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各地都面临着粮食短缺问题，为确保首都北京和全国各重要城市的粮食供应，从中央到地方都召开了粮食问题紧急会议，对此问题高度重视，但是就在此时四川开往上海的运粮船在武汉被截，此事甚至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那么，此事的前因后果如何？武汉港的工作人员又有何胆量截运粮船呢？
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正值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人们头脑发胀，各地不实事求是的虚报和浮夸之风盛行。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使粮食丰而未收，再加上自然灾害，使得全社会物质匮乏，粮食短缺。
粮食短缺到什么程度呢，据统计数据，到1960年6月，北京库存粮食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为中国粮仓的东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
北京上海尚且如此，武汉的情况自然也好不到哪去。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武汉市内粮食库存最低时仅有120万公斤，人平不到0．5公斤，供应极端困难。中央及时从吉林、黑龙江、内蒙、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区调入1．5亿余公斤粮食，才使武汉渡过了难关。湖北省曾规定：从县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止供应肉食。1959年4月，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合作食堂、点心铺。偶有供应，群众排队如长龙。[1]
为应对粮食危机，湖北省召开了粮食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武汉是中南地区的最大都市，近300万人口的粮食必须得到保证。会议决定从省内各县调粮，尤其是要从鄂北孝感地区和江汉平原这两个湖北产量大区调粮。为此，省委、省政府安排省粮食厅承担以鄂北随县和荆州洪湖为粮食主要汇集地的积粮任务。省交通厅承担粮食调运任务，确保武汉，支援北京和上海。但是下派到各县的任务都非同小可加上各县本身粮食也十分紧张，省粮食部门的集粮的任务艰巨可想而知。而交通运输问题也面临着更加困难的景况。当时湖北的铁路干线仅有京广线，省内物资运输全靠公路和水路。而当时的公路交通比较落后，从随县到武汉仅有坑坑洼洼的三级沙土路面的简易公路，而监利和洪湖到武汉还没有公路，只能走长江水路。于是，会议决定：在随县集并的粮食用汽车运达孝感花园车站装火车，再转运武汉和北京。在洪湖和监利各地集并的粮食，通过木船运送到两县的长江港口装大驳船再转运到武汉，部分将调运支援上海。
湖北省交通系统为此召开了多次会议，部署安排运力，除保证重点工业的生产运输，保证刚上马的丹江水库枢纽工程的物资资料运输，和各城市的日用生活物资的运输外，凡能抽调的车辆，全部都投入到这场粮食运输会战中。据时任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的秦忠（时交通厅汪进先厅长已调湖北省丹江口水利枢纽工作，秦忠负责交通厅全盘工作）回忆：因为没有路，骡马车、汽车进不到地头，我们马上指挥各县，动员当地群众抢修、铺设临时的简易道路。车辆不足，我又找工程师商量，给交通厅下属的汽车修造厂下达任务，赶造拖斗车让汽车加挂。由于该厂没有充足的钢材，我建议拖车大架、桁梁、厢板全部采用木材。没有新轮胎，我让省厅汽车旧件厂翻新废旧轮胎顶替。没有弹簧钢板，我竟出馊主意提出用楠竹替代，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2]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又传来了国务院从武汉紧急调两天粮食北上，已经在江岸车站装车的消息，这就意味着武汉几百万市民面临着随时断粮的危险。情况万分紧急，为了加快筹粮速度，在接到消息的当天深夜，秦忠在老战友闵学胜（时任武汉军区参谋长）的陪同下一起找到了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从睡梦中被我吵醒的司令员与我也不生分，隔老远就大声嚷：‘秦忠，你搞么鬼呀？深更半夜不让人睡觉，吵死人的。’
‘陈司令，你吃不吃饭呀？’我也学着赵辛初书记的口气说道。
‘我又没病，哪能不吃饭呐？！’
‘可是，武汉人民快没有饭吃了，我是来求援的，你无论如何要帮忙啊！’我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
司令员听着听着就坐不住了，眉头紧皱，双手叉腰，来回在客厅里踱着步子。司令员的夫人张双群同志给我们送上切好的西瓜。大家手里拿着西瓜却顾不上吃，厅内一阵寂静。
司令员停下步子说：‘这事紧急，耽误不得，部队一定要支援你们。我看这样，先调部队支援，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
我一听有门，心中一阵狂喜。
陈司令员同闵参谋长商议着，说这事让闵参谋长直接办理。这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3]
军队的车辆有力的缓解了粮食运输紧张的局面，但是在当时的道路、运输工具条件下，仅靠这些运力还远不够按时完成调运武汉300万人口口粮和调运北京的任务。
恰在此时，省航运局传来消息，称有一个万吨的运粮船队，从重庆起航运粮开往上海，要求沿途航线通畅。《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记载，1958年11月或12月，四川调往上海的粮食在武汉被湖北强行扣留。下令扣船的正是秦忠，此事非同小可。秦忠准备截留该船队的同时，又电话通知了各个方面，让荆州地委和行署敦促监利、洪湖各县加紧打粮，突击转运。同时又电告洪湖港区，粮食装运速度必须加快，船队沿途不准停歇，全速航行，限期到达武汉。
上海方面获知粮船被截的消息后，立即将此事状告到了国务院。
秦忠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这是省长的直通电话）响了起来，传来张体学省长的声音，他大声吼道：“秦忠，你好大的胆子，不请示不汇报就敢拦截上海的粮船？人家把状都告到了国务院，总理正在追问此事，你叫我怎么说？”
秦忠答道：“省长，要解武汉的燃眉之急，也要解北京之急，你让我怎么办啊？我先斩后奏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先借他的粮用用，洪湖的船队已经起航，正在途中，最多两天就能到武汉，粮食一到我马上就还人家。他们上海船队在长江上还要走好几天，加点速度不会耽误它的。”
张体学问道：“这可不是儿戏，耍不得半点滑头，你敢肯定两天能凑齐还人家？”
“省长，军中无戏言，我说到做到，敢立军令状，保证还人家粮食！”
张省长口气平缓下来：“截都截了，那只有这样了啊！秦忠，你给我保证的啊，我这就回复国务院，给你兜着。这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你以后少给我惹祸。”[4]
在截留上海粮船的29小时后，洪湖的粮船终于抵达了武汉。湖北方面在武汉港与上海方面完成了交接工作。此事上海方面没有再追究，国务院也没有再追问。
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问题作了检讨。他说湖北这几年自以为是，“五风”俱全。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1959年大办水利，大搞治山、治土；1960年夏季大搞开荒。这都表现了“左”倾蛮干。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36000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王任重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当时我们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7亿斤，却向中央报了450亿斤，因为多报了粮数，多上缴，致使形势恶化，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庐山会议后继续恶化，人死得更多。王任重的检讨，很大程度上是就粮食问题而作的。[5]
从王任重的检讨中可以看出当时武汉的粮食缺乏是非常严重的，秦忠的做法虽然有违规定，但是在特殊时期的非常之举，却有力缓解了武汉粮食短缺的燃眉之急，从这点上来讲，秦忠对武汉人民做了件好事。
[1] 引自香港中文大学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转引自高华：《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总第72期。
[2] 秦忠（口述），秦亚平（整理）：《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积粮运粮会战》，《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第8期。
[3] 秦忠（口述），秦亚平（整理）：《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积粮运粮会战》，《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第8期。
[4] 秦忠（口述），秦亚平（整理）：《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积粮运粮会战》，《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第8期。
[5] 唐正芒：《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
── 原载 炎黄春秋刊外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