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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三十年前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不仅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依然原地踏步，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启动，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有所倒退。本来不进就是倒退，何况还在原来基础上倒退！
政治改革的希望其实在胡赵时代还是有启动的，只不过是80年代短暂的时间，希望很快在89以后破灭了。
对于邓小平“8.18讲话”，中国当局并不热衷。各大媒体没有看到纪念活动，《财经》杂志和个别小网站予以讨论、报道、回顾、座谈，海外媒体还是做了大量报道。
我个人始终以为，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还是要靠党内外的民主力量。邓小平的讲话当然要拿来说事，最少还能说。赵紫阳的民主思想也要拿来说事，只不过中国当局禁止而已。
邓小平的讲话显然是有局限性，设身处地回到三十年前，他的讲话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当今的中国当局依然能够重新按照邓小平讲话行事，我看也算是进步了。
●关于邓小平“8.18讲话”的讨论
▲《财经》杂志“财经速览”2010年第17期：杜导正 陈小鲁 王长江：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
邓小平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一起，主动承担起了那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今天的一代人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本站专题：纪念邓小平818讲话30周年）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980年8月18日，74岁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陈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
邓直言：“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整整3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变，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篇被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的讲话，更具现实意义。学者们认为，如果说邓小平生前就看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则成为他的未竟事业。
更让有识之士感到忧虑的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全面的社会转型压力越来越大。
当年，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有清醒认识，他坦承：“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
但作为有历史责任感的一代政治家，他坚信：“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无可置疑，邓小平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一起，主动承担起了那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3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政界、商界和学界三位人士，畅议政治体制改革前景。他们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社会局局长、现任国际标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鲁，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
三位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都认为，30年过去了，今天的一代人必须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历史责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未竟事业。(记者：马国川)
改革事业未竟
一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
《财经》：应该如何评价邓小平当年有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杜导正：许多观点都很深刻。比如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揭示了建国后毛泽东犯错误的一个根本原因。
1957年后毛泽东追求其“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制约领导人的很好的政治体制。
一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我们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所以，邓小平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非常有见识的。
陈小鲁：邓小平的讲话，代表了粉碎“四人帮”后领导干部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反思。这个讲话是经过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说明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多数人能够接受的。经过十年浩劫，痛定思痛，大家认识到原有体制弊端，必须改革。
1976年“四五运动”后，社会思想活跃，改革成为共识，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出现了”会内会外结合”的说法。
王长江：邓小平是有魄力、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他有大思路，基本问题都指出来了，方向也有了。他的讲话确实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当然，他没有设计一个具体方案，纲领性的东西需要在探索中落实。
《财经》：邓小平生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和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他在1986年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看来，这些见解极具前瞻性。
杜导正：1985年、1986年邓小平多次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愿望。那几年政治体制改革形势也很好，1987年我从光明日报总编辑调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就积极推动《新闻法》的起草。但 《新闻法》无疾而终。
就像任仲夷曾概括的，小平同志在他一生最辉煌的1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
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邓小平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邓小平留下的最大未竟事业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陈小鲁：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出现了矛盾，主要是党政关系理不顺。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党政分开，划分事权，主要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
邓是有现代思维的，他看到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不可能都由党来管。正是在邓小平多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背景下，1986年10月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下称政改办），陆续抽调了20余名中青年学者参加政改办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积极开展研究讨论，思想比较活跃。政改办成立半年，就召开了30多次座谈会，把各方面力量综合起来，出了一个成品，就是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章，它的指导思想就是邓1980年的讲话。中共十三大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1989年风波以后，研究室撤消，那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画上了句号。
王长江：邓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家，他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看得比较清楚，对未来看得比较清楚。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基本上都是他说过的。
他划定的一些边界，实际上留有空间。比如，他说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模式可以不照搬，但道理要不要？规律性的东西要不要？其实空间留得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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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又遇到坎
搞市场经济就等于走上一条不归路。不要民主，民主也会敲门
《财经》：30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展不大，原因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跛足”改革的现象？
杜导正：一些人看来，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的风险大，担心引起混乱。另一个原因是现实利益问题。一边是票子，一边是过度集中的权力，一结合就产生了权钱交易，出现了权贵政治。权贵政治也成为改革的巨大现实阻力。
陈小鲁：党和国家的这套领导制度庞大而严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现在主要是现实利益问题，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
共产党最初靠枪杆子打天下，改革开放以来是靠绩效，发展市场经济，蛋糕做大，多数人生活改善。当然，这种成功也是有代价的，两极分化，分配不均，腐败蔓延，污染严重。
王长江：过去30年，我们主要依靠政绩，凭经济发展速度发展。但是，经济不可能始终高速增长；而财富总量不断增加，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和维护利益的意识被唤醒了。执政党就要从“我来帮你们做”转变为“你们看怎么做”。这就是民主。
搞市场经济就等于走上一条不归路。不要民主，民主也会敲门。但问题是，中国是后发国家，前面有那么多民主的案例可供借鉴，就应该有所设计，至少划定一个框架，让大家进行探索。
《财经》：是否可以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民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对执政党来说就是从绩效合法性转换为民主合法性？
杜导正：现在中国又遇到了一个坎。目前的问题可总结为四个方面：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焦点是权力过分集中，腐败蔓延不止。
如果这个坎过去了，国家将进入一个更加繁荣、民主的时期；若过不去，矛盾就会爆发，会很危险。
中国稳步推进政治改革不会乱。因为绝大多数人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政策，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败。有这个基础就好办。在民族独立上，毛泽东立了大功；邓小平改革开放解决了13亿人温饱问题；现在谁解决了民权问题，谁就能在中国历史上再立一大功。
陈小鲁：中国既有封建传统，也有革命战争传统，再加上前苏联传统，形成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进了市场经济是我们的创新和优点，但也使原有体制的痼疾得以强化。
从根本上讲，所谓政治体制，其功能就是管理整合社会，而不是使社会分裂、冲突。当然，不同的社会管理整合模式也有优劣之分。以什么区分？主要是老百姓的幸福感、满足感，这与经济发展和分配结果有关。
按现在的体制管理这样一个大国，至少表明有能力控制局面。在现行体制下，经济还能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政治适度改善。尽管百姓意见纷纭，但多数还是可以容忍的。这和东欧崩溃之前是不同的，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好的社会基础。
王长江：社会上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感觉，如果不继续改革，老百姓的认同会下降。
老百姓首先要选择自己放心的人来掌握公共利益的分配，这是民主的第一个逻辑起点，即授权民主。民主大大滞后于实际的要求，根本是在授权的环节。现在有一种以民生取代民主的倾向。实际上，只要不解决民主问题，就没法公平。即使做得好、做得公平，毕竟还是替民做主。
在社会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回答如何取信于民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越来越超越经济方面的要求。比如，在工人停工、市民散步等社会事件出现后，是在制度上推进解决之道，还是采取保守或倒退的方式处理？
