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中国已经开发出了把自己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巨大能量，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可能成为在国际地位上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这将象征性地代表着这个国家将要完成的完整循环：从清代的顶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磨难，回到拥有近乎独一无二的权力和地位的位置上。工业革命导致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动力规划能力和抱负方面的发展浪潮，但其相互作用却使中国落后了。如今，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在战略上参与日益增强的全球相互依存进程的能力，为把这个国家提升到新的高度提供了希望。
有很多理由使人感到中国可以维持它现在的势头，并利用未来的机遇继续其上升的轨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约束不会再严重束缚精英们的思想。市场力量已被越来越多地引入经济，而没有带来整体的危机和崩溃。政治体制本身已经在许多深入的方面适应了新的形势，包括录用有才能的人，采用能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以及变革从决策程序到税收制度、到基层政治组织性质的一切事务，以满足改革产生的新需求。
中国实际上正在通过采取履行“入世”义务的大量措施，加速融入国际经济。如果这个进程以合理的稳定方式持续，中国将会变得对境外投资更加开放，对其公民以及外国人更加透明，并且在经济上更为相互依存。所有这些进程就像前1/4世纪的改革进程一样，将进一步改变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国民心理和政治运作。
但是，正如前面的章节所指出的，这个进程将不得不成功地应付极其艰难的挑战。领导层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中国的实际未来，弄不好可能会与当前趋势所预示的光明的未来前景相反。党的十六大规定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时应该翻两番，并且指出，从现在起到那时的这段时间对于决定中国在本世纪剩余时间里的性质是极其关键的。Jiang(2002).虽然当前尚不清楚的其他问题可能会逐渐呈现出来并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及其领导人在从现在到2020年间将面临的已经清楚的关键问题却使人印象深刻，它们包括以下的问题。
重大的国内挑战
政治改革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现在看到了其社会的日益活跃和分化。他们的基本应对措施是对党的结构和政治程序做出调整，以理解社会和经济需求，并对它们做出有效的反应。他们想要党继续保持国家的团结，并指导国家渡过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阶段，正如他们通过限制党对非根本性问题的干预而千方百计地提高政府效率那样。
但是，党本身是一个缺乏精神的组织。没有一种催人奋进的意识形态来激发其成员胜任于公共服务并忍受个人牺牲。腐败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党的组织。由于党保留了做出所有重大决策的权利，包括那些可能造成重大经济后果的决策的权利，因此，党对权力的继续垄断便冒着一个严重的风险，即腐败可能增长到危害党的道德权威和纪律的程度，并在实际上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处于体制高层的领导人完全认识到了这种危险，胡锦涛领导的新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了认真处理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尽管如此，未来党的改革仍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问题。一些改革者提议采用日本自民党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90年以前）的模式来解决权力主义的党与日益发展的多元化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在党自身的框架内允许竞争权力的各个派别的发展。在这种方式中，政治竞争可以合法化，而且没有党本身丧失权力的风险。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可能会觉得它们在一种不断发展的一党制中获得了某种“代表权”。
这种发展的风险是派别活动可能压倒党的凝聚力，使党无法推进必要的改革以继续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例如，中国现今的财政问题可能会发展为与当前日本同样的规模。对日本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感到十分悲观的许多分析家对中国的前景却充满乐观，这完全是由于在必要时，党更有能力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应对重大问题。如果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像自民党，那么中国的优势则可能丧失。
使政治体制更有效地回应正在发展的社会的另一种方式，是允许选举制度逐渐扩展。现今，村领导人和镇人代会代表是由选举产生。也有一些试点在进行城市社区委员会领导人的选举。现在，一些改革者建议，在未来10年中选举应该逐渐推广到镇、县和市级的最高行政领导职位。在中国现行体制中，绝大多数直接影响大部分公民的决策是在市级及市级以下做出的。因此，选举扩展到这一级意味着在党紧紧控制国家战略议题的同时，可以允许意义重大的政治参与。
