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代要有，在国力昌盛、民众富裕的承平时代更要有。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最可宝贵的意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余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的光明只是一个瞬间，但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不短。这30余年改革开放，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广度、深度而言，算得上是中国5000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也导致改革初期出现过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危及到执政党的统治。然而，除此之外，虽然小的风波不断，但大体来说，这30余年基本风平浪静。当然这得益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能够顺势而为，调整自己的治理方式，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而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也创造了转型国家时间最长的增长期，并为执政党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积累了雄厚的财力。
2010年上半年，当其他国家还在为如何使经济走出危机绞尽脑汁时，中国经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全面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成就。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就是在若干年后赶超美国，也并不意外。可以说，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国力最为强盛的时候，堪与盛唐媲美。但愈是在这样的时候，愈要谦虚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不仅国民在此种表面的强盛中不知不觉变得自大起来，而且，事实上，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的好日子似乎都已经到头。30余年改革和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到了总爆发的临界点上，如果未来10年，不妥善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大问题，后果堪忧。
经济再平衡的艰难
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再平衡问题，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再平衡任务。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的，如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国民所得不多，致使对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内需多年都启动不了。
世人都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式是所谓粗放式发展，即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人权优势，来谋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具体地说，是GDP的高增长。如果说，在改革的初、中期，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而对一个资本高度稀缺和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吸引外资和技术，就必须用优惠的条件，包括压缩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时，还把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成问题了。而现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体制的惯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非但没有缩小甚至还有加剧；多年高速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经济结构的固化；工会力量的弱小；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展缓慢；以及外部需求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等体制、结构条件依旧。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中国这种粗放式发展逼入了绝境，难以为继。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经济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从过去的几年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的过度消费能够维持，那么这种增长模式就能够维持，然而危机恰恰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尽管今年以来，随着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危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恢复，中国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长，但有了危机的教训，表明这种外需是随时可中断的，因此，也告诉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上。因为我们看到，在后危机时期，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推行保护主义，美国最近又通过了有关中国汇率的法案，人民币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对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以说，后危机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主导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各种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纷纷出台，而它们大部分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中国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它使得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在外在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被动式平衡。
从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这种被动式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投资替代外需，二是以政府代替市场，三是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四是延缓要素领域的改革，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公用事业、汇率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但为了保增长，这些领域的改革或被推迟，或又反复。虽然这种被动式平衡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它也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李慧勇，2010）更危险的是，它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能量更大。