我们不奢望搞出一个宏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但至少让人觉得你走的方向是对的，大家能够看到希望。考虑中国人口众多等国情，我们把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作为“有序民主”的具体思路。
这个思路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党内民主本身迟迟不能涉及到要害和关键，该民主的地方绕过去，不该民主的地方滥用民主，我看花拳绣腿的东西多了些。
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在某些时候反倒给我们一个借口，似乎可以先让社会民主停一停。结果对社会民主的限制很明显，党内民主却进展不大。这样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就停摆了！
政改现实路径
通过进一步放开舆论，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
《财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或者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路径是什么？
杜导正：第一步先要放开舆论，先在党内，后是国家，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氛围。通过进一步放开舆论，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
有两个方案：一是搞“试验田”。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或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二是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也是总结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逐步取得了成就。这是人类共同的文明。
陈小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大题目，需要时间、耐心和脚踏实地地努力。目前我们能做，而且必须做的是思想启蒙。俄罗斯从托尔斯泰时期开始启蒙，所以前苏联解体时没有流血，后来转型比较平稳。欧洲启蒙时间更长，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深植于民众中。
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我寄希望于国民。中国国民中希望有“好皇帝”、有“清官”的思想还很浓厚，忍耐能力特别强，但是别忘了一句古话“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思想启蒙很重要，学校应该多讲民主、讲自由、讲博爱、讲天赋人权、讲人道主义，讲权利、讲义务、讲道德、讲操守，讲法律。这样我们的国民有自由的思想、有独立的意志、有自律的精神，就能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能够在理性基础上互相妥协，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少付出些代价。
王长江：我们越有意无意地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其含义就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过于意识形态化，使政治体制改革往往一被提及就会引起争论、遭遇阻力。关键是执政党要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推进政治体制变革，抓住核心东西。
例如，政党本质上应该控制政权，但这是有边界的，不可以打乱公权力运行的内在逻辑。我们在这方面之所以不顺，就是把民众对公权力的授权和选择权变成了政党对公权力的授权和选择权。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用法律规定党的书记、人大主任、政府首长不能兼任，也免不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邓小平抓住了党政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把它看做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很深刻的。
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去落实就行了，现在很多时候恰恰是回避这些核心问题。但直到现在还常常有人把照搬苏联模式时留下来的一些习惯性做法当做不可更改的原则。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都在推进，领导这个事业的执政党不要改革？当然，这是改革攻坚战中最难的领域。
《财经》：有一个说法，现在是改革和“革命”赛跑。如果改革延误，不满情绪会否表现为激烈的冲突？
杜导正：改革越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1980年邓的讲话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破题之举，30年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强烈的时代呼声，成为这一代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政治家的思考是先讲是非，后讲利害；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既是决策的出发点，也是决策的归宿。改革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小平“未竟的事业”。
陈小鲁：现在工人、农民维权事件越来越多。虽然群体性事件不是全国性的，但要居安思危，要有改革压力。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当权者不改，会形成民变。这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从现在来看，中国十年之间不会出现问题，社会相对稳定，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和整合是有效的。但是不可能永远这么下去。一方面，现行体制固有的顽疾在强化；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人们可以接触各种思想理论，思想碰撞必然引起思想震动。群众的容忍度在下降，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
王长江：不少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对政治体制改革表示忧虑。需要指出，改革和不改革，改革的力度是快是慢，并不取决于执政者自己的判断，而取决于民众的认可度。
如果民众认可度比较平稳，说明改革力度还可以；如果民众认可度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改革力度不够；如果改革步伐不足以使群众的不满得到遏制，如果不满情绪的增长快于改革的速度，那早晚要出事。只能是冲出体制外寻找路径。
现在，即使是改革中的得利者，也对现状牢骚满腹。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现在还不抓紧机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弄不好会失去机遇，成为历史罪人。我们要有紧迫感，要负起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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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思想启蒙 纪念邓小平8.18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系列谈之一——专访陈小鲁
（陈小鲁的采访版本与上篇不同。本篇没有杜导正的采访，但陈小鲁的采访比较完整）——编者注）
“当时把各方面力量都综合起来了”
《财经》：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今年正值这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文件发表三十周年。您是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局局长，八十年代末您曾经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请您谈谈对邓小平这篇讲话看法。
陈小鲁：邓的讲话，代表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领导干部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反思。因为这个讲话是经过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说明这种思想在当时中央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为什么呢?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些领导人首当其冲。痛定思痛，大家认识到原有的体制弊端必须改革。在此之前，民间已经开始对体制进行反思。1976年“四五运动”以后，社会思想非常活跃，改革几乎成为共识，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出现了“会内会外结合”的说法。当时有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希望走得更远。于是邓小平提出了“四个坚持”，要求团结一心搞四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财经》：为什么邓小平在1986年6月和9月的几次讲话里都提出，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并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陈小鲁：经济工作应该是政府的工作，党委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方面就会打架，就形成了多头领导，那时书记、省长闹矛盾时有发生。改革开放的前些年，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比较顺利，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党政关系不理顺，党政老是打架。在邓看来，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形成阻碍，需要调整生产关系。邓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党政分开，划分事权，主要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邓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闯关”，有点“抓改革促生产”的味道。当然，邓是有现代思维的，他看到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这么复杂，不可能都由党来管，要把党管不了的、管不好的交给行政部门，交给社会，甚至交给民众、民间团体、民族自治。
《财经》：正是在邓小平多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背景下，1986年10月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政改办)。
陈小鲁：当时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政改办，做具体研究工作，向中央研讨小组报告。从中央机关等处抽调了二十余名中青年学者参加政改办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积极开展研究讨论，邀请专家、学者、民主党派成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当时思想比较活跃，有一些文章很尖锐。我们还到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访问，参考它们的改革经验。除政改办外，有关党政机构还成立了7个专题研究组，分别就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等七个专题进行独立研究。同时还在中央党校建立了7个同样专题的研究组。这些研究小组经常交流，其研究成果由政改办汇总，向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报告。八十年代中期，不仅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界也在讨论和思考，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成立半年，政改办就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邀集了体制内外大量专家教授、志士仁人广泛参与。当时把各方面力量都综合起来了。最后出了一个成品，就是1987年10月份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章。它和邓1980年的讲话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财经》：十三大以后，还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陈小鲁：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是在政改办的基础上成立的，下设几个部门，我担任社会局局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调研，宣传十三大报告，仅此而已。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研究室撤消了。虽然“六四”风波后，邓小平也曾强调“十三大报告一字不改!”但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不提了。
“以前是意识形态争论，现在是现实利益之争”
《财经》：在当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阻力是什么?
