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罗马帝国、古代日耳曼人对不列颠列岛的入侵,英语无从产生,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更无从谈起;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正义的概念,没有对暴政的反抗,人类文明就失去了进步的阶梯。在战争的血泊和对正义的渴望中,人类社会逐渐确立自由民主的价值观,20世纪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冷战的胜利,民主力量第一次对极权专制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1853年7月马休·佩里准将率美国东印度舰队4艘军舰打开日本国门,史称\”黑船事件\”。为感谢佩里打破幕府锁国政策,促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之路,日本人在佩里舰队登陆的横须贺市久里滨建立佩里公园和佩里登陆纪念碑,由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题写碑名:\”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佩里公园每年都要举行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入侵者\”佩里在表演节目中以英雄和日本恩人的形象出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国史观将捍卫满清锁国政策、抵抗\”入侵者\”的林则徐视为民族英雄!林则徐等辈,镇压民众起义、抵抗外敌都只是奉命行事、效忠朝廷,顶多是满清的忠臣和炮灰,如何担得起民族英雄四字?

顾炎武区分亡国(政权覆亡)与亡天下(文化、伦理的灭亡):\”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吸食草民血汗的\”肉食者\”,与草民是截然对立的利益体。

爱国就是不让政府伤害祖国。任何国家和民族,反抗暴政,为自由和人权作出重大牺牲或贡献,若武昌起义、建立民国的群雄,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张自忠、郝梦龄、王铭章,以及林昭、张志新、六四死难者等仁人志士,方可称得上民族英雄。

林则徐和三元里抗英的神话

从刘媪\”梦与神遇\”产下刘邦到中共亩产13万斤稻谷,哪里欠缺常识和新闻自由,哪里就盛产神话。党国史观炮制的林则徐和三元里抗英、主战派与投降派之争的神话,把历史当成小说,把小说当成历史,于意淫中达到爱国等于爱朝廷的高潮。

本是外来入侵者的满清,定鼎中原之后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天朝为世界中心,余者皆为蛮夷,无非剿、抚二策。满清君臣一致主张攻剿英夷或先剿后抚,\”逆夷非不可抚,然必痛剿之后\”,\”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伸天讨而快人心\”。甚至战败之后,主战的奏折还在飞向紫禁城。都是揣摩圣意的\”蛋黄派\”,哪里有什么主动找死的投降派!

1839年7月,九龙炮战拉开清英战争的序幕,英军仅4人受伤,林则徐竟奏称:\”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受伤者,尤不胜计。\”道光被忽悠得都不知自己姓啥了:\”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夷狄如此不堪一击,还不赶紧大打、特打?9月17日穿鼻海战,英军零伤亡,击毁清军近30艘战船,林则徐再次慌报军情:\”夷人有数十人中炮,纷纷滚跌入海。\”

报喜不报忧是游戏规则的核心,作为满清官场少有的精英,林则徐及其属下尚且如此,其他人等可想而知。英国人因膝盖不能弯曲难以向清帝下跪的神话,让林则徐认定英军\”一仆不能复起\”,无法进行陆战,道光又被忽悠得\”引颈东南,日盼捷音\”:\”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留\”。唯一让道光担心的就是英军\”闻风远遁\”。

林则徐后来承认:\”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则徐有所不知的是,光是\”大炮得用\”还不行。清英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并无后人想象的那么巨大,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吴淞口宝山炮台的近2百门大炮,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火炮质量令英军甚感惊讶。岂料战火一开,两江总督牛鉴等统兵官员就脚底抹油,\”统军者惊奔,众无不溃矣\”。50年后的清日战争(1894),满清陆军和北洋水师的装备超过日本海军和陆军(人均8发子弹),照样被打得全军覆没,屈辱求和。

战争不仅是军事,更是教育、政治、全民素质、文化、科技等综合国力的较量。英国13世纪制定《自由大宪章》,确立\”英国人生而自由\”、\”王在法下\”和\”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1689年制定《权利法案》,实行君主立宪和军队国家化;法国1789年大革命颁布《人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古代与现代、奴隶与自由人的战争,不战则己,战则必败。

三元里一场小得不能再小的战斗(英军阵亡4人)被吹为大捷,三元古庙1961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列为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后又被列为全国百家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1915年3月19日《申报》发表的短篇武侠小说《冯婉贞》,竟被中共当成真实的历史事件收入教科书:\”本文记叙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北京圆明园附近谢庄人民反英斗争的故事。\”清政府视英国为蛮狄,与英国要求国家平等、自由通商的矛盾,君主立宪的英国入侵、教训满清专制政权的战争,就这样被党国史观置换为中国民众与英国的矛盾和战争。

