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日，我来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
1998年，在上海打工的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中国民主党的消息，当时中国民主党北京和天津地区党部负责人徐文立，湖北省党部负责人秦永敏，浙江省党部负责人王有才分别被判处13年、12年，11年有期徒刑。如此重的刑罚是97年〈刑法〉修改后，颠覆政权罪里面最重的，使我感到很震惊，同时也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民主党的活动情况。
2000年7月，我因为撰写了《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纪念六四》、《民主纲领》等文章，并与美国驻华使馆取得联系，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关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当时我想，如果我被判刑了，正好可以在监狱里见到中国民主党的人，可以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但是，事与愿违，在北京被关押一个月后，我被移送到山西省吕梁市公安局，8月，我被吕梁市公安局正式逮捕，关押于汾阳县看守所，在看守所关押两年一个月，经过起诉、开庭、最后虽然没有被定罪，却被处以3年劳动教养，被送到恶名昭著的山西永济虞乡劳教所。
2003年8月，我劳教期满出狱，然后来到北京，经过朋友的帮助，在北京认识了一批民主人士，包括张辉（民主党办公室主任兼徐文立秘书）、吕加平、牛玉昌、胡星斗、张祖桦、张大军、刘荻、高智晟等，还有老一辈的许良英、何家栋、茅予轼等等。并且在刘荻的推荐下开始在美国的《民主论坛》上撰稿，前后总共有40篇左右，直到《民主论坛》的网站被中共破坏为止。
从03年出狱到05年，我每年都要在北京住上几个月，一边写文章，一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特别是长安街上张大军先生主持的三味书屋，只要我在北京，是每次必去，以便于认识更多的朋友。终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005年9月的一天，北京警察找到了我在海淀区的租住地，让我离开北京，并且给我买了车票，当天下午我就在警察的护送下，登上了回家的列车。
5年后的今天，我又一次来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北京，熟悉是因为北京的大街小巷基本还是那样，陌生是因为以前的朋友大部分联系不上了，特别是我很敬重的何家栋先生已经作古，和我在一块生活过的牛玉昌先生不知去向。
下火车后，已是晚上8点，给以前的朋友打了几个电话，不是联系不上，就是人不在北京，我不禁为晚上的住宿发愁了，如果登记旅馆，我怕警察找来控制我，这样的经历，我去年在深圳的时候有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了一个东北某地驻北京办事处的地下室住下。当晚，打通了高洪明先生的电话，约好第二天见面。
第二天上午，天下着小雨，我和高洪明先生在团结湖路见了面，由于有着共同的志趣，我们一见如故，他虽然经受了八年的牢狱之苦，但精神很好，身体也不错，他拉我到了一个小餐馆，点了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谈他在狱中的情况，谈徐文立、谈江棋生、谈刘贤斌、谈我们各自的家庭生活，谈未来中国的走向等等。谈到他现在的情况，他说现在每到敏感时期总是“被旅游”，平时靠低保和失业救济金生活，因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生活还能过的去。我不禁在想，一月一千多块钱的收入，在现代化的北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高先生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和8年的牢狱之苦，他无怨无悔，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和后悔。这种精神，使人由衷地敬佩。
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因为他家里有事，我就和他分手了。
刚刚走到街上，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我们当地国保打来的，我问他什么事，他说要请我吃饭，我心想，我在家这么长时间对我不闻不问，怎么我一到北京他就找我，我不禁惊叹中国警察的无孔不入。我说我不在家，他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北京，他问在北京做什么啊？我说看朋友，他说在北京待几天，我说一个星期左右吧！他说你要是没有什么事，就快点回来吧！我说等我把该办的事办完我就回去。
第二天也就是8月5号上午，我收到了张辉（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不是徐文立的秘书）的短信，问我是哪一位，因为我前日给他打过电话，他没接，我给他短信，做了简介，完了他约我到他住处见面。下午，我根据他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他的住处，因为我们是老乡，所以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国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所以简单的介绍了各自的情况，然后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我问到了三味书屋的情况，他说他不常去，但是那里的活动还有，时间是每个周六。当天是周四，我想不管怎样，也得等到周六以后再走。后来，我浏览了一下他的书架，有好多外面看不到的“禁书”之类，找感兴趣的翻了翻。看看天色渐晚，我提出告辞，他要留我吃饭，我说不用客气，因为住的远，要赶路，他送我下楼，告辞。
8月6号，周五，我给深圳的郑酉午老师打电话，才知道他被他所供职的学校辞退了，原因是学校顶不住警察的压力，我不禁为他的生活担心，也为警察的卑鄙感到愤怒。跟郑老师要了滕彪的电话，打通以后，他说下周一可以见面，我说到时候看情况再定。
等到周六下午两点，我赶到三味书屋，刚进去的时候人不多，看看公告牌，知道今天的主讲人是《炎黄春秋》的副主编徐庆全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建国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嬗变”。渐渐的人多了起来，我发现来的人中没有一个认识的，主持人也不是张大军了，改成书屋的老板了，姓李。通过打听，我找到了查建国先生，简单介绍以后，他要去了我的电话和地址，说以后好联系。接着讲演开始了，徐先生口才极佳，他将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划分为三个阶段：毛泽东的强人政治，邓小平、陈云的双峰政治，胡温的集体领导。试图说明中国的政治格局在“嬗变”，其观点无论正确与否，也是一种独到的眼光。讲完后，进行现场提问和讨论，气氛很热烈，我看会场上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个人还高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情绪很激动。散会以后，老查邀我共进晚餐，我答应了，还叫上了一同开会的一位姓刘的先生和一位姓朱的小伙子一起去了附近的一个小饭馆，我们边吃边谈，一直到8点天黑的时候才分手，姓朱的邀我住到他那里，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晚上我就跟他住在一起。
查建国先生是中国民主党的发言人，98年组党的时候，他与徐文立、高洪明、吕洪来、张辉等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和天津地区党部，并且准备筹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是民主党内的一位重要人物，为此给他带来了9年的牢狱之灾，长期的牢狱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并且破坏了他的家庭，现在他孤身一个，一个女儿远在美国，他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付出如此代价，其精神令人感佩，由于不肯悔罪，他没有被减一天刑期。
第二天上午，我又接到了山西国保的电话，催我快点回家，本来我还准备去拜访张祖桦和江棋生先生，为了避免与北京警察打交道，只得放弃了，与滕彪的约会也只能取消,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们当地国保一通知,北京警察随时都会找到我,当天下午,我就登上了回家的列车,如此,这趟北京之行连去带回整好一个星期。
2010．9．25
《议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