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注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权衡”好经济发展中当前矛盾和长期问题，保持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增长；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让社会个体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成果；以及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友好等方面。（曾铮，2010）实际上，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任务，然而，如今“十一五”即将过去，发展方式依然如故。现在外部形势已经变化，假如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没有取得进展，或进展不大，那么，不排除或者注定会像此次金融危机，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来再平衡世界经济一样，以同样的破坏力度甚至更大的破坏性来强制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如此，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悲剧。
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
贫富分化是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阶层对抗的大问题。
贫富分化首先表现为收入问题，除此外，它还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公共服务的分享以及机会的均等与否等所造成的贫和富的两极分化。由于收入分配在各种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把收入分配等同于资源分配。狭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工资性收入，广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取得的货币或非货币收入，包括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在过去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平。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
相比而言，中国在收入分配的不公上只会有过之。无论各种统计均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收入或贫富差距正日益拉大，已从过去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社会。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一个调查统计，目前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在2009年6月召开的政协常委会上，也透露出了一个数据，他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悬殊上，而是表现为全方位的，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世界银行在前些年出版的一部名为“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的报告中，警告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各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4.74，比1999年的4.37高出近4个点数。事实上，上述数据已远远落后于现实。国家发改委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截止到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4.8，如果算上隐性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5。这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极限。
那么，收入差距导致的贫富扩大这种马太效应，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对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常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前者指的是因为顺利实现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后者指的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种矛盾大量产生并不断激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进入“黄金发展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取决于对收入差距的处理。处理得好，收入差距得以缩小，进入“黄金发展期”；处理得不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入“矛盾凸显期”。
截止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900美元，正处于这一发展的“岔路口”，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看我们对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程度。首先应肯定，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控的范围，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生机，但假如差距过大，则不仅使得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不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还会产生以下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从经济层面看，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不能不说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所导致的贫富高度不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早在1993年9月，邓小平就发出警告，“收入差距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当年的设想，并称这是改革的“两个大局”。我们现在“先富”有了，即第一个“大局”大体实现了，然而，“共富”即第二个“大局”的实现还显得遥遥无期。导致第二个“大局”实现不了的根本原因，是先富起来的阶层中除了少部分是靠正当的方式和手段致富的外，基本上都是靠不正当的方式和手段获取财富。这虽然有历史的具体的因素，可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正因如此，也就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和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实行如果不伴随对资本和权力的节制，将会放大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即自动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两个制度根源。
我们在钦佩邓小平具有远虑的同时，不能忘了他的警告。未来10年，必须把解决收入和贫富差距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否则，对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腐败已成了一种社会信仰
腐败是一个老问题，但不能因为其“老”，我们就可以对它放松警惕。因为各种调查均表明，腐败是社会公众最关注同时最不能容忍的问题之一。
中国当前的腐败用得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一段话来描述。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黑格尔在此实际指出了一种腐败的扩散效应。的确，当贪腐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时，它就会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会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腐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成为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信仰，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说得严重点，我们今天就是这种情况。
建国初期被处决的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可能是改革前因贪污被处死刑的最高官员了。然而，改革以来被查处的各级腐败官员，不下数百万，这其中，上至国家领导人层级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下至没有级别的村长。某地一个小小的基层科级干部，其贪污、挪用的赃款竟然高达3亿多，创造了中国腐败数额之最。