19世纪的英国人和中国百姓可没有中共想的那么愚蠢。战争之前,英国人就在提醒本国政府,切不可与中国普通民众为敌。英军矛头直指清政府,与中国民众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贸易往来在在多有。满清官员痛心疾首:\”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扬威将军奕经反攻浙江大败而回,给道光皇帝的奏折称浙民皆为汉奸,无论男女,与畜生般的夷人站在一起,观战时谈笑风生,竟不知是何肺腑。

最大的叛国者是、也只能是践踏人权、背叛国家为民众服务之宗旨的独裁者。鹰犬不顶用,奴隶主居然奢望畜牧的牲口(奴隶)为之卖命,这才真的叫不知是何肺腑!\”奸民\”、\”奸商\”为英军带路、与英军做生意,受损的是满清权贵的利益,何来汉奸之说?百姓长期被官府欺凌、压榨,稍有反抗即被血腥镇压,好不容易有外部势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外星人)为他们出气,打得邪恶势力落花流水,当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天下兴亡、百姓皆苦,匹夫兴亡、国家无责,为民众服务的国家异化为权贵残害民众的工具,最大的爱国行为莫过于打击犯有叛国罪的专制势力。1860年英法联军进击北京,在香港和广东招募的2千多名搞运输的苦力,竟丢下本职工作,奋勇参战。有机会痛击平日里欺压民众的朝廷鹰犬,何其快哉!

三元里抗英、民心可用、人民战争的神话不仅忽悠了道光,还忽悠了后来的咸丰、那拉氏(慈禧),直到2003年央视直播伊拉克战争,中共的军事专家仍在憧憬伊拉克老百姓跟美英联军拼命。

满清对外战争,民众之所以不与外人为敌,是因为\”我们\”没有挨打,挨打的是活该被打、打了\”我们\”两千年、早死早好的皇权专制。1894年10月25日,日军进攻东北重镇九连城,清军闻风而逃,\”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日军)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谭嗣同说:\”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当日本去辽东时,民皆号泣从之,其明征也。\”

暴政以万民为刍狗,万民视暴政为寇仇:1942年河南大旱,汤恩伯(河南省政府主席)部贪赃枉法、勾结土匪、鱼肉乡亲,沦为\”水旱蝗汤\”的四害之一,造成300万人活活饿死,\”宁愿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民谣广为传唱。1944年4月,日军在灾区拿出军粮赈灾,河南百姓主动配合日军作战,在汤恩伯部败退时,举着猎枪、锄头四处截击,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数万国军束手就擒。

民心就是一杆秤:同样是在河南,民国第四集团军省下军粮救灾,民众无不铭记在心,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豫西战役\”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

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党国史观刻意歪曲、隐瞒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将圆明园遗址列入\”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858年\”亚罗号事件\”和修改条约引发\”英法联军之役\”(第二次鸦片战争),满清被迫签定包含\”外国公使驻京\”的《天津条约》。想到夷狄直入北京亲递国书,扒下皇威不可侵犯的皮内裤,咸丰帝杀心顿起。\”礼\”是皇权维持统治的核心制度,在信奉天下一统的天朝,皇帝为天下共主,皇恩浩荡,进贡、关税或可免却,藩属国的使臣觐见皇帝必须跪拜,没有这个耀武扬威、招摇撞骗的面子,动摇了\”礼治\”的根本,皇帝的里子都难保。因此,咸丰拼了老命、舍弃一切、被打成猪头三都要捍卫这个面子。

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1860年9月18日通州谈判,满清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扣押、监禁英国谈判使团一行39人,虐杀其中的21人,\”被关在圆明园的俘虏双手被捆,整日下跪,3天水米未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4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3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3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来着,说,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

10月7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英国公使额尔金认为,是清政府而非其国民造成惨剧,火烧圆明园是\”为严惩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惩罚\”仅降在清文宗本身,与人民无关\”,遂布告京城百姓:\”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

刘晓波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对中共当局的严厉谴责,火烧圆明园则是对清政府背信弃义、践踏规则和人权的惩罚,蒙受耻辱的是野蛮愚昧的极权政府,绝非中国民众。

战争有正邪之分:为自由而战,民众自当支持。清政府的对外战争,根源在于维护礼治和闭关锁国,民众当然乐得看笑话,乐得看统治势力的衰败。党国史观支持、同情清政权,将暴政与暴政下的民众混为一谈,潜台词是:暴政再黑暗、腐朽,只要是对外战争,民众都应当支持。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等颠覆党国史观的见解,轰动一时。

国家(政权、政党)只是为人权服务的工具,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2010年9月,一篇题为《围观就是力量:一张八国联军老照片颠覆理念》的帖子在天涯、凯迪等人气网站引来疯狂\”围观\”:\”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这张照片显示,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

