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要有独特的灵魂，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有灵魂，而且要独特。哈佛的校训是，让你与柏拉图为友，让你与亚里士多德为友，重要的，让你与真理为友，这就是哈佛的精神；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明”；斯坦佛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早稻田大学则是：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
校训显示出这些世界知名大学的独特灵魂。关键是，这些大学在实践中秉承着校训传达的精神，让其经过一代又一代师生的传递，深入内心，深入骨髓。
清华的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现在却被拦腰斩断，只剩下前面8个字。实际上，清华原先还曾经有过一个校训。那时候的口号是“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工程师的摇篮”和“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这个被腰斩的前半截，还是20世纪90年代才恢复的。
原本16字的校训，为什麽无端地被砍去一半，原因不言而喻。就是有人不喜欢甚至惧怕“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学者余心曾指出：“校训被腰斩了，没有了“精神”和“思想”，清华的传统也就丢失了，剩下的衹是教你做个好奴才的训诫。”
20 多年前，清华就发誓，要在校庆100週年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如今，为时已经不多，看来是实现无望了。不知当初信誓旦旦的当权者作何感想？即使再过20年，这个夙愿恐怕也难以实现，原因何在？人们想过吗？
时下人们正在发问：中国高等教育为什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发问者不少，回答的不多。从上到下，全都昏昏然，茫茫然，即使隔靴搔痒地说几句，也都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其实，许多人很明白，就是不敢说出来。或许可以从这个被腰斩的清华校训中找到答桉。
余心在“被腰斩的清华校训”一文中指出，如果有独立精神，就不会甘于做奴才，就不会轻易被驱使，就不会只做工具和炮灰。如果有自由思想，就不会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就不会熘鬚拍马趋炎附势，就不会全国只用一个脑袋想问题。这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被当权者认可的原因所在。当权者需要的是“听话出活的奴才”和“忠诚驯服的工具”，不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叛逆。孔老夫子不是早就说过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这也是清华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症结所在。
北洋军阀政府能够任命反对派的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而蔡元培校长能够拿着政府的经费并同时拒收政府的公文。蔡元培校长宁肯自己辞职，也要救出被捕的北大学生。那时候的胡适能够喊出“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造得起来的。
这就是“独立精神”！这就是“自由思想！”这就是高等学府的灵魂。
没有“独立精神”的结果是，上面不让说的话不能说，上面不让研究的问题不能研究。没有“自由思想”，就得揣摩领导意图，领导允许怎麽想才能怎麽想，领导喜欢怎麽说才能怎麽说。全国上下衹有一个脑袋想问题，其他人跟着忽悠就行了。外国总统来清华演讲，学生提出的问题也都是一个模子裡倒出来的，什麽时候鼓掌都是和上面的要求相一致的。堂堂清华，连一个有点独立精神的问题都提不出来，还谈什麽世界一流大学！
为北大奠定“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大学精神的蔡元培先生，早在1919年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1919年6月15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这是中国大学实现大学精神的基本条件，缺乏这三个条件，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将永远衹是梦想。
被誉为“清华之父”的梅贻琦校长也很推崇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精神。他说：“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清华校训之被腰斩，并非仅仅清华之悲哀，它标志着中国大学精神的迷茫和丢失。大学精神是民族精神的象徵，大学精神的迷失意味着民族精神的沦丧。
如今，对大学的批判正日益成为一种潮流，对大学的结构和风气进行全面反省，也成为一种广泛的呼声，这时候，将今日的中国大学置于横向和纵向的坐标中考量是必要的。
的确，无论是将当下中国的大学放入历史序列中进行纵向考量，还是放眼世界将它作横向比较，结果都是沮丧的。我们自己曾经有过辉煌的大学精神，但如今失去了它；我们可以洞察国外优秀大学的精良和完善，却仍然无法企及。
用这两把标尺，轻易就可丈量出今日中国大学之颓丧。前者以蔡元培、胡适等教育家为标帜，曾为当时乃至今日之中国构建出气度、风骨以及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使大学获得声誉，并在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略显灰暗的年代融入几代人的精神血脉，规束民众道德，催生出文化繁华；后者则标示着大学的构制之善和风气之谨严。
在这个坐标之内评判中国今日之大学，不难发现，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改革，我们已经失去如此之多，距离好大学却仍然遥远。中国的大学失去了独立精神。历史上，这种独立，部分靠行政系统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敬重，部分靠大学校长的骨气乃至勇气获得；在某些更优越的教育系统中，这种独立则更多依赖于精心设计的教育体制来获得。但如今，大学正日益成为附庸，校长们对官员而不是对学生负责──他们自己也更像官员而不是教育家。
中国的教授正丢失风骨，他们更多的是唯唯诺诺而不是据理力争，他们为职称和经费奔忙，而不是致力于传承知识和人格。那些希望传承旧日传统的教授陷入困境，他们要麽不得不随波逐流，要麽被边缘化。
大学曾经引以为傲的严谨风气和多元思潮，也在慢慢凋零。吊诡的是，一方面，我们正在放弃学术的标准，以抄袭为代表的学术体系崩坏已经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名誉；另一方面，大学却正在有意或无意地用僵硬的价值观捆缚学生，使曾经多元和宽容的大学文化几乎荡然无存。
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功利化、庸俗化，它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难有高贵之心。要荡涤大学裡的功利思想，坚守独立精神，需要从社会环境的层面着手培育。若社会功利思维不澹化，“大学精神”最终也是无源之水。天津大学校长龚克坦言：“目前社会上有一个很清楚的官僚体系，高校裡若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就不知道该和谁对话，找不到省裡的主要负责人，甚至连厅局长都可能不愿见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令你事难办。”龚克所言“行政化、功利化”不难澹化，而是学校纵然“澹化”了，那些局长们却总抱着“以长论英雄”的思维不丢。
我们并非不知道好大学是什麽样子。我们可以回溯历史，发现自己曾经处于何等高度；也可以环顾世界，思慕他人的优秀质地，并在这个基础上，深刻地洞察今日大学之失。
蔡元培治北大，提出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网罗各色人才，领一时风气之先。那时的北大，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教员一律被解聘，教授绝大多数都30岁左右，最年轻的仅24岁。既有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有保守的刘师培、谋求复闢的辜鸿铭；既有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有反对白话文的黄侃，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