允许更高政治级别职务选举产生涉及比以往更大社区中的提名和竞选运动，这就提出了有关可容许的政治组织性质的严重问题。党会被迫允许其他政党发展到竞选地方官职的程度吗？中共会放弃寻求保持对政治组织的垄断而制定允许非党群众竞选官职的法规吗？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于中国台湾地区，但非党势力很快就自称为“党外”。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党外”演变成了准党性质，后来又成了各种各样事实上的选举党。北京的领导人很清楚这个历史。
中国的政治精英担心多党制会让中共靠边站，并且不可能用其他政治组织代替它来保持国家团结、指导已决定了的经济发展。因此，他们主要集中于使党的内部职能更为民主，更清晰地规范党、政府机构和立法部门的作用范围这类变革。但是，这种努力却有一个风险，即对更大的改革要求会超越党改革自身的能力。尽管有充足的理由来进行争论，并且在所遵循的最佳路线上尚不确定，但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想要保持稳定和保持在它所寻求的上升的经济轨道上，那么，坚定不移的政治改革努力就是必须的。政治改革问题对于预测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走势如何，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想要继续其目前的成功路线，那么，对机构能力的更广泛的改革也就成了紧迫的日程。实际上，9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其后的追求确保继续高速增长的政策中，回避了某些问题，对其没有给予集中的关注。如果中国体制的动态稳定想要维持，中国领导人就必须在未来数年内处理这些问题。
在这个日程中，工作单位以外社会安全网的发展肯定处于需要高度关注的地位。2003年初时，城市永久居民中仅有1/3的人在公共单位中工作。大多数人是在私营、集体和外资企业中工作。此外，有数千万人失业。随着履行世贸组织义务，随着农民移民的继续增长，城市人口中的这些无单位的人肯定会快速增加。所有这些群体的需求必须通过存在于公共工作单位以外的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来解决。
方法是在市政级别上积累资金，并把这些资金分配给各个群体，以应付福利、失业补偿、保健、养老金等方面的关键需要。但是，所有这些都要求提高机构理解城市社会改革的能力，以及相应的筹集、管理和分配资金的能力。目前，中国官员缺乏对于他们自己的城市人口的较好的统计模型，因此，在发展能够体现被居民认为是政府应承担的长期义务的这种制度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市场化努力无意间造成了许多以往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上的严重退化。国家服务的退化在农村公共卫生系统上清晰可见。农民以前实际上免费接受基本的保健服务，但是，如今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极其贫乏，而且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又极其昂贵。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传染病发病率和婴幼儿死亡率已经上升。2003年“非典”的传播突出地显示了重建农村公共卫生系统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尤其是因为如今农民的流动在农村健康问题与城市的健康之间建立起了潜在的危险联系。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国内政府负债问题。政府正式公布的负债水平迅速增长，尽管仍然可以控制，但附加的偿债款项却高得惊人。最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技术层面来讲都已破产。公众继续信任它们并将巨额存款存入这些机构，既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地方将其资金作为投资，也是因为他们普遍期望政府预算和税收当局会在实际上支持这些大银行。但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协议，中国公众缺乏投资选择的状况将会结束，该协议要求，到2006年中国要允许外国银行从事与中国国内银行同样范围的商业活动。
只有当中国的银行到2006年时使其坏账水平降到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并保持住中国存款人的信任的时候，它们才能满意地过活。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将高达30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银行系统，同时强力推动并完成重大的机构改革。它也要求削减对国有企业的非生产性贷款，因此而会冒增加失业（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安全网）负担的巨大风险。有了这些变化，在足以为中国银行系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的情况下，外国银行可能就愿意向中国银行投资。清理中国财政的混乱局面对于领导人确定未来数年的优先事项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麻烦的。的确，一场潜在的财政危机一直隐约地是未来5年中对中国经济健康和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
财政困境因全国县、镇政府已经相当严重的负债状况而加剧，这种状况已经令人担忧，以致正在考虑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应对。这些措施包括完全撤销镇政府、以隶属于县的协调机构来代替它的某些计划。Oi(2003).这能够使镇摆脱当前增加其成本的许多官员职位。但是，它也会产生大量的新问题。例如，许多镇政府及官员如今既负有大量债务，也是当地工业的主要投资者。撤销这级政府将产生需付清被归还的股票这类极其恼人的问题。此外，被解雇的官员到何处去寻求新职也毫无眉目。1998年开始的精简各级编制的工作导致中央机构精简了50%，但是，县、镇机构仅精简了20%，因为上级机构可以找到那些被精简人员收入的替代来源，而地方层次则不具有这种灵活性。