陈小鲁：我们党和国家的这套领导制度，非常庞大非常严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八十年代利益冲突还不明显，当年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就是说对改革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争论集中在需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
《财经》：1989年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形势，但是邓小平强调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动”。但是在一些人士看来，十三大报告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
陈小鲁：其实，十三大报告本身并没有非常具体的东西，都是些大的原则。当然，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有些动作，比如撤销中央部委的党组、村民自治选举等。还有十三大强调的对话，现在演变为各种听证会。一些具体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例如，是厂长负责制还是党委负责制?也解决了。过去是党政分开，现在厂长全是党委书记，党政合一了。
《财经》：但是，办公室邓的讲话还是十三大报告，强调的都是“党政分开”。可是后来呢，省(市)委书记都兼任了人大主任，更趋合一了。
陈小鲁：当年我们比较赞同书记兼省(市)长，因为行政必须是一个人说了算。关键问题不再这里，关键在于怎么产生、怎么监督、怎么问责行政官员?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财经》：这不是一个领导体制的问题，而是比领导体制更高的政治制度问题。
陈小鲁：如何让国民能够通过选举领导人来参与国家的重大事情决策，通过选举民意代表来监督领导人。像三权分立、两党制、结社自由、新闻监督、普选制等，都属于政治制度范畴。
1989年以后，尤其是1992年为市场经济正名之后，大家忙于发财，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消沉下去了。新世纪以来，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新理念，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明显，但也带来社会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环境污染，贪腐盛行，群体事件增加等社会问题，思想界又活跃起来了。
《财经》：这种活跃也有现实社会背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了。
陈小鲁：以前是意识形态争论，现在是现实利益问题。中国发展速度世界最快，经济总量快超过日本了。中国共产党权力从哪里来?最初是枪杆子选出来的。但是建国后那么多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历史浩劫，让执政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所以搞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年，GDP上来了，相当大多数的群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依我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到现在，能够渡过”六四”风波，表面上靠军队、政权，实质上靠经济绩效，靠对社会的领导和整合能力。就是因为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并取得了成功，蛋糕做大了，多数国民确实富裕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打破了 “只有民主社会才能发展市场经济”的西方定律，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富裕。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到目前为止还比较成功。当然，这种成功也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两极分化，分配不均，腐败蔓延，污染严重。所以，现在有人批评现在是“权贵资本主义”。
“十年之间不会出现问题”
《财经》：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经过近2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越来越大。您如何评价现在的政治体制?
陈小鲁：中国既有封建传统，也有革命战争的传统(就是军事传统)，再加上苏联传统，这三个传统形成了现在的政治体制的格局。我认为这种体制既有缺点也有优势，而且我们也有发明创造，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国家支持市场经济，在国家综合实力，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也使原有体制不断延续，得以强化。
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政治体制的功能就是管理和整合社会，而不是使社会分裂、冲突。像索马里那样海盗横行肆无忌惮，属于失败的国家。当然，不同的管理整合社会模式，也有优劣之分。以什么区分呢?主要是国民的幸福感、满足感，这与经济发展由一定的关联。我的基本判断是，现在的体制，管理和整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到目前为止还有能力控制局面，不是失败国家。在现行体制之下，国民生活水平还能改善，经济还能得到发展，政治还能做适度改善。从总体来讲，党内主流的判断是，整个形势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一看法与社会体验有差距，而且差距在扩大。老百姓意见纷纭，但多数还是可以容忍的。这个局面和东欧崩溃之前是不一样的。
《财经》：我们注意到，现在工人维权、农民维权，群情性事件越来越多。
陈小鲁：现在的群体事件不是全国性的，甚至不是一个省，最多是一个县一个市，而且政治性不明显。当然要居安思危，要考虑出现全国性事件怎么办?改革往往要有压力。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文革后党内外的思变要求，形成共识。后来邓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感受到经济体制改革阻力非常大，但是党内主流思想对此并未形成共识，而部分社会力量，如大学生提出的政治改革要求，突破了党内主流思想的政治底线，包括邓本人的底线，就形成了严重的社会冲突，十三大的政改蓝图就束之高阁了。根据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执政党主导下的改革，这取决于执政党主流思想的判断。执政党的判断与社会主流的体验比较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就比较顺利，否则就会出现颠覆性的变革。如前苏联那样，改革由上面发起，却被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所抛弃。
从历史经验看，社会发展轨迹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渐进的，就像经济改革，每天看似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几年以后成果出来了;一种是激进的，就是像前苏联和东欧，很短时间就出现不能掌控地颠覆性结果。我个人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走渐进的道路，即使到了矛盾尖锐的时候，希望执政党内主流思想会变化，会顺应社会的要求，提出解决方案，继续主导改革，以避免颠覆性的结果。
《财经》：90年代初期，邓小平和弟弟邓肯说，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些学者担心，现在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陈小鲁：如果执政党主流思想固步自封，不考虑社会的政治要求，就可能造成民变。从现在来看，我国十年之间不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很简单，国家有钱，社会相对稳定，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和整合是有效的，表面上还不错。当然，我不是说，可以永远这么下去。一方面是现行体制本身固有的顽疾在强化，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人们可以接触世界各类思想理论，不同的思想互相碰撞，必然引起人们的思想震动。对于现行体制群众的容忍度在下降，必然带来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即使选择镇压，镇压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因为它要占用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
“最重要的是思想启蒙”
《财经》：看来，您也是同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陈小鲁：当然同意，我一贯主张渐进式改革，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当前社会思想活跃，议论丛生，是好事。我主张促进执政党主流思想与社会各阶层政治要求之间的交流、理解和接近，以达成共识，走执政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避免社会动荡和颠覆性的结果，比如要允许党内外有不同的声音，不论是左还是右，维权组织和NGO组织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要建立对话机制，等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大题目，需要时间、耐心和脚踏实地地努力。就目前来说，我们能做，而必须做的是思想启蒙。中国缺乏思想启蒙，俄罗斯从托尔斯泰时期就开始启蒙了，所以苏联解体没有流血，后来转型比较平稳。整个欧洲启蒙时间更长，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深植于民众中的。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我寄希望于国民，国际歌不是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吗?我们国民中希望有”好皇帝” 有”清官”的思想还很浓厚，忍耐能力特别强，但是别忘了一句古话”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思想启蒙的目的是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不是顺民，也不是暴民，是有理想，有担当，有爱心的公民，是能够自立参政，自主维权，自律守法的公民。公民意识的培养要从孩子着手。现在学校教育过于实用主义，高考挂帅，一切向钱看，一切向权看。小孩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如果从小就是官迷或者钱奴，怎么得了?!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呀!未来中国领导人就是从他们中间诞生呀!。所以我认为应该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启蒙，学校应该多讲民主、讲自由、讲博爱、讲天赋人权、讲人道主义，讲权利、讲义务、讲道德、讲操守，讲法律。这样我们的国民有自由的思想，有独立的意志，有自律的精神，就能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能够在理性基础上互相妥协，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少付出些代价。一句话不改变国民的思想，就难以顺利地构建起良好的政治体制，国家也难于长治久安。中国要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不说超越西方文明，至少是一个能够和它们相媲美的东方民主社会。
《财经》：所谓“东方式的民主社会”，这个命题靠得住吗?
