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有五花八门、各色各样的民主。因此，光说某人是“民主派”，并不足以让人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
大概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刘军宁、张祖桦曾经特意强调过“宪政民主”。为此，许良英先生有点光火地批评道：真是多此一举！现代民主内在地包含宪政、共和与法治。干干脆脆说“民主”就够了，就抓住了本质，根本没必要再加“宪政”一类的东西。然而，智者千虑，恐有一失。因为现代民主的内涵已经昭然于天下，所以我们在谈论这种民主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加上“宪政”或“多党”这样的限定词了吗？窃以为：恐怕未必。
当然，有些地方是不必加的。如“当代民主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等”这句话里提到的民主，就不必刻意说成是“多党民主”。再如，谢韬先生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中的民主，及“香港民主派”称呼中的民主，由于不会产生歧义，也就不必再加上“多党”或“宪政”这样的限定词了。然而，自20世纪初叶以来，世界上假冒伪劣的民主层出不穷，如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民主”，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中给出的以“让”字为核心的“民主”，文革中的“大民主”，以及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温家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不应该漏掉的金正日之家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号中嵌着的“民主”。而且，上述这些假冒伪劣先生还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不仅不忌讳“民主”，还十分乐意标谤自己的“民主”才是如假包换的“真民主”。因此，在有些地方，有的时候，便确有不加不足以正视听之虞（指谈到真民主时，应加上“多党”或“宪政”这类体现本质的限定词）。比如说，当各类假民主亦被简称为“民主”时，有些好心的人们就往往容易犯迷糊，觉得这种“民主”差不离就是普世“民主”吧。温家宝先生经常喜欢语焉不详地只提“民主”两个字，于是，他也就容易被冠以“民主派”之称谓。不过我想，仿此办理的话，胡锦涛近来多次提“党内民主”（他可从未说过“党内社会主义民主”），今天又在深圳大讲“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他不就也有资格被那些善良的先生称为“民主派”了吗？同样，那些先生们自然也能找到一些理由，称列宁、斯大林为“民主派”，毛泽东为“民主派”，邓小平为“民主派”，以及高举“民主主义”大旗的金正日为“民主派”。然而这样一来，就可能造成关于“民主派”的视听混淆、真假难辩的局面。比如说，在他们授予温家宝“民主派”头衔之后，倘若我们也简称赵紫阳为“民主派”，不就有把二者混为一谈之嫌了吗？
显然，有必要给世界上的真民主加上限定词，同时也有必要给各种假民主加上统一的限定词。也就是说，有必要给世界上的民主派分分类。
那么，如何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金正日、胡锦涛和温家宝这类“民主派”，与许良英、谢韬、赵紫阳、鲍彤和李昌等“民主派”相区别呢？不用说，这里的要务是找到真正能标志类的特质的限定词；在“民主”二字前加上关键的限定词，鱼目和珠就泾渭分明了。
以下，是我的分类尝试：
我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金正日、胡锦涛和温家宝这类“民主派”，统一命名为“一党民主派”。根据是，所有这些“民主派”都有一个本质上的共同点：坚持共产党拥有不容争议的垄断执政特权。我有把握地认为，我在这里把温家宝也列为“一党民主派”，可半点都没冤枉他。
我把许良英、谢韬、赵紫阳、鲍彤和李昌等“民主派”称为“多党民主派”或“宪政民主派”。因为他们都和晚年陈独秀一样，持有如下一语中的之根本意见：民主政治，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我看来，零八宪章签署人都应该是“多党民主派”，而不会是“一党民主派”。当然，坚决支持零八宪章的哈维尔和米奇尼克，则更是响当当的“多党民主派”。
给出上述两个明确定义之后，若再有人想在“民主”问题上含糊其辞，打哈哈，搞忽悠，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和惬意了。例如，当俞可平先生再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人们就可发问：俞先生嘴里的民主，究竟是“多党民主”，还是“一党民主”呢？