仅凯迪一个网站,类似\”联军来了我带路\”、\”解放中国、杀尽贪官\”的跟帖即高达70多页,网站不得不和谐掉主帖。这才是真正的民意、民心:非民众赋予的权力(选票政治),不可能为民所用;对贪污腐败、黑暗政治的愤恨,古今中西概莫能外。

毛泽东的\”军事天才\”

将熟读《资治通鉴》、从未受过军校培训的权谋大师毛泽东打造成\”军事天才\”,是党国史观愚民的重点项目,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本来是朱德的版权,也被归入到毛泽东的名下。

既然\”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1934年中共为何被\”第五次围剿\”打得狼狈逃窜(长征)?党国史观给出的解释是:\”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事实上,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中共仍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国军第五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共同样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中共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

共产国际同样非常注重运动战原则,1933年3月即电示中共:\”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甚至王明也强调:\”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黄道炫《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是因为缺少毛泽东的指挥和子虚乌有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而是由于国军改变战术,稳扎稳打、构筑堡垒掩护突进,导致中共诱敌深入、游击战和运动战完全失效,\”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以图苟沿其残喘,求最后之挣扎。\”中共一线战将彭德怀、林彪对此深有体会,\”很少有大的运动战给我们打的可能\”。

\”四渡赤水出奇兵\”更是笑话: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泽东复出,急于证明自己,指挥土城战役,以弱攻强,伤亡高达4千多人,被迫一渡赤水;3月15日,毛泽东再次瞎指挥,不听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的正确意见,执意进攻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被打得屁滚尿流,\”贺子珍、邓颖超这些老弱妇女也都要拿起枪来自卫,所以这一仗也败得特别惨\”,被迫三渡赤水。与满清类似,中共把灾难当政绩,把失败当成胜利,其来有自!

中共流窜到贫瘠、荒凉的陕北,生存和发展成为头等大事。1936年2月,毛泽东否决林彪向南、彭德怀向北的提议,坚持要向兵强马壮的阎锡山进攻,美其名曰\”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3月8日兑九峪一战,晋军打得中共主力落花流水,全线败退;5月初,损兵折将的东征无功而返,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退回陕北。

如毛泽东所言,真正拯救中共的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

没有日本侵略,就没有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共就不可能取得合法地位,一边消极抗日,一边招兵买马。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中共从陕北的牢狱中解放出来,确为喜极由衷之谈。\”军队仅4万余人,根据地只剩下陕北一隅的中共,在抗战之后,奇迹般地创造出近百万正规军和220万武装民兵,大半个华北以及华中、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它的天下\”。

1946年4月国共东北四平会战,毛泽东不顾部队伤亡重大、难以补充、士气低落,一再电令林彪\”死守四平\”、\”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寸土必争\”;打到5月18日,\”中共以损失上万人的代价,被迫弃守四平街和本想立为自己\’首都\’的东北重镇长春市,仓促跨过松花江,撤至北满\”。

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在韩战中表现得尤其充分:1950年11月,毛泽东连发4封电报,逼得9兵团在缺乏御寒衣物的情况下仓促入朝参战,试图一次性歼灭美军几个师,结果自己冻伤3万多人、冻死4千人。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否决彭德怀要求部队后撤、休整的正确提议,命令\”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二至三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准备不足的彭德怀被迫匆忙发动第四次战役,蒙受巨大的人员、领土损失。

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21日结束,彭德怀22日便在毛的要求下发起第五次战役。5月26日,毛泽东总算明白一次性歼灭数万美军是不可能的任务,在电报中转而要求彭德怀:\”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

韩战中毛泽东的电报都必须禀报斯大林,5月29日斯大林给毛的回电充满讽刺意味:\”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爆发,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口出狂言:\”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9月3日,毛泽东命令中央军委发出《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要求\”不主动攻击美军,若其入我领海领空,我坚决打击之\”。话音未落,美海军于3日当天就在金门海域为民国海军护航,在韩战中学乖了的毛泽东,赶紧让厦门前线总指挥叶飞下令:\”从4日零时开始,各炮群、岸炮群,须严格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不准打炮,敌人打我们也不准还击,也不准打冷炮,违犯者军法处置!\”朝令夕改、自食其言,畏美军如虎,到了这般地步,以致于中共前线官兵和后来的军史作者都莫名其妙。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毛泽东,在利用人性的弱点、整人、钻营权术这方面,确实是一等一的高手,其治国、军事方面的才能实在是惨不忍睹。袁腾飞评价毛泽东:\”毛死了,1949以后,毛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毛自己死掉了。\”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