陈小鲁：各国都不一样，起码是中国式的民主社会吧。要有真正的选举机制、真正的监督机制、真正的问责机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具体用什么形式来实现呢?可以探索。孙中山设计五院制，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五权分立，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理念，现代政府需要监督。
《财经》：您还是承认一些基本价值是有共同性的。
陈小鲁：普世价值当然有的，联合国宪章提到“全体人类之人权和基本自由之尊重”，“全体人类之人权和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尊守”，一百多个国家接受这个宪章，中国也是其中之一，这难道不是普世价值?难道中国政府签字不算数?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别的国家宪法的规定多有相同之处，这也是普世价值的证明。国民参政，主权在民，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恐怕现在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因为这是人类的共同要求。如果没有普世原则，我们跟外国人没法坐在一起。中国应该是坚持和落实这些普世价值的典范，因为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这是中国的义务和使命。而且只有遵照普世价值行事，才能得到全世界的赞扬和尊重，汶川地震就是一例。因此宣传普世价值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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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与治理网站8月19日发表木然文章：超越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
今天是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三十年纪念日。邓小平在这一讲话中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合，强调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最具有号召力改革的人，一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没有名义权力而鲜明主张市场经济的人，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止步不前，这方面不能不让人深思。
从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来看，他存在着三个方面不足。第一，对毛泽东反思不彻底。他一直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但对毛泽东的错误还是采取三七开，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七在哪里三在哪里并没有进行实证性的分析，这一点还不如毛泽东本人说得实在。毛说他这一生中只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跑了蒋介石，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按毛泽东的说法他最多也就是五五开，而不是三七开，同时受毛泽东思路的启发，他给自己定了四六开。
讲毛泽东不能不讲毛泽东思想，即使是区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从今天来看，毛泽东思想也有很多错误的成分，毛泽东思想的思维方式仍然是阶级斗争思维、革命思维，而不是建设思维，毛泽东的建设水准并不高。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其思维方式和毛泽东思想并没有什么同。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一点并没有太多的说理性，世界上哪个国家不实事求是，美国不实事求是还是日本不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能发展起来吗？不实事求是为什么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有很大的不同？说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不过是权力想垄断真理的一种方式而已。说毛泽东的思想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只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仍然是一个貌似合理似是而非的结论。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毛泽东的思想，里面的精髓绝对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专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现代版本。对此，阿伦特早就有所察觉，她说：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尽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不是主要内容，主要内容是要对所谓的“反对派”进行“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塑造和改造人的思想”，全国人民或多或少地服从。很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一朵花，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一鸣惊人，鲁迅如果活着的问题得到变成了或者让鲁迅识大体不说话或者住在监狱里的让在场所有人毛骨悚然的回答。
正是因为对毛泽东反思的不彻底，再加上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告诫人们对历史易粗不易细，再加上团结一致向前看，使得人们对毛泽东的错误认识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并把毛泽东的错误不恰当地加在所谓的林彪、“四人帮”身上，从而为毛泽东开脱责任和罪责。对毛泽东反思的不彻底，造成了对邓小平反思的不彻底，因为二者起源于同一种逻辑思维，意识形态上称之为一脉相承，在政治斗争中，我们看到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延续。正是因为告别毛泽东的强人政治，才有了邓小平的后强人政治，表面上虽然有所不同，其实质是共同的。
第二，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反思不彻底。邓小平本来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照抄照搬过来的，但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评价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不是极权主义政治体制。比如说苏联斯大林破坏法治，没有民主，搞接班人制，文化上专制主义等。在斯大林时期，凡是反对或怀疑斯大林的理论、政策和主张的人，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而遭到镇压，其中包括大批高级干部和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以下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1927年开除托洛茨基派，1929年清除布哈林派，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1934—1938年大清洗。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研究为过去的受迫害者恢复名誉时透露：1930年—1953年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就有3378234人，其中被处决的就有786098人。1991年6月14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留奇科夫在会见社会团体的代表时说，现已查明，在1920—1953年期间，苏联约有42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有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受到镇压的。就是被称为苏联共产党胜利大会的十七大，在大清洗中，参加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代表被捕;139名中央委员和修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和处决;11名政治局委员中，奥尔忠尼启则因抗议斯大林滥捕滥杀而被迫自杀，科西奥尔和楚巴尔被处决;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和埃赫等被杀害。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变成了斯大林一人的”主民”。
与此同时，一亿二千万农民被卷入到“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 6600万。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
在这方面，对此的反思早不如赫鲁晓夫，现不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报告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斯大林，也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即使如此阿伦特仍然毫不客气地指出：“赫鲁晓夫的令人震惊的坦率承认其实也是掩盖过于揭露”，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个人的批判自觉地掩盖了极权主义恐怖的最主要方面，即消灭所有的反对派。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俄罗斯著名《消息报》采访时，就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表示说：“如果谈到应如何评价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从新的俄罗斯诞生以来，这个评价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而在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强调为斯大林平反。在梅德韦杰夫时期，我们更愿意重述普京的“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独裁者。”