中国历代王朝差不多都毁于腐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引起公众的不满，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扭曲，并加大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腐败在中国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据估算，每年因腐败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占GDP的3%，这部分财富被转移到了一小部分精英手中，加剧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腐败的间接成本，如效率的损失、浪费，以及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文职机关士气的损害，更难以估量。此外，鉴于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以及存在民族分离的势力，腐败还会弱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大幅降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并为民族分离势力制造分裂提供了一个有蛊惑力的借口。
所以，腐败造成的物质耗损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它会带来人心的丧失。从中国的情形看，腐败的严重泛滥已使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的反复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恶势力主宰社会的方向。这两种可能性已越来越大。例如，每年地方一级的腐败都会引发数以千万计的骚乱与暴力集体抗议，这削弱了社会稳定，而且使内部治安方面的额外支出成为必要。
从腐败的通常逻辑来分析，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产生腐败的动力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则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基础，而制度缺失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信息不对称是产生腐败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腐败的大面积爆发，除了具有一般腐败发生的特点外，还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进程中，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和跨度都前所未有。在这个大转型、大变动的时期，思想的混乱、道德的沉沦、纪律的松弛、信仰的消失、制度的虚无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金钱是人们真实的拜物教。每个人都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权力、知识、关系、美色等交换金钱。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实际主宰者，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因此，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也就非常容易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变现为金钱。
对于腐败的危害，很多人，包括高层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改革以来，从国家层面来说，一刻也没放松对官员腐败的警惕，出台了很多反腐措施，而且越到后来，反腐越严厉。但让人尴尬的是，目前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腐败，反腐，再腐败，再反腐，以致无穷，每次反腐过后，腐败都以一种更猛烈的形式反弹。这说明，要么我们出台的各种反腐措施不对路，要么执行不严格。不管哪种原因，反腐久不见效，同样会失去人心，从而加速社会危机的到来。
每个社会都会有腐败现象，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愈来愈严峻的腐败无能为力，失去了反腐的信心，因此。未来10年，如果在反腐上成效不大，那么，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有可能借着腐败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对此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溃败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
与腐败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道德的全面退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全面紊乱。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腐败理解为对制度、规则和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的不遵守与破坏，而不仅仅是滥用公权力，后者是狭义的腐败，前者是广义的腐化。它们两者的关系是：腐败会造成一个社会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退化，反过来，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退化又进一步加重社会的腐败。
但是，道德和价值的功能远不只于此。一个社会，固然需要制度来维系其正常运转，但决定人们日常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最本质、最深层因素，还是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一个人若无羞耻之心，无所敬畏，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可惜的是，中国当下正陷入这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的状态。此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不是一般的程度，而是深入社会的肌理，呈现出大面积、多层次、全方位的特征。这些年来，我们生产了多少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产品，发生了多少安全生产事故，又出现了多少产品质量问题？官场不像官场、学界不像学界、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品格，几乎每个行业、每个职业，都腐败盛行，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乃至整个社会是非不分、信仰全无，以丑为美、以次充好，一切向钱前，总之，为了利润，敢于将一切社会道德和价值踩在脚下。
很多人把我们社会的道德退化和溃败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实行。其实，这大错特错。市场经济从其本义而言，不是无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是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它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员，都必须具有独立自由的人身资格，能够自由自主地进行选择。市场经济也排除等级、身份、特权等不平等因素，它要求机会均等，公平交易。有信用才能产生持续的交易活动。所以，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就是自由、诚信、平等、公平、正义等这些美好的品质，它们也是市场经济根本的价值观。市场经济本来就要求人们在这些道德属性的约束下去进行物质财富的创造，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经济社会这一大系统的长期有效演进。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之所以在强调理性经济人的同时还要强调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原因皆在于此。
