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喜讯终于从挪威传来了：刘晓波先生获得了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值得为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的人士瞩目的奖项，终于众望所归、物有所主地授予了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先生。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全体党员们无不为之额手相庆，奔走相告。这个大喜讯的表明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对于中共政权来讲，则是无情的嘲讽，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所倡导的和平理念正是为着人类的进步事业着想，其价值目标必然是走向民主与自由，为此必与动辄采用暴力对付民众的专制独裁手段极其政权对持起来。长期以来，处处站在刘晓波对立面上的正是中共政权，它一贯不容忍民众在言论上的任何批评和不满，却还牙以强权的暴力暴政。作为以言论“得罪”中共最为杰出的刘晓波，在与这种极度的非对称力量的较量中，获得了道义和良知胜利的恰是刘晓波，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普遍敬意。
中国的百姓老是说，会懂得怎么“做人”，或者说学会“做人”，这词作为生存的准则在寻常百姓的价值体系中占据着较大的分量，但是鲁迅先生却指出：“中国人向来没有获得过做人的资格”——在此的分歧呈现出人的主体性的价值趋向。老百姓常说，个人与政权的任何对抗都是乏力的，是“鸡蛋去碰石头”。现今让中国的老百姓领略到了，人民并非只是“鸡蛋”，哪怕只是一个微弱的个体之身躯，如刘晓波者，而强权也并非就是“石头”。巴斯卡说：“人是一株芦苇（软弱之意），但却是有思想的（强大之意）”。刘晓波洞悉这点：“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刘晓波：《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在西方知识人士看来，“鸡蛋vs.石头”的意义就体现出西西弗斯的精神，在追求目标的毅力超凡之途中，“赤身裸体走向上帝！”（刘晓波著作的一本书名）。
对于诺贝尔奖，中国人民盼望良久矣。号称为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华大地上，养育着全人类五分之一之多的人口，为什么这里的中国人为什么始终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呢？其根源乃因个人自由的严重匮缺，人民被压制在高度奴役的生存状态下。获得诺贝尔奖者须要对于各自的科目上作出超凡的出类拔萃的成就，为此务须有极大的创造性萌发，而创造是与自由属于同一性质的人类基本活动而处于不同的价值评价方位上，可以谓之，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而我们的民主斗士、民族英雄刘晓波先生则实在是属于另类的分子，他以无比坚强的决心、坚忍不拔的意志超越了专制统治强加于他的种种心身锁链，赢得了宝贵的思想自由（马丁•路德的名言：“人的思想是自由的”），当然，他也为此付出十分昂贵的肉身代价：四次囚禁，最后这一次被判决为11年徒刑。所以说，“自由是天才的事业”不为过（刘晓波：《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而刘晓波先生真是这样的大天才。
在1918年10月15日的《新青年》杂志上，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人物李大钊，称得上有颗睿智的头脑，但还是天真幼稚、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异想天开地认为战争是“大……主义”的失败，也就是作为隐语的专制主义的失败云云。岂不知，西方世界两大军事集团的大厮杀就是双方的总体战争，是动用全体国民和国家实力的整体较量，战争能够最终结束，意味着分出了胜负，作为失败一方的全体德国人民来说，背上十分沉重而耻辱的割地赔款：“凡尔赛和约”，哪有什么胜利可言？不然德国人民怎么会“通向奴役之路”，投向法西斯纳粹的怀抱？而在俄国则是，庶民更加快速地蜂拥通向奴役之路，因为战争，这种暴力的极端形式易使民众的情绪仇恨交加，更要紧的是极易使民众凝聚成一体，在“爱国主义”至上中，乃捆绑在一条战车上，好为君主、独裁者所充分利用。在中国，庶民通向的奴役的大路更比俄国和德国的要宽敞，因为群体主义的情愫远比前二者要来得强烈，而文明的教化远为低下。
难怪李泽厚评语道：“现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大都是幼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因此人民的胜利，意味着人民的思想觉悟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人民群众对于自身弱点弊病的克服和落后意识的战胜。刘晓波能够获得诺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近一年多来，海内外民运界和其他华人各个阶层以及国际友人和知名人士的齐心协力、通力合作的结果，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造成了很旺盛的对和平与进步诉求的人气和声势。
人总是内禀着弱点，在上帝面前，他只是一个罪性的个体，任何人群团体都是由弱点的每个个人组成的，也当然秉性着内在的弱点，民运组织也不例外。当民运组织各自为政的时候，他们的力量是分散的；当他们一旦懂得，刘晓波本人已经成为了民运的标志，一个民主精神的象征。刘晓波的案子主要地是为着08宪章的起草人的角色而抓捕被判刑，他的个案就是与中国的民主大业紧密相关联，为此外界的声援需要的是凝聚力量，大家乃摒弃分歧，为社稷大计，共策共力，尽管有部分民运人士并不认同刘晓波的辩护之词，但这只是极少数，构不成气候。人民大众在寻求中国进步的途径过程逐渐学会了民主的方式，懂得了合理的手段和程序的重要性。
保皇派人士何新，尽管其奴婢人格不为人齿，但他的《论精英淘汰》为中国国民性的丑陋一面勾勒出一副警世的图画。确实，中国人的“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人生观，“枪打出头鸟”的“红眼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东方式嫉妒”，让中国人的人格境界耻辱于世，在以往的民运派系之争中，也时常有所反映，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将思想锋芒毕露、文笔显山露水的刘晓波先生，被社会各界恶言蜚语谩骂侮辱之多，历来是蔚为大观的，但是这些并不损害多少刘晓波的英雄形象，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的英雄好汉必定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他并不向往风云一时，昙花一现，在这方面，那位何新先生恰是只配做反衬刘晓波的小丑；英雄同时也是应该具有全人类的品位，他并不单是希冀求得本民族特色的狭窄认同，他不需要媚俗来恳求自我小圈子里的人头票数，而是放眼世界，企求真理、自由、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超我的大英雄是将自己的小我融入到宇宙大我之中，求得与天地共在与永恒，升华为“超人”，能企及此境界者，刘晓波可谓是尼采在中国的传人。
红花还须绿叶扶。英雄能够成长起来也正是人民大众在思想认识上的进步的必然反映。在这次声援诺贝尔和平奖的浩大浪潮中，民运人士认识到，“我们之所以提名刘晓波，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
施卫江
于美国纽约2010-10-8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