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南京市塑料四厂的燃气管道发生剧烈爆炸，通过观看有限的现场画面，其惨烈程度就足以让任何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意识到伤亡之巨，也因此民间对南京当局事发后给出的死亡人数普遍提出了质疑。
既然伤亡已成事实，又何必遮遮掩掩于一个数字，何况这还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条条曾经鲜活的生命。无辜的生命死于莫名的灾难，这本该是让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悲剧，而对死者的尊重无疑也是我们作为同类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人性表现。但如果了解中共的官僚体制，我们就不难发现有关官员不怕在亡灵面前昧着自己的良心、也不怕冒着被舆论指责的风险来刻意隐瞒真实的死亡人数，其实是有着非常现实和必要的利益考量的：第一，死亡人数直接关系到事故的定性，事故的定性又直接关系到官员政绩的考评，而政绩考评的结果则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前途，所以对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尽量瞒报和少报，成了各地政府在应对各类人为事故时通常都会采用的一种避责手段，从以往多起矿难到这次南京大爆炸其行为逻辑都出自于此；第二，相比于具有不可抗性的天灾，如矿难和大爆炸之类的人祸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而之所以最终还会发生，政府监管的缺位甚至制度本身的作恶都难辞其咎，因此一个真实的、但有可能较大的死亡数字自然要比一个虚假的、但看上去较小的数字更具震撼作用，也因此为了避免或减少民众的关注，选择性的报出一个死亡数字就成为某些人的制度性选择了。
南京大爆炸使这一切露出了过于明显的马脚。在大爆炸当天，电视台的短暂直播被现场官员喝止，但也许是在情急之下，大声呵斥记者的官员忘了自己此刻正面对着直播的镜头，所以一句“哪个让你直播的”顿时把原本隐匿于幕后的官方指令公开于天下，也为我们揭示了当局左右舆论、混淆视听的种种伎俩。
经过网上追踪、搜索和“深喉”证实，训斥记者和切断直播信号的官员是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徐光辉，下令挡镜头的是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叶皓。经过进一步查证，这位叶部长原来“是我国政府新闻学的开拓者，他的政府新闻学使我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第一次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他的专著《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和他主编的《正确应对网络事件——政府新闻学网络案例》、《政府新闻学案例——政府应对媒体的新方法》等书，近年来在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内受到众多吹捧。
政府新闻学，如果单纯的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学，但在中国由于媒体是作为政府、确切地说是作为某一政党管制社会的工具，即所谓“党的喉舌”，因此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提出政府新闻学其实是个伪命题，它篡改了新闻只忠实于事实的本义，而突出强调了政府意志对新闻的引导。
在叶皓这本书里，随手翻阅就可见这样一些标题和内容：如在第二节中，作者道出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分别是“党管媒体，事关存亡”和“掌控媒体，天下同理”，否则就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接着，作者在如何引导媒体服从于政府需要时设计了多种手段，其中一条是通过新闻发布，把信息主动“喂”给记者，还有一条就是准备好新闻预案，把周密的解释留给记者。
从这些摘自叶皓专著中的内容就不难看出，叶皓之流的政府新闻学的核心功能是引导，即无视事实的真相，要求媒体按政府设定的方向进行新闻报道，甚至要求“舆论监督稿件给被监督当事人审阅”。而在叶皓之流的内心，目的就是使大多数的媒体不会给政府找任何麻烦，只会报道好人好事，只会为政府歌功颂德。果然，在由叶皓控制下的南京媒体，政府新闻学创造出了一派繁华盛世的和谐景象，且早在几年前就已有了显著成效。据前几年的相关资料显示，南京地区媒体宣传南京的正面报道大幅度上升，2006年中央和江苏省属主要媒体发布宣传南京的重要稿件1210篇，比2005年增长了42.5%，与此同时南京地区都市类媒体的负面报道比例从2004年的45%，下降到2006年的12%.。而这次大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南京当地媒体几乎无一例外的“噤声”，好像前一天的爆炸声和滚滚浓烟根本没有发生过，好像所有无辜死去的亡灵都不曾留下过生命的痕迹。
这就是徐光辉、叶皓这些人所炮制和所需要的政府新闻学，这就是今日中国媒体的生存环境。呵斥记者、掐断直播的固然只是个别官员，但政府新闻学既然能成为一门堂而皇之的学术，则表明当局在隐瞒事实、篡改真相上正在形成系统化和制度化，大大小小的戈培尔们正在左右着公众获取资讯的方式和内容。
南京大爆炸的浓烟已经消散，但死亡人数最终会在徐光辉、叶皓等人的操控下被笼罩上一层不该有的迷雾，而类似的迷雾在中共建国以来的六十余年间，时时都会浮现出来遮蔽历史的真相。历次政治运动究竟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六四”时的天安门广场到底让多少人倒于血泊，各地的矿难又吞噬了多少生命，迄今又有哪桩真相得到了公开。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用谎言麻痹公众和侵蚀社会，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制度的一部分，所谓的和谐也都靠着暴力和谎言在维持，我们每个人时刻都有可能被国家给出的谎言所击倒，因为国家的谎言总是和暴力相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