因此，清理乡镇可能是一个复杂而昂贵的提议。这项努力承担着可能出现的严重政治麻烦，因为它将用一种甚至更加与当地民众分离的行政机构代替目前已考虑成熟的向直接选举过渡的一级政府。对于中共力图找到增加在人民中的代表性的方法这一广泛的要求来说，它可能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倒退。此外，这一系列变化将大大增加县政府已经承载的行政负担的复杂性。
环境问题进一步给未来蒙上了阴影。正如第十章所述，仅仅是增强效率的机构改革以及昂贵的对社会有破坏性的增加用水规划，就对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未来的经济增长施加了以水为基础的重大制约。其他的环境问题正在使可耕地的质量急剧下降，公共卫生成本上升，并且增加了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的忧虑。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本都在持续上升。Economy(2004).
北京一直在增加对环保工作的资金投入，并且把可持续发展（至少是在口头上）作为主要的指导哲学。但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力和利益分配的现实，以及中国继续依赖煤炭作为主要能源这类根本性的制约，使得北京努力的充分性值得怀疑。缓解这些问题需要政治意愿和大量资金。也需要进行机构改革，把更多的权力转移到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的管理者手中。
重大的跨国挑战
巨大的国内挑战给管理一个像中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在正常困难之外，又增加了难度。这些挑战将消耗中国十六大后领导人的大部分注意力，无论如何，这个领导班子的成员以长期关注国内事务而著称。但是，国际舞台也会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闯入这些领导人的日程，影响他们继续优先关注国内问题的能力。此外，三个主要的地区政治问题——新疆、西藏和台湾——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也是严肃的跨国政治问题的组成部分。
中国严重地关注它的某些西部领土。中国人口的90%以上居住在其领土的东南部，西北部主要居住的是少数民族。
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西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相关的恐怖主义的发展使北京感到忧虑。苏联的崩溃为宗教政治敞开了中亚的大门，90年代其他的发展加强了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活动。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做出反应，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一起建立了“上海五国”组织（后来称为“上海合作组织”），到1998年，该组织将注意力转向了与恐怖主义的斗争。北京还坚决地镇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切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或分裂主义的活动。新疆的穆斯林居住在一个地域广阔、人烟稀少的地区，这里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藏。中国决心防止该地区因民族冲突和暴力而陷入动荡，而且它还担心可能会加强发源于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局势的发展。例如，如果巴基斯坦落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控制，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麻烦便显而易见了。由于2001年“9•11”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些担心促使北京愿意与美国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反恐计划合作。但是，中国焦虑地看到，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在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它并非漫不经心地增加了恐怖分子在中国境内外招募当地穆斯林居民的能力。此外，中国对正在持续的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保持着关注。
西藏也处于中国这个人烟稀少的西北地区。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度，西藏自治区在地理和文化上与汉族地区大不相同。1959年，一场反对中央政府统治的西藏叛乱失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从此他在那里保持着一个流亡“政府”。
北京尝试了各种方法给西藏带来和平和稳定。“文化大革命”期间，狂野的红卫兵摧毁了该地区大多数寺庙和喇嘛们的人造宗教设施以及学校。80年代，北京通过增加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开始了赢取藏民人心的努力，使一些西藏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实际改善。北京不会放弃它对西藏的和平治理，但维持这种治理的成本可能会较高。Goldstein(1997).