第三，对制度缺少深刻实质性的反思。邓小平虽然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制度对毛泽东缺少应有的约束，但是却没有认识到是专制主义制度造就了毛泽东。他重复了毛泽东的话，说斯大林破坏法治这件事，在英、美、法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推理，应该是在苏联实行英、美、法这样的民主制度，比如分权制衡、政党竞争、司法独立、自由选举制度、新闻自由制度等，这样至少在斯大林以后的人身上就不会再出现破坏法治的现象。同理，为了避免在中国再次发生毛泽东破坏法治的现象，也要采取英、美、法这样的民主制度。因为苏联和中国的制度都是根生，都来源于专制制度，反专制就要采取民主制度。但邓小平认为苏联和中国共同发生的事是集权，专制主义只是一个影响，并不占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集权制度，只要改变集权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就可以解决。
所以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提下，拒绝学习西方的具有普遍主义的民主制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搞了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有民主色彩的社会主义政治。他提出的三个关键措施是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提高效率，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党政即使分开，党的权力如果不受限制也会腐败和滥用，党的权力如果占领道德制高点，党的权力腐败和滥用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没有权力制约，下放的权力更容易裸奔。效率的提高只会带来GDP主义，人民的权利在GDP面前只是受到侵害。不受制约的党权和政权只会造成两极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只会造成腐败而不是社会公平，只会造成社会溃败、社会危机而不是社会稳定、社会和谐。
正是因为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不受制约的权力已经进入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层面，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多领域。在政治上形成了“党主”的政治体制，在经济上形成了“党主”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在文化上形成了“党主”大一统体制，在社会上形成了“党主”的和谐体制。“党主”在不断地“主民”，“党主”的过程变成了“主民”的过程。
今天我们学习邓小平讲话，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不是为了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而应该分析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不足，重新确定以宪政民主的政治方向。应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党政分开，而是权力制约。只有权力受到约束，人们才能有自由。GDP是次要的，经济大国是次要的，多一点儿自尊，多一点儿幸福才是最主要的。没有宪政民主的体制，自尊、幸福即使有也会随时被剥夺。
●海外媒体对纪念邓小平”8.18讲话”的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8月19日报道：纪念邓小平8.18讲话三十周年 政商学界呼吁重启政改
在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30周年之际，中国大陆的《财经》周刊以《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为题，采访了政、商、学界的三位代表人物：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社会局局长、现任国际标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鲁，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纵论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采访中，三人不约而同地高度评价邓小平这篇讲话高瞻远瞩的历史意义。杜导正提出，现在中国又遇到了一个坎。目前的问题可总结为四个方面：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焦点是权力过分集中，腐败蔓延不止。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当是进一步放开舆论，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氛围。
王小鲁回忆了1986年成立、六四后撤销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他提出，在现行体制下，经济还能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政治适度改善。这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良好的社会基础。从现在来看，中国十年之间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不可能永远这么下去。一方面，现行体制固有的顽疾在强化；另一方面，群众的容忍度在下降，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
王长江则提出：搞市场经济就等于走上一条不归路。不要民主，民主也会敲门。但问题是，中国是后发国家，前面有那么多民主的案例可供借鉴，就应该有所设计，至少划定一个框架，让大家进行探索。他还批评说，党内民主本身迟迟不能涉及到要害和关键，该民主的地方绕过去，不该民主的地方滥用民主，花拳绣腿的东西多了些。
《财经》周刊的采访也引起了大陆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家学术性网站进行了转载，有网站还特意制作了纪念8。18讲话三十周年的专题。但主要门户网站均对此保持沉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领导制度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这个任务在他们那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而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后期，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几乎已经完全停滞。
▲英国广播公司（BBC）8月19日报道：邓小平讲话30周年 中国学者呼吁推进政改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这篇讲话发表30周年之际，三位学者接受中国《财经》杂志采访时呼吁“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
这三位来自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人士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社会局局长、现任国际标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
他们说，“30年过去了，今天的一代人必须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历史责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未竟事业。”
在谈到政改现实路径时，他们三人都表示，中共需要通过进一步放开舆论，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
目前中国当局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在这种背景下，三位学者的呼吁颇为引人关注。
开放舆论
杜导正表示，“第一步先要放开舆论，先在党内，后是国家，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氛围。通过进一步放开舆论，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
陈小鲁表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大题目，需要时间、耐心和脚踏实地地努力。目前我们能做，而且必须做的是思想启蒙”。
他强调，“思想启蒙很重要，学校应该多讲民主、讲自由、讲博爱、讲天赋人权、讲人道主义，讲权利、讲义务、讲道德、讲操守，讲法律。这样我们的国民有自由的思想、有独立的意志、有自律的精神，就能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能够在理性基础上互相妥协，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少付出些代价”。
王长江表示，“我们越有意无意地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其含义就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过于意识形态化，使政治体制改革往往一被提及就会引起争论、遭遇阻力。关键是执政党要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推进政治体制变革，抓住核心东西”。
改革与革命
杜导正表示：改革越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1980年邓的讲话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破题之举，30年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强烈的时代呼声，成为这一代政治家的历史责任。
他指出，改革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小平“未竟的事业”。
