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圣经•加拉太书》5章1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
摘要
本文旨在论述非暴力行动在中国得以展开的精神和政治背景。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中国专制者的统治策略，明确提出以文攻与武卫相结合的心理战是当局统治术的核心所在，这也是非暴力行动所要面对的精神和政治现实。在第二部分，作者的主要见解是，专制统治对心灵的压抑让传统中国无法走出暴力的陷阱，并指出，我们只有借着心灵的解放才能走出中共用鲜血筑起的红色暴政。最后，本文提出，自由的心灵为非暴力行动提供了持久和永恒的力量，是非暴力行动得以战胜暴力统治的重要精神动力，而这样的非暴力行动也将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之路奠下一块块坚实的基石。简言之，本文的中心线索是“心”：第一部分着重探讨极权统治当局的心理战手段；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受到压制的心灵得到释放的可能；第三部分则突出了自由的心灵的力量。最后，本文简要分析了非暴力行动对中国转型之前途的影响，作为全文的总结。
（一） 中国的专制统治术：以文攻与武卫为基础的心理战
1. 经济拜物教与暴力拜物教的形成机制
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起，对国家治理之术的讨论就获得了充分的展开。不过，不知何种原因，就笔者阅读所见，当代许多人对诸子百家的研究集中于思想和伦理层面，注重各个流派对后世思想和观念的影响，而对其实际的治理和统治术的研究相对比较少，甚至可以说非常少。笔者并非研究历史方面的行家里手，但通过有限的阅读和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观察，笔者明显地感觉到，尽管当下的社会经济状况与2000多年前可谓有天壤之别，传统的专制统治术却仍在当下的中国大地上大展身手，丝毫没有“过时”的迹象，反而借着现代的技术手段更上一层楼。
中国传统的“术”、“势”、“机”、“权”等具体的政治策略思维非常丰富驳杂，为了使问题的讨论更为简化，有必要对其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总结。笔者发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政治名言就高度浓缩了中国传统的专制统治术。它恰当地捕捉住国家治理中的精髓：软（祀）硬（戎）兼施，明（戎）暗（祀）配合；或者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引诱加威逼；或者说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总之，“祀与戎”为我们理解那隐秘的统治术提供了一把钥匙，一扇窗口。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执政者的统治策略依旧没有脱离“教化”（祀）与“威压”（戎）双管齐下的旧模式。用现代的术语来说，“祀与戎”就是文攻与武卫的绝佳配搭。
“祀”就是祭祀，是宗教的仪礼和象征，也是意识形态的终极依托。共产党号称唯物主义者，可谓名至实归，因为它们在现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展出新的宗教：拜物教，包括暴力的拜物教和经济的拜物教。之所以称其为拜物教，是因为它们分别崇拜枪炮和金钱这样的有形物质。正如暴力拜物教的经典教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揭示的那样，枪炮是执政者的“神器”。而又如经济拜物教的经典教义“发展是硬道理”所昭示的那样，发展是执政者的“天道”。这同时也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现代版。
毛泽东是暴力拜物教的教主。他对暴力的推崇是他在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中形成的一种思维惯性，并将其自然而然地带入他所统治的中国社会，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军事暴力统治机制。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大兵营。对于经历过百年动荡的国人来说，毛泽东的马上治天下之术不过是他们任凭命运摆布的一种无奈选择，是几千年来被暴力政权机器不停碾轧之后的逆来顺受。民众对统治当局和掌权者形成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而相互间的暴力对待也弥漫在整个社会。暴力因此而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和革命宗教的等价物。可以说，中共在建政前的革命时期杀人如麻，既是对暴力拜物教的献祭，也是暴力拜物教的渊薮。中共建政后此起彼伏的各个运动–比如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被虐杀的几千万生命也先后都成为暴力拜物教的“祭品”。