对北京来说，台湾代表了一组不同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各个方面都与新疆和西藏的形势所引起的关注有着松散的联系。当共产党人于1949年赢得内战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逃往台湾及附近岛屿，他们在那里中止了宪法，建立了一个军事管制政权。Clough(1978).北京于1950年夺取台湾的计划失败，因为朝鲜战争导致美国将其保护伞扩大到了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由于缺乏海军力量，北京无法跨过台湾海峡对抗美国第七舰队。
直到90年代初以前，北京和台北都同意台湾应被严格地视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不同意的仅是哪个政府有权合法地统治这两块领土。北京直到今天所坚持的立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北90年代初以前的立场是，1912年在大陆建立的中华民国继续存在，是包括大陆在内的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它说，大陆只是“暂时处于共匪的控制下”。朝鲜战争后，美国及其盟国继续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而拒绝承认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集团则采取完全相反的方针。
然而，甚至在冷战结束前，这种形势就被打破。1971年，在一场赢取反对苏联的力量（同时也帮助自己从越南战争中体面脱身）的努力中，华盛顿开始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的战略性努力。1979年1月，美国正式把对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承认从中华民国转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保持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了它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长期承认。但是，它非常清楚地让北京知道，期望中的台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回归必须以和平方式进行。Freenam(1998).
然而，台湾至今保持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的状态，但在此期间，却出现了极其重要的发展。首先，在经历了国民党凭借军事管制法进行的40年统治后，自80年代末以来，台湾演变成了一个羽翼丰满的民主制社会。如果没有大量政治精英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美国吸取了美国的价值观），这几乎不可能发生。70年代和80年代台湾快速的经济发展通过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扩大国际交往，也为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国民党先是解除了戒严令，后来又允许选举逐步从地方扩大到1996年的“中华民国总统”的选举。Chao and Myers(1998);Dickson(1997).在2000年3月第二届“总统”选举中，自20世纪早期以来首次有一个非国民党的政党赢得了“总统”职位。这个党，即民进党，拥有一个要求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合法独立地位的党章。
民进党成员绝大多数是台湾人，这些人的祖先通常是400多年前从大陆的福建省移民台湾的。尽管具有中国血统，并在不同时代处于大陆统治之下，但经过几个世纪，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台湾文化。从1895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进一步增强了许多人对中国大陆的独特感。Chu and Lin(2001).因此，台湾的民主演进大幅提升了岛内政治中台湾人——作为20世纪40年代末在与共产党人的内战中失败后逃到台湾的大陆人的对立面——的作用。
这种日益加强的政治台湾化对以前所有那些关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一致意见提出了质疑。例如，国民党当局的强制性教科书把台湾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小部分来叙述，而民进党当局则改写了这些教科书，把台湾历史作为一个中心主题来强调，还采取了其他许多措施来增强台湾民众对其不同于中国和日本历史的历史认同感。2000年当选的民进党“总统”陈水扁经常声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拥有自己的主权”地位的“独立国家”，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2002年末，台湾当局以潜在的挑衅性的方式改变了它对内蒙古和西藏的态度。它采取的方式暗示，它不再把这两个地区视作“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是把它们看作拥有自己的独立政治权力的领土。近年来，台湾还放弃了恢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控制权的一切雄心。
为了应对这些发展趋势，90年代中期，北京开始建立能够对台湾造成重大打击的军事力量，以阻止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北京清晰而又经常言明的目标是，遏止台湾采取迫使北京作出军事反应的走向完全“独立”的这类重大行动。这种军事集结招致了台湾的不满，并且可能加强人们对台湾“独立”的认同感。不过，它也导致了台湾岛内谨慎的调子。甚至陈水扁已向国际社会保证，他不会把“中华民国”的国名（从历史上看，这个名字确认了与大陆的联系）改成诸如“台湾共和国”之类的名称（这个名字将清楚地表达出，台湾不再有一个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历史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政府）。此外，台湾的民意调查不断地显示，其民众不愿冒刺激北京做出军事行动的风险。当给定“独立”还是保持现状的选项时，绝大多数人一直选择保持现状，实际上它已给台湾提供了完全的内部政治“独立”。
