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的深圳讲话以新华社通稿形式发布后，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评议。我在见到杨恒均、崔卫平、徐有渔、张辉、罗世宏和周枫等人的解读后，还特意去《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浏览了一下。我知道，在这两个网站的主办者眼里，温家宝是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中最该被敲打的人。不过这一回，《乌有之乡》并没有动静；《毛泽东旗帜网》上刊出了几篇，主帖不算太过分，跟帖中有的是说理，如署名“乐思”者引了一段邓小平的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接着话锋指向温家宝：“请问瞻仰邓小平的人，邓小平的话还算话么？难道还要顽固地在错误的邪路上继续走下去？”。有的则是这类网站不可或缺的文革式“炮轰”，如署名“吴伟的”者，破口大骂温家宝“挂着中共中央常委牌子，满口乱七八糟的词句，虚伪透顶，没有一丁点儿正人君子样儿。”
那么，对我来说，温家宝的这次深圳讲话是否值得一读？这篇所谓的“重要讲话”又被我品出什么味儿来了呢？
我认为，与先前温家宝的一些公开讲话往往语焉不详不同，这次讲话可以说给出的信息比较明确，便于人们据此澄清一些重要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很值得一读。读了之后，我有以下几点心得：
一、温家宝和另外八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确有不同之处。
温家宝这次讲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句，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敢争‘先’”、“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等，人们从其他八名常委嘴里，几乎听不到。再往远一点说，自1989年六四屠杀和后来的苏东巨变之后 ，中共当政者不仅事实上终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操作，甚至连提一下的精神头都打不起来了。就此而言，温家宝还真有点另类的味道。
二、我对“温家宝这个另类，另到什么程度？”，心中更有底了。
读完温的这次讲话，我坚定了自己早就抱有的看法：温家宝和其他八名常委的区别，不是前者主张认同、皈依普世价值，后者拒绝、抵制普世价值，而是在摒弃现代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共同前提下，双方在管治理念上存在差别。温提“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很明确：“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即现行一党专政制度碰不得，但要使其“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些，运转得更顺溜些，显得更有“勃勃生机”些；而其他人则认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靠打压、收买和掌握主流话语权，制度的生命力也差不到哪儿去，且又能规避“改革”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的不测风险——他们认为这么做更可取，更划得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认为，温嘴里的“解放思想”，并没有飞出邓小平钦定的鸟笼。温嘴里的“与时俱进”，也没有越过江泽民设定的雷池。说得更直白透彻些，我敢断言：温嘴里的“要敢争‘先’”，绝不会含有要深圳争当“率先全面香港化之示范区”的弦外之音；温嘴里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之清单上，也决不会列有“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这样弥足珍贵的人类社会文明成果。
三、现有当政者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想去做、不会去做。
官方话语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内涵很明晰，那就是，在绝不搞“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的前提下，去做一些完善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改革”。对此，曾经的顶级“内部人”暨温家宝的顶头上司赵紫阳先生说得极为清楚：
“那么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怎么样的改革呢？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改革历程》，第271页）
赵紫阳简洁明了地、权威地作证道：
“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改革历程》，第274页）
如前所述，在惊心动魄的1989年之后，就连这样皮相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都没有兴趣再搞了，并且连提的胃口都没有了。“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亦步亦趋，同样如此。没有当上核心的胡锦涛则更是底气不足，只能如此。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贵为”总理的温家宝除了说说而已，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君不见，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已说过好多次了。而事实上，如果温家宝豁出去动真格的，真以行动去兑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真要“深化改革”，那么，在不破除邓小平给出的刚性约束前提下，他能怎么个深化法？又能深到哪儿去？现在，后极权的政治上一党专政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权贵市场经济，均已大体到位，官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恐怕是该洗洗睡了。
四、现有当政者更不会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基本制度的宪政民主改革和导向完全市场经济的改革。
中国的出路其实根本不是温家宝所说的“推进改革”和“深化改革”。在可能的真正出路中，有一条出路是：当政者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现有制度的改革，即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改革，经济上的完全市场经济改革。但在目前情势下，当政者心中没有宪政民主的愿景，反有“绝不照搬”之毒誓；虽亟盼一顶“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但不仅不愿撤出深深介入资源基础性配置的权力，搞起“国进民退”来还驾轻就熟，毫无心理障碍。最主要的是，中国民间反对力量还不能迫使当政者去实施这样的历史性改革，甚至，还不足以鼓舞中共党内潜在的民主力量生成有形的宪政改革派。在这样的情势下，期待当政者会起而效法伟大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属异想天开。
五、中国民间责无旁贷，是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和主要动力。
如果将不屈的自由战士、圣女林昭对毛泽东极权的反抗和批判，认作是中国民间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那么，这可歌可泣的“一推”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自那之后，终于，越来越多的国人逐渐觉醒，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汇成要求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力。然而我必须强调说，来自中国“推友”们的这种动力还远远不够强大。唯其如此，我才尤为痛切地感到，对中国大陆的民间反对派来说，哈唯尔们、米奇尼克们和萨哈罗夫们身上决不是没什么好学的，而是有太多需要好好学习借鉴的东西。作为把老虎赶到笼子里去的无畏而明智的先行者，他们向后来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基本的、普适的思想和经验。当然，到底能不能以非暴力方式不流血地实现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以事实打破中国人只配享有一党“民主”、不配享有多党民主的咒语，最终将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践行。
2010年8月26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8月27日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