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了，坐在他宽旷的办公室里，张大中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改革开放之后，从最初的个体户，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有数十亿资产的成功企业家，他的名字常常在商业杂志上出现。他给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乐观随和的，脸上总挂着笑容。在赫赫有名的大中电器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张大中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店小二”。我和他见面源于查建英的介绍。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记录民间口述史的工作，建英告诉我：“你应该见见张大中，他家的故事你应该会感兴趣的。”

“你看看这个”，张大中递过来一份复印的判决书。抬头一段“最高指示”“坚决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里面记录着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系地主分子”，罪行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1964年至1968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到她在押期间还“疯狂地咒骂我党，气焰嚣张到极点……民愤极大。”结论是“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这份判决最后还注明“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不过落款的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零年一月二十七日”[1]。

“她是我的母亲”，张大中说。母亲生前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父亲1960年因肝病去世，家里有七个孩子，他排行老三。母亲成为现行反革命给他们全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直到1980年母亲平反后，才不再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他最初创业的钱就来自于母亲的一千元抚恤金。“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张大中觉得，在家里他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因为六十年代他留在北京和母亲接触最多。他并不知道其他兄弟和妹妹对这件事的态度，“弟弟妹妹当时年纪都小，他们不大懂。我哥是特别老实的人，对政治不敏感。”并且多年来，家里关于母亲的话题始终是一个沉重的禁忌，在各种家庭聚会中也有意回避。“对母亲的事儿，估计他们也不大了解什么。”张大中认为。

张大中又递给我一份“再审判决书”，这是1980年的。政治气氛好转后，在他的反复上访下，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王佩英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2]

“她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好，没有什么不正常啊！”张大中怎么想都觉得母亲不是精神病，他认为母亲其实是明辨是非、有正义感的英雄。“当时就听说她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是：批评毛泽东、让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说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是我党的杰出领导人……，文革的时候，国家被搞成那样，今天看来，她说的都没有错啊！”

但是张大中自己也想不通。在他眼中，母亲很平凡，就在铁道设计院当一个清洁工，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搞政治的，在家里她也从来不跟孩子谈政治。他记得在母亲被判刑之前，曾有一次对他说：“孩子，妈妈做的事情可能要连累你们，妈妈对不住你们啊！”说明她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很难理解，如果母亲确实是一个捍卫真理的烈士，她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拜托你帮我搞清楚，我母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张大中诚恳地说。


[1] （70）刑字第19号
[2] （80）中刑监字第29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