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从远远的天际慢慢地垂落北京城，这是二○○七年六月三日的黄昏，天安门广场上一片平静；十八年前的同一天夜里，这里却是子弹呼啸声夹杂著嘶嚎、血腥。
然而，这一切现在在北京已经是少有人谈的历史事件。世界在变，潮流也在变；那一年的争取民主诉求，现在似乎已经变成少数几个人的事了。但是，也并不需要悲观；因为维权的声浪、行动在全大陆不断的上演著。维权乍看之下，似与民主不是同一回事，但维权却发出了更强烈的讯息，那就是只要老百姓勇于争取自己的权益，就永远会与不合理的体制冲撞。
“那个时候说共产党腐败，是犯忌讳的。说打倒共产党，是反革命的。”亲身经历过那一场腥风血雨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说，当时官倒、腐败，一般老百姓却都只领一百多块、几十块钱人民币，猪肉涨个几毛钱大家就受不了了。大家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水准，整个大环境让民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产生了极大的落差。正好赶上胡耀邦的年代，从文革后，甚至从反右后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声音，在思想开放后完全宣泄。
“与其说是追求民主，倒不如说是用比较激烈的、比较情绪性的方式表达愿望。”浦志强说。
或许浦志强的看法未必受到全面性的认同，毕竟“六四”就是一场民主运动。当时没赶上“六四”的维权律师李和平说，“当时大家可能想从最根本的社会制度上作一个变革，先解决制度问题。而争取制度变革的以知识分子居多。”李和平的看法也可解读为，即便当时不是争取民主，但绝对是希望制度变革。如是解读则和老浦的看法并不相违背。
十八年的时间，让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一九八九年大陆的国内生产毛额仅近一兆七千亿元人民币，二○○六年却已达到近二十一兆元。或许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下层结构改变，上层结构也要跟著改变。尽管贪官抓不完，但现在喊反贪腐喊得最凶的反而是共产党本身，老百姓说反贪腐早就不是忌讳；民众对共产党也更加“信任”了，“六四以前不知道共产党真会杀人，六四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浦志强说。
可是，不管政治、经济、社会怎么变，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不满情绪，依旧没有改变；而且，起身争取权益的已经不只是知识分子，甚至是“脸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近年来每年全大陆都还有八万、九万多件聚众抗议事件，去年的广东太石村是，今年的广西博白也是。
“经济发展到了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利益，但利益受到公权侵害却出现得更多。有很多是被迫参与维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部分人也敢于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李和平说。
“当时包括意识形态等等的禁区很多，没那么多律师，法律也并不完备，民众与共产党之间相互认知的底线并不清楚，就很容易碰触到底线，容易走得太过。现在大家都清楚底线了，现在的法律已很明确，即使还存在有法不依的情况，但是要比那时好多了。”
“八九年的时候，民主是具体的诉求；现在的维权，是有限度目标的努力。”浦志强说，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把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李和平认为，争取民主跟维权二者之间并不相冲突，“民主是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选举权，维权也是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受侵害。这二者之间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诉诸于政治，另一个则是在法律的平台上博弈。维权是成本低、有利于公民意识的训练。”
浦志强并不悲观，“台湾的今天应该就是大陆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