同理，邓小平是经济拜物教的教主。现在的中国人之所以认同经济的拜物教，并非是枪杆子逼迫之下的选择，而毋宁是在极端物质匮乏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人性的自然反应。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确实是抓住了中国人的时代精神。尤其是在与国外物质丰富极大反差的情况下，物质刺激很容易成为主导人的精神结构的东西。吊诡的是，邓小平之能成为经济拜物教的教主，还要“感谢”暴力拜物教教主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穷兵黩武造成的绝对和普遍贫困的状况，才给经济拜物教的大行其道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样也可以说，中共在64中的大开杀戒，既是对经济拜物教的献祭，也是经济拜物教的深化。中国各地起伏不断的矿难中的矿工、富士康跳楼自杀的年轻生命、以及因拆迁而自杀或被杀的无辜民众都被持续不断地摆在经济拜物教的祭台上。
2. 拜物教的心理战效用
无论是暴力拜物教还是经济拜物教，作为拜物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分别成为各自时代的精神主流，牢牢地捕获了民众的心灵，辖制了民众的理性，其所达致的意识形态效果是登峰造极的，为专制者的统治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另外，两者都分别以无辜的生命作为其献祭，并且民众的献祭不断地以这样和那些的名义和方式持续进行，鲜血淋漓的祭台让它们在仪式上获得了圆满的表达，使其教义不断得到强化。
凭着这样的拜物教，当局一直在开展“教化”的工作。所谓教化，就是文攻武卫中的文攻部分。质言之，文“攻”也就是心理战，具有“攻”击性，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象水银泻地一般，并“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圣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种无所不在但又飘忽无影的心理战的效果非常大，一般民众受到这种心理战的影响，很容易陷入专制者的逻辑而不自觉，最终都变成专制的合作者和顺从者。
譬如，我们常常能听到一些民众说：中央的政策（也即经济拜物教下的发展导向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的官员在执行时出了问题。这句话翻译成拜物教的用语就是：上层的教义是好的，下面的祭司没有按照教义的要求去做。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推知，当局的“教化”非常成功，真正地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局通过“教化”的手段不断向民众灌输其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教义如何伟大，并借着反腐败和一些媒体的报道，成功地将某些替罪羊地方官员塑造为叛教者。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有时不但没有损害中央教义的权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映衬出中央教义的“伟大”。这样的宣传逻辑从根本上维护了教义和体制本身的合法性，是当局心理战的一种有效手段，使得部分民众“甘心情愿”地臣服在其教义之下，并接受其统治。几千年来，中国的各个专制王朝一直在塑造“圣王”和“清官”的神话，其目的显然也是通过心理战达到让民众自动和主动臣服的目的，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统治境界。这样的神话被转换为当下的经济拜物教神话，从而使得当局的心理战以变换了的形式延续下来，甚至与时俱进地有了创新。
不过，经济拜物教作为政教合一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其软肋恰恰就在于该政权金字塔式的教阶组织难免会像天主教会那样腐化。在天主教会掌握有很多世俗的物质财富时，其教士团体因为经受不住物质的诱惑而堕落腐化了。共产党作为一种彻底唯物的宗教团体，其对物质的追求被认为是正当的，因此其贪婪腐化就比掌握大量物质财富的天主教会更加迅疾猛烈得多。于是，正如天主教会因腐化而导致其失去信徒的认可一样，经济拜物教团体的贪婪腐化则导致其信众的纷纷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如新教改革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权威一样，部分民众也开始抗争，挑战和反抗经济拜物教的官方权威。
与此同时，经济拜物教的物质决定意识的教义就决定了基于虚幻“教化”的心理战不可能有长久的果效。经济拜物教许诺给人的不是“彼岸”的超越完美，而是“此岸”的物质丰富。这就注定了受其影响的民众是不看广告看疗效的，也因此，以虚幻的“全民富裕”为号召的经济拜物教就总有穿帮的一天。一旦“全民富裕”的海市蜃楼被贫富分化的现实所击碎时，经济拜物教的教义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于是，不仅经济拜物教的教阶组织（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着挑战，而且经济拜物教（发展是硬道理）本身也遭到质疑。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维权和抗争事件以及行动起来的公民个人和群体就对拜物教以及教阶组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时，文攻武卫中的“武卫”那一部分就启动了。本来，与具有进攻性的文攻不同，武卫是防御性的。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事端，武装力量不会轻易出动，因为“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尉缭子•兵令）。不过，当发生群体性事件时，警察、特警、武警乃至正规军队都会被派上用场，以武力压制民众的诉求，成为当局的最后一道防线。“武卫”的特性在此得到鲜明的展现。
