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有好几篇文字值得一读。例如，波兰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的对话，谈论的是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转型这个最重大的问题，意义自是非凡。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内容不必说了，重要的是，这样一场演讲竟然能在北大这样的地方顺利进行。另外，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在《凤凰周刊》上的采访，声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还有招商局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用普世价值批评中国模式。不消说，刘亚洲和秦晓的讲话之所以引起重视，那是和他们都出自高干家庭，在体制内有相当地位这一因素有关。这并不说明体制内已经有了民主派。事实上，正因为体制内居高位者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还太少太少，所以他们的声音才如此引人关注。
上述几个讲话能在今日中国出现，说明在今日中国，一定的异议空间是存在的，而且确实比21年前更大。导致异议空间扩展的因素很多，暂且不论。我要说的是，如今中国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异议空间，但是参加进来的人太少。非暴力抗争能取得多大效果，取决于有多大的规模。砒霜能毒死人，但只有达到一定剂量才能毒死人，剂量太少了毒不死人。有些人不明此理，反而去怪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看到一小粒砒霜进入人口，那人却没毒死，于是就说那是假砒霜，或者就说那个人不是常人，对砒霜也有免疫力。
为什么参加到异议空间的人那么少呢？按说参加到异议空间的风险也不算很大了，一般人也承受得起了，为什么还不参加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八九民运功败垂成，很多人错误地吸取教训，成了失败主义，也就成了取消主义，放弃主义。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无人做。如果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不少人都敢冒很大的险，但如果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那就连很小的险也不肯去冒了。
八九民运之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426社论，第二天早上，还是有很多大学生要冲出校门游行。很多老师亲友苦苦劝阻。他们是怎样劝阻的呢？他们是说共产党伟光正，因此上街游行是严重错误吗？他们是说安定局面得来不易，因此上街游行是搞动乱吗？不是不是。他们是说你们学生太年轻，不了解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厉害，你们这一游行会被抓会流血的啊，因此万万去不得。但是学生们偏偏听不进去，因为学生们少年气盛，不怕牺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不相信共产党会那么凶残，不相信共产党能下得了手。当然，为了减少风险，学生们特地加上了“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的横幅（这和波兰团结工会为争取合法地位，在格但斯克协议上要写下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不脱离华沙条约这两条如出一辙），勇敢地冲出校门，成功地举行了427大游行。
427大游行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也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退让妥协，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主是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可惜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民运反胜为败，到头来反而使得更多的人又回复到当初那种无力感和悲观心态，这种负面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是的，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民众投入异议活动中来，民运就很难取得突破。但是怎样才可能让广大民众参加我们的活动呢？假如民众都相信，只要他们站出来反抗，就决没有好下场，他们自然不会参加。就算偶然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如果当局发一篇426社论式的文章，摆出镇压的架势，不用来真格的，就把惊弓之鸟的民众都吓跑了。由此可见，民间的抗争要取得成功，有赖于民众对非暴力抗争抱有信心。他们要相信，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当局就没法镇压，只要他们敢于坚持善于坚持，就能促使上层分裂，迫使其让步。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就不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抗争。而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专制统治就可以长期维持。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人民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