但为什么市场经济被引入进中国后，产生变异？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当然，这个世界没有教科书上的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要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带有本国的特色，而之所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被引入后产生变异，指的是它更多的与中国不好的传统和国情结合在了一块，从而使市场经济内在的元素发生了变化，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出现大幅度的退步。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尽管传统中国有着儒商的商业规范，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毕竟缺乏市场机制的因子，加之我们在引进和推行市场经济的时候，正赶上社会进行艰难的转型。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这一文化所内含的价值体系，包括儒商传统，在100多年前的救国图存中就被作为落后的东西而被先贤们全盘否定和摧毁。时至今日，这个转型并未终结，而且还有加速的趋势，一方面是旧的价值体系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共识还未形成，于是在这个转型空档中，社会产生了价值迷失，没有了道德和价值的约束，蛰伏于每个人内心的恶都得以充分的释放和暴露，而市场经济若没有基本的商业规范，在自由的交易中，个人的私欲和自利本性就会被无限放大，“自由地赚钱”就会成为社会实际奉行的价值共识。
不是说中国目前没有价值，官方一直在倡导合符其要求的所谓主流价值观，并试图要全社会接受这套价值体系。然而，由于言行不一致，政府及其官员自身的表率作用没有做好，
现实中人们并不接受官方的价值观，致使这套价值体系实际日益被边缘化。官方的主流价值观主要败于功利主义之手。功利之心原本人人都有，而功利上升为主义，如上所述，无疑与政府的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一个政府主导社会资源的社会里，如果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那么必然会导致政府短期行为的频繁发生，致使政府行为捉摸不透，不可预期，这反过来又直接造成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处于这个社会的人们，自然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以结果来评价一个人，或一项社会活动或事业的成败，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
此外，产权制度的缺失，社会分配的失误，也会导致社会价值的“错位”和道德水平的下降。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社会分配出了问题，劳动者得不到与其劳动价值相对等的份额，会刺激人的不劳而获思想。假如一些人连生存都无法解决，你要他去同一个富翁一样守着“道德”的牌坊，告慰所谓的“人穷不能志短”，那不过是浪漫主义的道德幻想。因此，当社会财富分化日趋严重时，带来的必然是道德底线的崩溃，社会价值观的坍塌。
作为一个社会时代精神的内核，社会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全社会发挥着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孙亮，2010）而健康的价值观，一般是由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充当的。倘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了问题，不被这个社会的多数民众尊奉，道德出现溃败也就无须奇怪。道德一旦溃败，信用全面退化，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过高的交易成本，阻扰市场体系的建立；而且时间一长，会毒化一个民族的心灵，使这个民族变成一个没有基本是非观念、唯利是图的民族，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下为什么会出现各种泄愤行为，深层根源即在于此。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种全面的道德和价值崩溃，尽管社会忧虑重重，但至今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校正。未来10年内，此种状况若得不到有效改观，会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风险源。
环境破坏的“中国奇迹”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发展称得上是“中国的奇迹”的话，那么，这30年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速度，也称得上是另一个“奇迹”。各种统计都表明，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严峻，到了该唱“国歌”的时候。而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走下去，随着我们的经济总量再翻两番，污染负荷还可能增加四至五倍。目前，要在中国找到一块未受污染的净土，相当难。因此，完全可以说，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严重程度，完全体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粗放性、浪费性。
中国在二、三十年里环境的急剧恶化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未充分考虑到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外，主要是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政策和资源定价问题一直没有多大改变。从体制来看，环境系统的整体性与行政系统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之争，以及现行经济政绩的攀比机制，使这种矛盾加剧；从政策来看，在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经济政策之中，尚未考虑环境因素，体现环境成本，杜绝破坏性的开发建设，甚至将环境因素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从资源使用和定价来看，资源初级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环境等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免费索取。企业生产成本中的环境成本不完全，这种环境无价、资源廉价的局面不仅带来了浪费和效力的低下，还鼓励了粗放型的生产消费方式，环境破坏和补偿机制也就无从谈起。而所有这一切，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为了摘掉几千年来压在我们头上的贫穷帽子，自觉奉行后发国家普遍实行的发展主义的结果。又因为比起先发展的西方国家来，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的环境问题，却不能通过将危机转嫁给别国的方式来解决，所以问题越积越严重。
所谓发展主义，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社会所遵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增长至上和财富至上是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的话语下，环境—生态问题被忽视掉了，环境的代价、健康的代价等等被排除在企业内部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外。在发展主义的体制和话语下，某种自然物一旦具有了“资源”的价值，那么，它们就会被迅速商品化和市场化。（黄平、李陀等，2000）
发展主义的思潮及其体制性开发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哲学，在许多后发国家，发展本身成为国家的最高目标，或者至少是一个阶段的最高目标，也是政府合法性所在。中国同样深受这种发展主义的影响，而且是它的典范。发展主义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盛行，原因在于它打着让人民快速致富和国家快速发展的旗号，再加上受历史条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限制，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但中国的经济增长至今未能跳出传统的“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由于发展主义在解决贫困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一些领导人侵淫其中日久而不自觉。
对于中国的环境危机，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而且政府也在有意识地采取措施纠偏，比如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之路，但要彻底改变这种靠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方式，还很难，这不仅因为在一些环境脆弱的地区，还存在繁重的脱贫任务；更因为地方政府头号的目标还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而环境因素的考虑往往要求降低增长速度，所以，我们虽然提出科学发展观有一段时间，但在保证科学发展实施的国家战略、政策体系、考核评价、公众的环保参与等方面，一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出来。此外，这也与发展主义产生的一个特殊后果，即环境领域的特殊利益集团有关。特殊利益集团致环境持续恶化，这在环保学界早已不是秘密。但这股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或明或暗地阻扰着政府对环境问题改善的努力。