在谈到政改紧迫性问题时，陈小鲁指出，现在工人、农民维权事件越来越多。虽然群体性事件不是全国性的，但要居安思危，要有改革压力。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当权者不改，会形成民变。这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王长江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也表示，“不少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对政治体制改革表示忧虑。需要指出，改革和不改革，改革的力度是快是慢，并不取决于执政者自己的判断，而取决于民众的认可度”。
他强调说，“现在，即使是改革中的得利者，也对现状牢骚满腹。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现在还不抓紧机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弄不好会失去机遇，成为历史罪人。我们要有紧迫感，要负起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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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对邓小平“8.18讲话”和政治改革的议论
■以下是网友对木然文章《超越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部分跟贴
▲改革开放，不得不为之，不改即亡，地方大员早就悄悄地干了，邓之进步在于顺势而为已，不如后来胡赵之苦心引领潮流。92推进市场倒可见魄力和权力斗争的狠劲。邓有政改？或如有回复称睿智地留予后者慢慢解决极端复杂的“大手术”？没有！就是有大路不走，偏就要摸来摸去地摸石头忽悠，绝不肯有小蒋的勇气自宫，远输于胡赵。
▲邓的理论有很大的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性，这种“局限”也许是邓的无奈，他也是战战兢兢的试着步走，终于错失历史时机。
▲美化神化一个人造就一个皇帝，美化神化一个组织造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皇帝。新旧“凡是”要不得，新旧美化神化也还不脱“人性本善”的中式思维。倒是“人性本恶”思维下设计的宪政民主更加的文明和人性化。改变思维，中国人不能禁锢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了，否则又如何拒绝诸如荼毒幼童的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不齿行经呢？！
▲伟光正一方面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方面却以“大救星”“中国人民的儿子”“几个代表”“永保先进”等办法把自己个人或组织塑造成了事实上的“救世主”，然后包揽公权和人应该有的私权。腐败的蔓延和肆无忌惮，人治的灾难一次次证明这是一种霸王条款。看来还是宗教虚构的救世主更加公正无私。
▲我一直主张我们党按照党内不同路线和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一次公开的、有序的、合法的“和平裂变”，从而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多党竞争制。但始终不知道如何启动。
希望大家多想想这个建议的现实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虽然启动者也许在一段时间内将担戴分裂主义分子的历史骂名，但这要比“一叶兰舟”君所说的叛徒好得多。
而且，历史最后必将认定，他才是不但超越邓小平而且超越胡耀邦赵紫阳的我们的英雄和伟人。
▲经过二三十年的鼓吹，毛刚死时，已经在中国变成了神，90%以人的民众拥戴，邓也只能如此。邓老在他那年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今天的人仍抱住他的一些观点、做法死死不放，那是现在人的事了。
▲不是我悲观，已经没有希望了，上层的政治结构已经锁定了，像是蒋经国这样的人物在党内是不可能出现了，威权人物必须有很高的威望，貌似这种人从毛去世后，只剩下邓了，但是以邓的威望与能力都尚不能继续推动改革走上正路，党内不可能有人有这种能力了。现在的都是些技术官僚。最终地结果就是社会解构，这种社会解构或者是动荡，或者是犹如苏联剧变一样，既得利益群体已经不满足于这样偷偷摸摸的压榨，并且对于自己的财产合法性的担忧，会促使他们采取形式上的民主主义，这也就是，假定人人都是有自由的，人人都可以成功，但这个人却决不会是你，只能是他们集团内部的人(貌似现在已经出现这种端倪了)，利益格局的锁定，很大形式上决定了社会结构。
▲中国未来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走宪政民主的路，走政党竞选、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人性解放的路，一条光明的路，一条通向最大可能自由幸福康庄的路！呼吁一切为了这个目标的人们，锲而不舍，刻苦坚毅，有想法的出想法、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尽一切可能影响和感染体制内体制之外的人们，唤醒人们，启发人们，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积土成山，让每个人的力量促成时代的积极变化，促成追求自由幸福的滚滚洪流，促成势不可挡的历史大趋势！
向独立思考、坚持理想、追求光明的人们致敬！
▲李登辉的出现是台湾人民的幸福，他继续蒋经国的民主化道路，在国民党内纵横捭阖，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继续执政的梦想，最终将政权交给了反对党，使台湾完成了第一次政党轮替，实现了民主化，虽然这个民主化是初步的。经过了第二次政党轮替，使台湾的民主化走向正轨。所以李登辉虽是国民党的叛徒，但却是台湾人民的功臣。目前中国党内有没有李登辉式的叛徒，是决定中国民主化道路能否平稳过度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利益超越一切党派的利益，我叛了党，但我忠于国家，从民族的大义出发，是国家走向民主化，这个人就是彪炳千秋的民族功臣！希望中共党内的正义力量深思！
▲查看《邓小平文选》，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出台前后邓小平同志的态度一直是摇摆不定的，最后扼杀政治体制改革的就是他。中国要走宪政改革之路，不仅要超越老邓的思想，而且要否定老邓的思维模式。
▲木先生此文观点鲜明、入木三分！比《杜导正 陈小鲁 王长江：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更深更透也更过瘾！
我也早以为，真正的政治改革必须超越邓小平。邓小平当年十分反感“两个凡是”，但是邓身后，“两个凡是”的阴影仍时时刻刻笼罩中国大地——凡是邓小平允许的，我们才可以做；凡是邓小平反对过的，我们”绝不”能做。
幸亏如今已是互联网时代，打破这样的思想垄断，要比当年方便得多。我坚信。
▲今天我们学习邓小平讲话，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不是为了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而应该分析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不足，重新确定以宪政民主的政治方向。应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党政分开，而是权力制约。只有权力受到约束，人们才能有自由。GDP是次要的，经济大国是次要的，多一点儿自尊，多一点儿幸福才是最主要的。没有宪政民主的体制，自尊、幸福即使有也会随时被剥夺。
木然先生有水平，好文章！！！
木然先生加油，为民主自由宪政的中国奋斗！！！
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功，64有罪！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还没有冲破党权的局限，还不是真正的民主的政治体制改，最多是党权到民主的过度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掌权的当局，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好文章!邓基本是实用主义。对他从无权到集权有利的，他就改革。掌握权力后，又一次成为改革的阻碍力量。因此他后期就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阻挡者。留着大清的辫子，用着现代的计算机，就是邓的政治理想。
▲反思邓小平其人其事，是解读中国大陆毛氏过后时代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考察当今的一个必修，因此木然同志所为之具解放思想的重要价值，而论旨也为时代和公理所要求：邓氏生前以权势、思想操纵的改革流变，在脱离社会共识以后，已然社会溃败；权贵资本主义已为各方面人士的公敌。
值新世纪十年之末，只有超越邓小平思想遗产，才有打开政治新局面的可能！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党政分开，而是权力制约。只有权力受到约束，人们才能有自由。——木然
木然先生，指出了要害。
权力制约，就是党的权力、政府的权力，应该通过竟争性选举，由人民授予，而不是由党的领导人授予。
▲应该说，作者说得都有道理。但邓公为何对毛反思不彻底？为何对苏联政体反思不彻底？为何对我国的制度实质性的东西反思得不彻底？其实，邓不是没有看到这些，他是看到了的，就如选网上绝大多数网友一样，看得真真切切，一清二楚。但邓不动这个手术，是为什么呀？政改不动则罢，一动就是大手术，能使一个国家彻底的脱胎换骨。如果免疫能力差了，体质差了，就象人一样，是要死人的。而执政党还在不在？真是难说得很！邓公是聪明睿智的，他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后人，而后人有强者大智慧者一定能完成中国人几代人的夙愿。只可惜，现在看来，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前总书记老赵，在其回忆录中对邓小平的政治改革主张进行了分析，认为邓小平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不过是行政改革、提高效率、机构精简、克服官僚主义之类的东西，邓小平根本上是坚决拒绝民主宪政之类的，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邓小平一再叮嘱赵：政治体制改革那段绝对不能有任何三权分立之类的意思，连痕迹也不能有！
▲邓是毛体制的决策者之一，57年反右派就是他在具体负责。虽然他后来站在刘少奇一边，但他浸淫在极权体制之中，十分了解体制内的运行规则和毛泽东的个性，使他擅于在极权体制中求生存，得到毛泽东的忌恨就少一些，受冲击就比较轻，毛多少还给了他一条生路，不像对刘少奇和彭德怀那样赶尽杀绝，后来还启用了他。因此他对毛泽东还是有比较深厚的感情，所以他的反思就不可能是彻底的，三七开就是基本肯定了毛的功绩。所以寄望邓小平彻底反思走民主化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他最大的功劳就是92年开启了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邓小平是个改变中国方向的伟人。但应该对他，对改革开放30年有个总结。他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功，也有阻扰社会发展的过。他没有现代民主宪政的意识，这有他的局限性，在后来学生提出反腐败时，他实际上是选择包庇他的腐败儿子的。