不过，武装力量的防卫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它时常被用于镇压民众的反抗上，作为暴力拜物教的“护法”，它起到的是更为强大的心理作用。它的存在本身就常常成为令民众恐惧和退缩的理由，因为即便是备而不用的武装力量，如果辅之以暴力镇压的口号与宣传，无疑能起到很大的威吓的心理效果。这种威吓的最高境界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用出动武装力量，民众就自觉地退缩了、屈从了、顺服了；换句话说，就是民众从心理上彻底服输了，当然民众也就不会反抗了。不难设想，武力的威吓作用实际上远远大于其实际的阻遏作用。一旦民众对武力的恐惧心理消失了，武力的威胁效用就会大大减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绝无可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施展武力手段的。即便它对无数的民众使用暴力，其暴力机器的能力也是无法胜任的，因为民众的数量远远超过其暴力所能压服的。这就是说，暴力从终极的意义上讲，也是因震慑人心而起到维护政权之功效的。
概而言之，暴力机器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维系暴力机器的存在以及对它的讴歌、赞美和支持都是一种心理战术。暴力的“武卫”职能和教化的“文攻”职能就是这样在广义的心理战战场上携手并肩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文攻”与“武卫”的心理战分工明确：一进取一保守，一软一硬，一攻心一攻身，一形上一形下。简言之，文攻的心理机制是：制造欲望》激起向往之情，而武卫的心理机制则是：制造恐惧》逼出屈从之心。凭借着这种珠联璧合的“文武之道”，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将心理战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的民众就是这样不战而屈地成为专制统治的顺民的。中国的专制体制衍化出超级稳定的结构，中国的社会表现出超级停滞的特征。这其中，专制统治者高妙的心理战术居功至伟！
3. 发展与维稳–经济拜物教的黄昏与暴力拜物教的复兴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执政党的经济拜物教教化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碰壁就等于其文攻战术的失败，为了维系其统治，自然而然地，执政党就会转向防守，这时作为心理战战术另一翼的武卫机制就正式出场了。所以，我们看到，执政党现在的主导口号就变成：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相比于“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经济拜物教的核心教义，现在的执政者的提法有非常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提法的背后一方面是对经济拜物教的修正，另一方面更是对暴力拜物教的回归。这标志着执政者统治方略的显著转变。
众所周知，暴力拜物教是毛泽东所创立并被执政党所保持和维系的历史遗产。正是毛泽东时代的暴虐统治让对暴力的恐惧感深入人心，这种恐惧感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直到现在它还会有很大的心理威慑作用。不过，由于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拜物教的相对成功，暴力拜物教被当局有意无意地遮蔽或者掩饰住了。但毛泽东作为创立者的现政权有着无以伦比的暴力色彩，因此，暴力拜物教并没有消失，只是在经济拜物教的强光下显得有点黯淡而已。一旦统治者发现经济拜物教对维持其政权有点力不从心时，暴力拜物教就从政治舞台的隐蔽处重新走到了镁光灯下。
如果以本文前述的逻辑来表述，发展是第一要务与维稳是第一责任的并列就是文攻兼武卫的生动表达。当全民齐唱“发展是硬道理”的赞歌时，没有人会想到当局还隐藏着“维稳”这一另外的“硬道理”。当作为武卫手段的“维稳”被迫走上前台，成为执政党的基本方针时，这就说明本来以暴力为隐蔽后盾的政权已开始“裸奔”了。这种暴力统治策略从隐形向显性的转换，恰恰说明当局的统治术已经山穷水尽了。换句话说，当局的心理战已从柔性的诱惑走向硬性的威胁了，由于当局已经做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就开始“亮剑”了。
