄家、关押、强制劳改等一切手段对待他们认为不牢靠和不同政治见解的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在1953年6月之前，在这个共有95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50万人受到过起诉，上百万人被关进荒凉的“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

其中中国人最熟悉的是“匈牙利事件”。每个上年纪的中国人都清楚，在毛年代中国老百姓只要非议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讲不满霍查与齐奥塞斯柯库的言论，一定会当反革命论处。同样谁敢为“匈牙利事件与纳吉总理”讲句公道话，一定也会当反革命分子抓。

1956年10月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全面否定之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在匈牙利民族的爱国主义者将不受匈牙利人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拉下台。当时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流血冲突。苏联两次派兵镇压，史称“匈牙利事件”。当时西方大国正忙于应付苏伊士运河危机，所以并没有介入此事。在十天中冲突双方有2500人被打死，而匈牙利抵抗苏军入侵在战斗中死亡的人就更多了，有25000多人。

占领布达佩斯后大镇压开始，仅苏军直接抓捕的就有5000多人，其中包括860名学生。这些人被当成“战争罪犯”押往苏联劳改营做苦役，其中有450多人死在苏联。在苏联顾问建议下，匈牙利政府判了15000多人反革命叛乱罪，229人被公开处决，一些人遭秘密处决。其中1958年1月19日一个夜晚，布达佩斯就有2000多纳吉支持者被捕，并且在当天夜里，大部分人被集体秘密处决。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大约20万难民逃离家园到西方避难。苏联随后逮捕并以反革命叛国投敌、军事哗变的罪名判处纳吉和其他领导人绞刑。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一次审判时，留下了他最后的政治遗言。纳吉说：“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将来应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最后一句话纳吉说错了，是人民为他平反昭雪的。

布拉格之春

上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报刊媒体是封杀和严禁传播“布拉格之春”的真相，反而大张旗鼓宣传教育这是一场共产主义复辟的运动。事实真相是1968年1月，捷共中央召开全会，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上台后公开向苏联模式挑战，大胆进行改革，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4月，捷共中央通过了《行动纲领》，提出了改革的主张：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当捷共加紧筹备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便全面开展改革之时，苏联党政军领导接连访捷，对捷施加压力，反对捷共的改革，并在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捷共领导进行攻击。双方在多个场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8月，苏联集合华沙条约四国几十万军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20日深夜、正在开会的杜布切克接到国防部长楚尔的电话，“华沙条约五国的军队已经从各个方向越过了边界。他们马上就要占领我们的国家。”杜布切克们几乎惊呆，中断了会议。他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誉起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兄弟党竟然会采取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反对我们。这是捷克人民最大的悲剧。我一生都致力于苏捷友好，想不到竟遭到如此的对待！”此时，布拉格上空，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苏联飞机的鸣声。接着，侵略者的坦克一辆辆地从安东诺夫运输机巨大的肚子里爬了出来，驶向布拉格的每个角落。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将他送往布拉格机场的一架飞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和几位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随即被押解到莫斯科。

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像引燃了的火药库，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苏军侵略的群众运动。路标改变了方向，村镇改了名称，使苏军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全国上下“坚壁清野”，使苏军陷入困境，饥渴难忍，只好挖土豆，摘野果吃。查理大学19岁学生杨·帕拉施，为抗议苏军占领捷克，在瓦茨拉夫静坐抗议，为了让人民悟醒，最后自焚而死。在杨·帕拉施烈焰焚身的23年后，人民终于触摸到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这位大学生被奉为布拉格之春的烈士。

开始苏联并不准备和杜布切克等人谈判，准备另外组织新内阁。但苏方的计划得不到捷总统斯沃博达的承认，最后只好作出让步，释放杜布切克等人并允许他们参加最后阶段的会谈，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议定书》。在议定书中，捷克斯洛伐克领导被迫接受了苏联占领“不是干涉内政”，是“保卫社会主义”，待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常化”后，苏军即撤走的“说法”。8月27日，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和总统斯沃博达一起飞回布拉格，杜布切克仍被放在捷共第一书记的位置上，但1969年4月，苏联下令免除了他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伊始，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随即，捷共开始党内清洗。这次浩劫，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总人数的1／3。全国数以万计的人被开除公职，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全国有200余万人遭株连，约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苏联用六千辆坦克扼杀了这场改革，捷克从此进入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