除此之外，大陆的经济改革已使台湾在大陆的投资成为对台湾自身经济未来的关键。如今，台湾距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的距离很近，台湾的企业界人士享有能说中文和通晓中国文化的优势。他们承认，在一个全球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如果不利用中国大陆发展的优势来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他们将无法生存。台湾当局对于撤除两岸贸易和投资的限制一直有着可以理解的忧虑。这些忧虑包括对安全影响的担心和对可能挖空台湾自身经济的焦虑。然而，增加与大陆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已经被证明是强制性的。到2003年初，台湾企业已在大陆投资数百亿美元，并且在任何给定的时段内都有约30万—50万台湾企业界人士居住在大陆。此外，这些数字正在快速增长，从而在进一步放松对两岸投资、运输和贸易的限制方面给台湾当局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北京把这些发展视为有利于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也有利于大陆的经济增长，因此正在采取措施加速这种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因此，台湾的形势复杂，也很难解决。北京认识到了这个现实，自1995年起，以一点一滴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与台湾统一模式的提议。从实质上看，这些提议就是承诺确保台湾享有完全的内部自主权以及某些国际特权，如果台湾同意它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具体提议包括允诺不改变台湾的内部制度，不派军队进驻台湾，不从台湾抽取任何税收，以及不派遣任何大陆官员去台湾任职。北京把这些基本提议用下面的允诺包装起来，即允许某些台湾官员担任大陆政府的重要职务，并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及国旗而采用一个更为一般的国名，如简单的“中国”。它把这些提议包装在“一国两制”的口号中，并提出就这些提议和台湾选择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举行谈判，只要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
台湾的民进党当局不相信北京的意图，它拒绝接受将任何版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两岸谈判的基础，也没有采纳任何一个大陆的提议作为认真谈判的议题。因此，台湾对进入大陆经济以及在大陆的固定投资的依赖在急剧增长，而台湾化也在进展，两岸的军备竞赛也在发展。这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的混合物。由于台湾寻求确认其身份，而北京寻求阻止台独，误判和悲剧的可能性是明显的。
美国在这场纠葛中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尽管1979年1月华盛顿把正式的外交承认转向了北京，并使用决定退出的条款结束了它与中华民国的军事同盟，但是，它继续与台湾保持着一种强有力的经济和安全关系。1979年国会通过并由吉米•卡特总统签署为法律的《与台湾关系法》正式宣布，美国把台湾安全中的任何不利变化均视为美国“严重关切”的事情。这项法律及其后美国的决定使美国承担起了让台湾能够持续购买充足的防御性武器以防止台湾成为解放军的一个轻易攻击目标的义务。台湾在美国国会中也继续享有强烈的支持，特别是由于“中华民国”经历了民主化进程，而当时正是1989年政治风波的后果呈现及所有其他主要的共产党政府垮台之时，这在美国人的口中产生了一种酸味儿，认为中国缺乏稳定的自由化。
因此，今天美国仍是台湾最强大的安全支持者。此外，为了保证在必要时能有效地为台湾提供安全支持，乔治•W布什政府正在大力加强美国与台湾军队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两岸关系恶化到武装冲突的地步，这种形势将带来一场使美国和中国军队面对面作战的极大风险。由于美国把主要的相关军事财产存放在日本，在这种形势下这些财产被征召使用的可能性非常高。结果可能很容易上升到大悲剧的水平，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在中国大陆无缘无故地攻击时保障台湾安全的可信度的沉重历史义务，情况将更是如此。这种冲突的后果可能是长期的、地区性的和严重的。尽管这种情形几乎应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在台湾成功地宣布“独立”——即国际上承认——的情况下能够长存，这是在北京公认的常识。只有所有在19世纪中叶后被外国入侵夺取的主要领土实现了统一，中国才会稳定下来，这是一项根本的国家历史使命。Ellings and Freidberg(2001)中的Christensen一章。
除了新疆、西藏和台湾问题，国际社会的基本发展也在影响着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尤其是，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技术的进展提升了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水平的前景。90年代末，他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即中国可以从全力参与这种全球的变化中获取巨大利益。此后，关于“自力更生”的重要性的标准中国话语便被认清世界潮流和有效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要求所取代。为了增强它追求这个基本目标的能力，中国于2001年末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接受了严格的“入世”要求，以致他们不仅重新制定了国家的对外贸易法规，而且重新塑造了它的国内安排。Lardy(2002).