▲木然先生说的太好了！不彻底批判专制主义，中国的民主就很难实现。现在领导人一边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边又不时地发出一些有关民主的言论，这都是做样子，假的，难以令人信服的。
▲对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高的恭维，因为他用这一哗众取宠的讲话和思想，把华国锋搞下台以后，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权力，目的达到了；改革的动力和精力随着邓年龄的老化衰竭了，接着就是胡耀邦下台和六。四事件，通过戒严措施完全专制了权力，利用不能争论的措施，完全压制了民主，姓资性社完全由他说了算。实际上当时的理念应该是，不问姓资性社，都要实行民主；无论是社会主义还资本主义，谁能把民主法制制度更恰当更适合的结合与自己的主义，谁就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强者。可是邓小平站在极端专制的立场上闭口不谈民主，还不要问姓资性社，这就是90年代后至今腐败有禁不止，愈演愈烈的根源。
■以下是网友对《杜导正 陈小鲁 王长江：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的部分跟贴
▲30年过去了，前10年小有收获，后20年踏步不前，如今也算是积重难返啦！再不大刀阔斧地开拓前进，怕是想摸石头都没法子摸了。
▲官方传媒和主流大众媒体对8。18只字不提，看来这只是选网一厢情愿的关键罢了
▲胡就是个左派，这是我这几年观察得出的结论。想他做蒋经国，门都没有。
我的观察结果是：我党政权只剩下崩溃的唯一出路。现在启动政改，丧失政权的速度加快。不过，转型会少流血或者不流血。甚至启动政改的共产党领导人成为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也是完全可能的。
不启动政改。结果还是崩溃。只是会流许多血，中国人民多遭一些罪。GCD集体成为耻辱的代名词。
▲老邓是设想过政治改革，但当政治改革触及了他自身利益，他就用坦克车终止了政治改革。
邓是个明白人，一旦出动坦克车，他的历史功名就全完了（目前只是暂时维持着）。在他心中，生前的利益远比死后的功名重要。说到底，邓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是历史上最糟糕的设计师，和小学课本上那只小马一样，只会摸着石子过河，竟成了总设计师，多么可笑又可悲的特色！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不能再拖”，这样的呼吁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已经几乎是海内外异口同声了。可是最该听到的人却一再充耳不闻，是反应迟钝，还是能力不足不堪此重任？这是我们普通国民必须引为严肃思考的问题。
▲关于民主，毛说过很多话，登权力顶峰后却反其道行之。关于政改，邓说过一些话，掌航舵期间却始终顾左右而言它，终酿64惨祸，此后即萧规曹随跛足前行至今。
如今杜、陈、王三位以8.18邓说活三十年为缘，以完成邓三十年未竟事业说事，其情可鉴。然而毕竟时不我待，不走出毛、邓的虚构，政改难有突破。
第四代、甚或可见的第五代，我看不到似胡、赵般的见识、超脱，更看不到胡、赵般的风骨、胆魄，难为有识之士尚愿坦陈己见，当然说总比不说好，说透彻总比揣摩着说好，也比我等自感”事无可为”而叹息”话已说尽”积极、负责，因此，虽然我己无话可说，却依然乐见诸君的执着。
▲这种提法似是而非。把中国的民主建设仅双局限于“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的框子里，理论起点未免太低。说到底邓不过是一位“专政”群体中的较开明者，在本质上他并不是个民本思想的倡导者。
▲历史竟会如此相同，满清下台前也是人民不满，而掌权者死不让步。等到大势已去，江山已丢，才急匆匆颁布宪法，说什么公民有这个权利，那个权利，简直可笑。但愿现在的掌权者能顺应形势，实行改革，做历史的功臣。
▲区别政治家与政客的有效方法，不是听他说了什么，说了多少，而是看他做了多少，做得怎样。
“1980年8月18日，74岁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陈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1980年是谁当党主席？
看看党的十三大，是如何修改党章的，就知道《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了。
当改革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陈小鲁高见，是真心为国民着想。如果从领导人嘴里说出来，那将是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可惜现实是，不要说思想启蒙，只准你讲义务、讲道德、讲操守，讲法律；不准你讲民主、讲自由、讲博爱、讲天赋人权、讲人道主义，讲权利，讲了就敏感你，和谐你。
体制内几位领导能够讲到这个地步，我表示欢迎。
▲无庸讳言，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包括理论遗产有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如果我们总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各持一面，我们就永远无法走出今天的困局。我们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应该有一种智慧打破今天的僵局，而不是唠唠叨叨重复邓小平30年前说过后来实际上已经被他自己以及他指定的接班人否定了的话。这其实与不断重复当年毛泽东说过后来又被他和他的接班人推翻了的话同样无济于事。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今天的权贵集团早已失去了制约权和威慑力。
我对于几位理论家的良苦用心深表理解，但对于他们无可奈何的而出此下策深表遗憾。
当然，也许打破僵局的智慧并不在理论家手里，而只能到政治实践家们那里去寻找。理论家们的任务就是深刻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寻找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把它们上升到理论，提供给政治家们参考。其中，深入民间和基层，发掘和总结公民群众和基层改革的首创，然后又“深入”高层，直言不讳又循循善诱地鼓励和引导高层大胆进行社会实验，搞几个政治改革的“特区”，促使他们与社会底层相结合，争取政治改革实质性的突破，应该是我们的理论家的首要任务。
▲邓公是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怎么改？却说得不是很清楚，最多说了个党政职能分开（权力却分不了，党也好政也好，权还在自家人手里），但政改涉及的核心问题却没有提及，比如民主普举、宪政制度、多党竞选、新闻自由、公权力制衡监督、权力分离等。邓公不提及自然也有他的苦衷，须知政改必涉及执政权掌握的问题，这对政党来说可是个要命的问题。这就是现实下或多年来根本无法政改的根源啊！须知，中国是个讲宗法讲道统的国度，没有政治遗嘱或政治遗诣作为参照物，谁敢越雷池半步呀。现在的领导人已无邓公辈老一代当年的个人魄力了，生怕走错半步而“葬送”政治生命和政治权力，哪里敢谈什么政改呢？能在任内完整地“守成”就很不错了。。。。哀否？叹否？惜否？
▲老几位说得都不错，除了关于瞪的议论。
我已经终于看清，他其实并不会，也不能、也无力、也不想在中国搞真正的政治改革。回顾他已无意义——我以为。这段讲话，只是说说而已，而且，千万别忘了这是何时说的，当时谁是一把手。都是属手电筒的，只能照人，不能照己。连胡耀邦都上了一当。
要想真正推进改革，必须越过此公。
▲这是我近期来看到的较好的较务实的讨论，三位均言简意赅直述己见，许多见解很到位，胜过那些长篇大论多少倍，至于那些官话套语的应景屁文，则更不可同日而语。
盼望能以纪念邓8.18讲话为契机，更多的有识之士以更多方式、渠道坦率表达真知灼见，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如王教授所言：如果现在还不抓紧机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弄不好会失去机遇，成为历史罪人。我们要有紧迫感，要负起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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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8.18讲话”全文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邓小平
同志们：
这次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
一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23〕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142〕同志接替；李先念〔84〕、陈云〔83〕、徐向前〔108〕、王震〔143〕同志和我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王任重〔144〕同志因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陈永贵〔145〕同志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人选，经过与有关各方协商，也准备建议做一些变动。以上这些变动，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反复研究过的。这次作为中央的正式建议，提交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讨论、决定。
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中央的这些考虑，是为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书记处，中央已经迈出第一步。书记处成立以来，工作很有成效。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二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这里着重讲一下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没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大批干部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干部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这就造成了现在各级领导人员普遍老化的状况。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很多新的人才需要培养，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
