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俟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考诸中外，这一点几成铁律，无需多言。由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官僚集团看成一个在给定条件下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中国，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稍有改变。这样，垄断了全部治理资源的中国官僚集团不仅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条件，也作为中国改革中最为能动的因素，自始至终对中国的改革路径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统一直就是整个改革过程中唯一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强势集团，其态度和行动一直在暗中规制着中国的改革进程。
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的经济人理性中隐藏着三种主要的利害计算，或者说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它们分别是：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
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已经成功的建立并巩固了这样一种体制：权力即金钱、“位置”即金钱，财富已经成为权力等价物并允许自由流通。他们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可以同时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利益最大化。一句话，他们是这个体制任何经济增长理所当然的剩余索取者。这一点，在新世纪的开端被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不再有什么体制内和体制外，一切都在权力的控制之下，并成为这个体制的奴仆。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极大化表现得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公开的时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这也是这个集团受到监督与制约越来越少的时代。中国官僚体系，已然是一个被滥用的工具，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对此已经完全无能为力。
中国经济由改革而二分的“体制外”和“体制内”概念，显然已经不再适用。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已经浑然一体的，足以自我循环的体制，我们正在重新进入一个一元的体制。显然，它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现代市场经济。就官僚利益集团在这种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而言，或许它更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官僚经济。
官僚经济将市场的基础由“权利”偷换成“权力”，将市场的中心由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偷换成官僚垄断的权力，那么，这样的市场的实际上就变成了“竞权”的市场。这就是说，这种市场是按权力的大小，按离各种权力中心的远近来甄别“最优者”的。如此，在中国的市场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格局：离权力越近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因为权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资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权力像一个黑洞，将各种资源吸附在自己身边。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和新生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显著变化，他们都从光谱的两端向官僚靠拢，其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与许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体系开始在“寻钱”之后并没有丝毫放弃权力的意思。他们是要将权力和经济利益更加紧密的绑在一起。以便在更大规模上，以更稳定的形式寻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这样，金钱对政治权力的赎买实际上是失败了。相反，它鼓励政治权利在更大范围内寻求金钱和权力。这其实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因为这两者在中国几乎是可以互换的通货。人们曾经以为金钱对权力的赎买是一次性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相当幼稚。由于这些利益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权和钱只能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
从纵向上看，中国官僚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中国官僚机器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包括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土地升值)，都在这三根官僚机器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官僚机器，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官僚机器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主要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官僚机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这些公司集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石化、电信、电力、交通、烟草等等。这个抽取管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凭藉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管道。这些公司不是属于中央国资委，就是属于地方国资委的，不仅在财政上举足轻重，对国民经济也极具控制力量。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用来描述19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可谓是精准之至。
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的底层劳动这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百分之七十，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 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十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开始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按照这种人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三十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所谓的中国世纪，就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
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为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中国经济学家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无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也无组织工会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的社会权利(各种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所谓竞争力，而是惊奇于中国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中国并非有什么了不起的贸易武器，它只不过是别人更有能力将它的人民驱赶进一种野蛮的生活方式而已。对这个结论，只需要看一看中国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我们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藉这种野蛮的力量，中国才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们不寒而栗。然而，我们很快将会看到，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