未来10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以及中国进入重化工业的中期阶段，除非我们加大了环境治理的力度，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遏止环境污染的蔓延，否则，环境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而不是减少。而环境一旦爆发危机，由于环境具有免费索取的性质，那么，它对社会经济和我们生存的家园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这种灾难几个世纪都难以修复。
人口再生产的危机
相对于上述几方面，人口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常常被大众所忽略。其实，它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整个前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就支撑起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征被称为人口红利。根据一些专家的估算，改革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但从2006年开始，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这预示着过去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总量和结构两方面都将趋紧。这其实就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征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城市父母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国策，迄今为止，共少生了4亿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2.1的时代更替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经济发展的人口优势不再。依照计划生育前的人口数量优势，中国人口红利期到目前为止整整持续了40年左右，而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其自然发展，虽然多生了4亿，但据估算，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至少还可延续40年，也即至少还要到2055年左右才会结束。这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为改变了人口红利的周期。那么，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建立在劳动力结构年轻化的基础上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现在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中国发展模式将会遇到极大挑战。而根据一些学者计算，最早在2015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开始枯竭。
具体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及其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少儿人口的大量减少，减少了内需；二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没能充分就业，一部分人口红利被浪费掉；三是在中国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过快进入老龄社会，从而为本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风险。
人口红利的消失其危害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严重的还在于社会方面和人自身的再生产上，包括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衡，独生子女在其成长过程所遭遇的各种风险等。它们可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生育权是一种基本人权，计划生育实际上是在发展的名义下，通过国家政策有意识地剥夺了人们在生育上的自由、自主的选择权，这在人权意识昌明的现代社会，是不被允许的。由此在过去的几十年，导致了许多人道灾难。这个且不说，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性别比失衡，将在未来的几年使5000万进入适婚年龄的男子娶不到老婆，组建家庭，该问题对中国社会会产生何种不利影响，还有待观察，但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与此同时，独生子女在其成长过程中随时面临着被夭折的风险。这不但是家庭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人口学家就认为，由独生子女家庭构成的社会其风险大致涉及九个层面：对独生子女来说，包括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的脆弱决定了一个社会内在的脆弱。
可见，人口再生产问题不可小视。尽管人口红利的消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比高的特点，还会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下去，即人口红利还会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就此而言，在未来10年内，我们似乎不必过分担心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应该看到，像人口这种影响长远的问题，不能等到问题已经爆发时再来匆忙解决，那时就晚了，因为人口的再生产有一个时间周期，必须提前规划布局。另外，从前述分析来看，综合起来考虑，改革以来的人口政策很难说功大于过，而且到现在，它在社会经济和人自身再生产方面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并将在未来的几年里，可能集中爆发。对此，我们不得不防。
政府治理的合法性问题
最后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是政府治理的危机。之所以把它放在最后来谈，是因为上述问题的妥善解决，有赖于政府；同时，政府自身就是一大风险源，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政府掌控大量资源的社会而言，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和策略失误，本身就会酝酿大的社会风险或危机。
改革30余年来，经济的高增长及其给民众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尽管改善的条件有限）；社会生活自由度的相对扩大；执政党及其政府未曾放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念，迄今为止，在支撑着政府治理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最近在接受中国的报章采访时所说，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其中四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战：一是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的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现在还难以看清；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大大提高；三是信息革命的发生，人们学习、相互沟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四是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经济其他部分的一体化程度已经很深，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因此大大增加。这四个方面同时发生，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时经历这些变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些变革的速度像中国这么快，规模像中国这样大。在李侃如看来，中国能否成功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进入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成功国家。
