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憲冠，翻譯，當年25歲，大學四年級
日子有功。是的，每年过了四月，庄耀洸便会有一天没一天的数算起来，当年他是中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负责镇守香港大本营。啊，今天是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三天后十八日，三千学生游行。廿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他记得，当晚有消息说要镇压二十万人，换来二十年的稳定。身在京港的各人，都好忧心……第二天，学生成功突破警察防线，二十万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
然后，五月四日，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十七日，十八日，李鹏总理终於跟学生见面，但不欢而散，十九日凌晨，赵紫阳和李鹏到广场探望学生，二十日，北京戒严，二十一日香港百万人上行，二十二日，北京百万大军围城……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晚……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六月四日……
他是个律师，最紧要并非从政，所以记性特别好？也许是。他说，这件事，和跟这件事有关的种种，总是到了每年这个时候，自自然然涌上心头。
有说十八年后一条好汉。今年六四屠城届十八周年，逝者的亡魂有没有轮回人世，不得而知，只愿他们得到安息。曾经亲历事件的生者，不论老少，由当年的大学生到今日的大学生，好好歹歹又一条好汉，那件事，就是忘不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傍晚，我们一班同学听说晚上会有事发生，於是打算吃过饭后，到广场上去，准备吃几棍子，然后给扔上大卡车。那时，电视开始播放特别消息，说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要执行工作，叫人不可随便走动，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那时并不为意这「反革命」，到后来才悟出窍妙。如果李鹏没有说谎，那么党中央和国务院真的没有说过学生在搞动乱——直至六月三日傍晚。这时，学生——也包括市民吧，都搞起动乱来了，而且是「反革命」的。因此，六月四日通缉名单出来，学生领袖都榜上有名，然后是幕后黑手，然后是搜捕，等等。
平息反革命暴乱／恢复社会秩序
现在，「反革命」早已成了历史名词，但那时却是一条死罪。我们在一夜之间干过什么呢？实在什么也没干过，也无事可干。广场上的大陆学生在闲坐、睡觉，顶多随便聊聊，恣意骂骂。香港学联则不远千里运来帐篷，准备安营紮寨。我们一些同学觉得无所事事，早已想要离开，或者到别的省市去看看。只是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忽然有一批少年兵要冲进广场，情形一下子紧张起来，便又留下来了。那些少年兵幸好没有配枪，也不穿整套军装，否则可能已经打起来了。我在街上听到一位市民骂道：都没事了，又搞起来！
怎么又搞起来，而且成了「反革命」呢？这也许得发邓小平於地下，但这很渺茫，或者由共产党自己来表白，但这也同样渺茫，因为多年以来，「反革命暴乱」已经偷偷的变成一场「风波」，轻描淡写过去了。这之所以有些人在提到「六四事件」的时候，往往甩掉了这一节，把平息「反革命暴乱」说成是恢复社会秩序，但他们却未一顾清洁街道、扫净垃圾、疏导交通等事情竟动用了真枪实弹的事实。上面说的话，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已经说过。
听教训／不听教训的学生
直至现在，似乎每年「六四」之前，都会有些言论出现，然后引来一串反应，来来往往，至「六四」而消失。那一年也不例外，我於是发了以上一通看法，记得在维园集会后的一个场合之中。我并不切切於说这些话，只是觉得这方面似乎不大有人说，而且那时的话并不曾笔之於书，所以才想到写下来。而我想说的，反而是十八年中间的一些点滴。
八九年下半年，「六四事件」余温犹在，好些中学都办活动来教育学生，请了我们这些上过京的人到校和同学分享所见所闻。我也参加过几次，还记得一次在我们说完之后，校长给同学补上一句：北京学生为民主这样了，你们觉得应该怎样呢？
又有一回是在一个生活营里，一位名师带一班年龄较长的学生搞暑期学习。我说完之后，名师也补上一句，彷彿我说得不够清楚，或者故事的教训不明显，未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我总想起很久以前看过一部关於法国大革命的电影，一开场是一个小孩子在浴桶里，一个女人给她洗澡。房子外面沸沸扬扬，一听便知是群众正在闹革命了。女人一面洗，一面教孩子背诵「人权宣言」。可是孩子显然没有背熟，「人生而平等……」啪的就一个耳光。再背，也不熟，啪的又一个耳光。如是赏了好几个耳光。我想，严师出高徒，教训自然会有好学生，但是，如果北京学生都听教训，恐怕是不会有八九年的事了。
生活成为媒体／媒体里活
过了许多年，又到「六四」，这一年一位朋友原本应邀出席一个讨论会，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於是叫我去替代。我不知可以说些什么，他说以上京学生的身分说点什么吧。我骤然感到一点异样，彷彿给人拿来充数。我已经忘了我那时的说话内容，但还记得，讨论会完了主持人竟然对我说了一句也十分异样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会说些什么，现在看来也可以的。他好像以为我可能出了他的规范，但幸好结果没出乱子。
我马上产生一种被利用的感觉。我们原来不过是一部大机器的小螺丝，是雄图大略里的一枚棋子。我并不介意被利用，只要有用得的地方，又不过分，是无妨的；只是一经点破，感觉总不大好。
香港的言论不能说不自由，但我时常听到说话和读到文章，总禁不住觉得那是一些安排。小姐太太穿衣服，时常警惕是她在穿衣服，还是衣服在穿她，也是这个道理。那么，是我们在写文章，还是文章在写我们，也是一个问题。前几天看报，有一位作者说，现在报纸版面多，报馆聘请一群记者，每天忙填满这些版面，实在也是说相同的状。我时常感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媒体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生活成为媒体事件，而在媒体事件里我们才生活。现在来写这篇文章，是否也在「填沟壑」？但愿这是我在做梦，现实并不如此。
道德不是包袱／不要成为包袱
其实，我何尝没有规范别人，权力大小不同而已。
「六四」之后，我们这种人每年如常到维园集会。大约是第三四年，乘小巴在维园对面下车，下车的时候，后面一位乘客忽然说：「还在搞！」他大概已经开始感到不耐烦。我看他不过是个少年人，现在应该差不多踏入而立之年了，看见又搞了十多年，不知会有何感想。我那时不免愤愤然，因为在这样的大题目之前，绝对不能含糊。然而，愈到后来，我便愈不这样想；第一毋须深责，第二不必宣传，第三可免交棒。邓小平说，杀一批学生，只要用十年，又可以再培养另一批。
其实即使不杀，二十年培养出几批，这几批人是不会有什么包袱的。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或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那一代人活在「六四」里，不必其他的人也一样，其他的人也应该造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六四」，活在自己的「六四」里。因为，道德不是包袱，也不要成为包袱，道德是自觉的。所以，我并不说什么「在维园见啦」之类的话，去不去坐坐，悉随尊便。
至於我们这种人，自然还是每年如常到维园集会。
二○○七年六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