有些同志担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因为至今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没有整顿好，一些帮派分子可能利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名义，把他们的党羽提拔上来。我在今年一月十六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
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一九七五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者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这次我们提出减少兼职过多、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给中青年同志腾出台阶。台阶挤得满满的，他们怎么上来？台阶有了空位又不给他们，他们怎么上来？
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一般说来，年轻人经验少一些，这是事实。但是，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应该承认，现在一些中青年同志的知识，比我们那个时候并不少。经过的斗争考验少一点，领导经验少一点，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解放后大专、中专毕业的学生七八百万，其中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家庭，经过了十年以上的锻炼。没有受过大专、中专教育的中青年干部有实践经验，缺点是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只要有计划地训练和培养，很多人一定可以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此外还有一大批刻苦自学的中青年优秀人才。上山下乡的青年中，也有不少深入群众、用功学习、很有才干的人。实际上，现在大批中青年干部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同那些高高在上、不深入下层的干部来比，他们更了解群众，更了解实际。很多工作主要是依靠他们，只是因为没有提拔，他们没有决定问题的权力，遇事只好不住地请示报告。这就成为我们的官僚主义现象的一大来源。总之，我们绝不要低估这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很多中青年干部政治本质很好，不是帮派分子，思想路子对，又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为什么不去选拔和破格使用？有些企业和单位，群众自己选举出的干部，一些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担任负责工作的干部，很快就作出了成绩，比单是从上面指定的干部合适得多。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猛省吗？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做法不满，进行积极或消极抵制，政治表现好，又肯干，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各行各业、各地区、各单位都有，问题是我们没有发现和提拔他们。就是一度受过林彪、江青一伙的欺骗，犯过一些错误，后来确已觉悟转变而又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也不能抛开不用。不少同志只是看到周围熟悉的一点人，总在原来的一些人中打圈子，不会深入到群众中去选拔人才，这也是一种官僚主义。
我们一定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同时也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
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经过十多年的考验，中青年同志的政治面貌，领导和群众基本上都是清楚的。老同志还在，采取从上看和从下看互相结合的办法，是应当可以选好选准的。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三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112〕、王明〔146〕、张国焘〔115〕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147〕、一九五九年”反右倾”〔110〕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1）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个指示还为纠正这一类缺点，作出了若干规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要说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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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四
现在说一下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对待这一任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此外，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一些外国在技术上管理上先进，并不是一切都先进。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在国内经济工作中，歪曲现行经济政策，利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而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的个人、小集团甚至企业、单位，也有所增加。对于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也必须严重警惕，坚决斗争。
总之，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
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
五
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央经过多次酝酿，有一些已经在五中全会以后开始实施，有一些即将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其他也将在条件成熟时陆续采取具体步骤。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以外，现在正在考虑逐步进行的还有如下重大改革：
第一，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第二，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第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第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也考虑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过去的工厂管理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既不利于工厂管理的现代化，不利于工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工厂里党的工作的健全。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这些单位的行政负责人要努力学习各种有关管理和技术专业，再不能长期泡在各种会议里，老是当外行，那样我们就永远实现不了现代化。这些同志大多数是党员，管理制度改变了，他们除了要受上级行政部门的行政领导以外，还要受上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同级党组织的监督。同级党组织的任务也没有减轻，而是真正加强了党的工作。工厂、公司、院、校、所的各级党组织，要管好所有的党员，做好群众工作，使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各个企业事业的骨干，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考虑到这个改革对全国广大的基层组织影响很大，现在还要广泛征求意见，到时机成熟时再作决定。〔148〕
第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
第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集体领导也要有个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的责任。在党委的其他成员中，都要强调个人分工负责。要提倡领导干部勇于负责，这同改变个人专断制度是两回事，不能混淆。
上述六条，都请同志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充分发表意见，包括发表不同的意见。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在中央制定并正式公布新的制度和条例以前，有关各方面的工作，仍照现行制度办事。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因此，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制度。
同志们！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全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为此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很多成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前进阵地。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