然而，不得不严肃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政府面对着这些挑战，但政府对GDP主义的过度追求，却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如政治体制改革被悬置，市场化改革在产权、政府职能、要素价格方面裹足不前，社会分配上贫富分化悬殊，再加之贪污腐败、道德失范、信用缺失、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从而使执政党和政府单一追求的政绩合法性越来越不能说服人们，支撑执政党和政府合法性的资源在不断流失。
合法性也称正当性，是民众对一个政权的统治权利的认可。这里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统治者制定的“法”。一般来说，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权须具备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三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而言，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否则，人民对政绩的任何不满，随时会转化为对政体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结果，不仅是要求改变领导人，而且是要求改变体制。因此，一个政党也好、一个政府也罢，单纯追求政绩的合法性是非常靠不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永续的经济高增长，能够回避一切经济危机。即使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也不能自动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瓶颈与难题。如果单纯靠政绩来维系合法性，那么一旦经济陷入衰退，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就会迅速地、彻底地流失。（刘军宁，2009）
对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应该说，现在人们包括执政党和政府自身，有着基本的共识。否则，胡温也不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解决民生问题提高到与经济增长并重的程度，问题是，受体制惯性和官僚群体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至今取得的成效不大，人民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同还在继续减弱，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警讯。
化解全面危机的办法只能是行民主
中国的问题不只体现在上述七个方面，而是全方位的。但在我看来，未来10年，这七个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突出，更需要我们去关注并优先予以解决。
就每个具体问题而言，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但整体来说，它们又有相通之处。事实上，把它们分成七个问题只是为了分析的便利，现实中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另一个问题解决的前提，反之也一样，换言之，它们互为因果。这就需要我们从整体着眼，找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之道。这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现在看来只能行民主，这是全部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无论是处理经济的再平衡，还是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也无论是与腐败做斗争，还是重建中国的价值体系，即使像解决环境和人口再生产这样的具体问题，离开民主，不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和意愿，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都无法想象能够成功。更何况政府的合法性危机，首先表现为民主问题。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形来看，改革开放主要是实行了包括思想解放、利益解放和权利解放三个层次在内的“人的解放”。这其实就是一个民主化过程，由此化解了改革初期的社会危机。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但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并未减少。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社会在以下四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逐步形成了一个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社会有产阶层；二是不论贫富，几乎所有的人，其权利意识都比过去大大增强；三是社会日益多元化，形成了不同利益和不同主张的群体，但不同利益群体的交集和共识越来越少，社会的分化越来越严峻；四是社会进步严重受制于政治结构，两者的背离程度越来越大。尤其是，作为这一阶段重要改革的市场化改革，它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仅仅是民族的振兴和民众福祉的改善，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出了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得到了认同和尊重。但这种现代价值观由于政改的长期滞后和踯躅不前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执政党的认同和国家变革的耐心，它不仅导致高层和学界一直强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迟迟不能实现，腐败变得更加不可救药；而且，弱势群体因无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极可能铤而走险，诉诸于激进手段进行利益分配，从而使社会出现失序化和暴力化，积累起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和风险，这是当前社会暴力和群体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最终这些矛盾和风险都会传递和反馈给执政党。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化解社会危机尤其是合法性危机的方式依然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不过，与前一阶段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不同的是，此阶段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适时启动政治改革，厉行民主与法治，包括向社会和大众开放政治过程。
历史证明，当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利益的分化和整合导致社会基础发生改变后，惟有民主才能保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利益、市场主体和组织结构，要保持社会和谐发展和运转，就必须对市场中的不同主体的产权和民主权利进行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惟有民主才能做到这一点，并在公开参与的过程中形成能够指导人们集体行为的决议。换言之，民主为容纳和协调各种社会差异和以正义的方式调解价值冲突提供了基础和制度途径。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来看，也是一样。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和发展时，政治体制应该适时进行相应改革。否则，社会就可能陷入革命和暴力夺权，这无疑对执政党和整个社会都是不利的。因此，为着长期执政计，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启动政治改革，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授权的基础上。
民主从来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都有阐述。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做了详细的论述。当然，政改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治体系的各个方面和人们的切实利益，包含着相当广泛的内容，推行起来必须有一个行动路线图，要有轻重缓急。就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人们的期待而言，政改关键是依照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而目标则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