在民主问题上，姓一还是姓多，实在不可不问。不过问完之后，还应对“一党民主派”再作二级分类。简单化地把他们视为一个德性，一样邪恶，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我注意到，不少人愿意、也较有根据地将温家宝和同类的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贺国强、刘云山们作了一定的区割。对此，我不持异议。我持异议的是，有人不恰当地抬高、吹捧温家宝的深圳讲话，且缺乏事实依据地把温家宝和赵紫阳相提并论，并把前者错划为“多党民主派”了。大概这可以叫做：以已昏昏，欲使人昏昏。
温的深圳讲话中，有一句话被不少人反复热捧和一厢情愿地超限解读。这句话是：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其实，这几乎是邓小平的原话，了无新意。而且，20多年前邓说这句话，尚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意义。而在2010年的今天，温家宝全盘照搬这句话，则凸显了他的落伍、无奈和可悲。今天，邓记“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完全丧失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意义，邓记改革早已休矣！今天，不仅说邓记改革不是向上和进步，不是“正视危机现实，背负民族责任”，就连真的去干邓记改革，也不是什么向上和进步。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还再一次动情地念唱了毛泽东“窑洞对”中给出的“让”字经：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我先前说过，这个“让”字特别不靠谱（参见：《温家宝钟爱的“让”字经是个好东西吗？》）。这次，温的话音刚落，国务院强力部门——公安部所辖的陕西警方就来个千里进京，愣在温家宝先生的眼皮底下，把作家谢朝平抓到骊山脚下的渭南去了。真是，夫复何言？
在温的深圳讲话被泡沫化高估的同时，温也被人胡夸为试图力挽狂澜的潮老，是能继承赵紫阳政治遗产的不二人选。对此，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连公然违宪和违反《立法法》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都废不了的人，能吹响邓记改革的新一轮进军号？！一个现在不愿、也不敢宣告“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普世价值之体现的人，会是和赵紫阳一样的“民主派”？！
那么，我的异议是否意味完全排除温家宝退休后，从“一党民主派”变为“多党民主派”的可能呢？不，我不想完全排除。事实上，我自己就是在六四屠杀后，才义无反顾地从“一党民主派”变为“多党民主派”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多党民主派”阵营的逐步壮大，过去主要得之于不断有人从“一党民主派”变为“多党民主派”。当然，现在和将来，由于真正的“一党民主派”会越来越少，则中国“多党民主派”阵营的进一步壮大，将主要得之于两种趋势。一种是不断有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直接成为“多党民主派”。另一种是不断有人从口头“一党民主派”中的潜在“多党民主派”，华丽转身为显在“多党民主派”。
行文至此，我想强调一点，对“一党民主派”来说，谈论“民主” 根本不成问题，也从来不是问题；有些时候，他们甚至比“多党民主派”还义正词严、理直气壮。若用一句话把事情点透，则铁杆“一党民主派”心里最反感的，必是“多党制（还有两院制、三权分立）”；最忌讳的，也是“多党”制；最拒斥的，还是“多党制”。
然而，反对和拒绝多党民主的，是不是光是上述“一党民主派”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这些年来，人们常常看到，有些“民主人士”的确坚不认同共产党垄断执政的特权，他们为此曾坐过多年大牢，至今虽两鬓染霜，却仍壮心不已，时不时发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结束暴政的豪语。但是，有一点他们和“一党民主派”很相似，即同样不接受、不遵守甚至戏弄、拒绝多党民主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有的鸭子不愿承认自己是鸭子。但别人能看出来，他们真正要的，其实并不是多党民主，而是由自己来取代共产党拥有垄断执政的特权。这些人上台之前是口头上的“多党民主派”，上台之后将是行动上的“一党民主派”。他们玩的，也是假民主。他们干的，还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改朝换代。
由此说来，在咸与民主的当今世界，是否真正承认和接受“多党制”，才是检验真假民主的试金石。
2010年9月6日 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