《老子•三十六章》有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维稳说白了就是将“国之利器示人”，这样，执政者就会象“鱼脱于渊”一样很快干渴而死。所以笔者断言，这种对民众的穷兵黩武是当局统治日薄西山的不妙征兆。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到当下执政者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的转化，就意味着当局的治国策略其实是从汉朝退回到秦朝了。历史在这里和声称自己“最先进”的执政党开了一个大玩笑。而执政党也很狠地“涮”了一下中国人，因为一直吹嘘“社会进化论”的共产党人却玩起了“退化”的真实游戏。
执政党的这种退化既是暴力拜物教及其教主毛泽东阴魂不散的历史惯性使然，也是执政党统治危机加深和治理失败的典型体现。不过，由于执政党的治理尚能维持表面的和谐，所以其现在的统治策略似乎是发展与维稳并重。而且在说辞上也是“发展是第一要务”排在“维稳是第一责任”的前面，好像经济拜物教仍要优先于暴力拜物教，也即邓小平的风头依旧超越于毛泽东。笔者担心的是，随着执政者治理难题的加剧和治理效能的衰减，这种邓小平高于毛泽东的并列关系将逐渐发生变异。
由于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当局的维稳责任也将越来越重。在此过程中，由于地方和中央各个利益集团做大，中央核心的管制能力相对下降，当局治理能力也将逐渐衰减。更重要的是，已经高度透支的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将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衰竭的迹象，高速的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这些因素的重叠将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无法再继续提供“收买人心”的功能，经济拜物教将渐渐式微，甚至彻底破产。另一方面，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暴力化解决方式将日益显著，当局将越来越多地运用暴力来维系现有的统治秩序和利益格局，暴力拜物教将显出越来越大的“威力”。于是，几乎没有悬念的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当局对暴力拜物教的操纵将甚于对经济拜物教的鼓吹。当局的统治策略则会变成：维稳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第一责任。虽然维稳和发展虽仍是并列关系，但维稳却已经压倒了发展，成为当局的首要职责。这时的毛泽东已占了邓小平的上风。也许，我们现在已处于这样的转变过程之中。
本来，发展的经济拜物教与维稳的暴力拜物教的双重教义和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双重教主的构造已经显示出执政党“党格与党性”的分裂，以及由此带来的执政党内部的紧张关系。当执政党在其夺取政权六十周年大庆上重新大张旗鼓地祭出其暴力拜物教教主时，其“党格”分裂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将“凶器”示人的穷凶极恶恰恰说明了它的黔驴技穷，以及即将走入衰亡的穷途末路。双重教主的格局必然会影响当局心理战的果效。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士和中小企业主纷纷移民，而且盛世下的中国居然有数不清的“裸官”。这无疑就是当局“党格和党性”分裂所造成的心理战失效的显著表征，因为中产阶级和企业家们的“退出中国”就是对当局的不合作，而官员家属们的“逃离”则是用脚对它们的不信任投票。
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不难设想，一旦经济发展出现大的波折，经济拜物教完全不再能够提供当局所希望的那种“怀柔”作用，暴力（而不仅仅再是暴力的拜物教）将不得不在蜂拥而起的各种挑战面前独自承担起为执政党“护驾”的功能。如果局面到了这种光景，当局很可能喊起“维稳是硬道理”的口号，将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边缘化或者悬置。届时，毛泽东将在阴间嘲笑邓小平：你还是逃不出我如来佛掌心啊。不过，毛泽东也可能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古人讲：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秦二世二亡，就是这个道理。
在现实和可能的未来中国图景中，暴力拜物教乃至暴力本身将继续复兴，经济拜物教则将继续衰微。对于现在的统治者来说不妙的是，少了“祀与戎”中的祀这一翼，其专制统治肯定无法持久。因为“祀与戎”的排序显然不是随意为之的，而是蕴藏着深刻的道理的：“祀”一定要在先，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优先性必须保证，而“戎”虽然看似更有实际的力量，但必须放在第二位，也即次要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相比于以暴力压制所形成的民众的屈从，以“教化”说服形成的民众的顺从的成本要低很多。换句话说就是，以暴力压制维系统治的成本太高了，并且高到治理无法延续的地步，更不要说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理战最高境界了。
毛泽东暴力拜物教的信徒们，你们要当心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