中国寻求在未来数年内成为亚洲及亚洲以外的制造业中心。它指望着它的几乎是无限的劳动力资源、它在亚洲的中心地理位置、提供人力和物质基础设施的有效的政府措施，以及旨在使其国际经济机会最大化的对外政策，来扩大国内经济规模，并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全球经济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将抓住它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自然比较优势，在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上制造出口产品。但是，正如第九章所述，北京也想让中国攀登技能和技术阶梯，以便能够从高附加值生产中获利，并且使某些部门成为全球技术领先者。在这全部过程中，北京希望看到中国从它的现阶段（这一阶段，外国厂商利用廉价生产机会的优势为国际市场制造产品）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厂商自己成为主要的国际参与者）。
如果中国在面对上述巨大挑战时能够应对它必须经历的从现在到未来的极其动荡的转变的话，这种雄心勃勃的努力可能会让中国到2020年时成为在地区和全球地位上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但是，“非典”已使这种模式变得更加困难。它向国外凸显了扩大与一个权力主义国家交往的潜在风险：这个国家太容易掩盖其内部疾病状况了。而且它也增强了中国公众对一种过于重视经济快速增长而忽视诸如公共卫生系统等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经济模式的代价的抵制。因此，政治领导人必须使中国公众相信，他们采取的方法对于中国的长期福祉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不可避免的混乱和牺牲相对国家利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Blecher(2002)发现这个论点在城市工人中间一直具有重大影响。
从历史来看，现在的领导集体在150年来中国朝着反传统的现代化观念转变过程中，正在迈出另一步。正如第一章所述，中国一直在沿着连续的排外—折中主义现代化论者—反传统现代化论者的方向缓慢而极其曲折地运动。排外主义观点认为，外国势力试图瓜分中国，而一个保存着自身本色、内部统一的中国强大得足以使外国人无法战胜。这种观点强调内部意识形态的统一，并寻求把外国影响保持在最小限度。它阶段性地处于支配地位，最近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高峰期间。选择性现代化论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应该保持其特性，同时也要利用外国的知识和技术来防止外国威胁。因此，它主张向外国的影响开放，但也强调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的重要性。这种主张充满了内部矛盾，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却具有高度的政治吸引力。
反传统现代化论者的主张是三种观点中最激进的，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它自身培育和成功地应用必要技术所要求的一切变革，以在国际舞台上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地位。因此，它设定了一个使中国成为充满活力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的目标，并且从分析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中引申出了主要的国内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领导集体接近于采纳一种反传统现代化论者的主张。鉴于中国历史感的厚重，国家内部的多元化，以及在使每个人以合理的相同速度享受到应得利益方面存在的巨大困难，这种主张从未长久过。中国不是新加坡，它的庞大规模、极端复杂性以及历史共鸣，使得反传统现代化论者的主张不可能严格地长久应用。
实际上，当今正在进行现代化的领导集体中的甚至最主张改革的人，在追求他们的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的目标时，也要考虑“中国特色”。但这不应抹杀下述事实的分量，即现今的国家日程是激进的和广泛的，它要求对社会、经济及与外国（不论它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交往的性质进行重大调整。这个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到达了这样的程度：利用全球一体化优势的一个激进的国内改革目标可以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长存。正如在过去一样，政策会引起很难预测并常常很难把握的连锁反应。
—— 原载: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