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之后，政改失声
温家宝深圳讲话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这样直来直去、主题鲜明的高层政改讲话，这样浓墨重彩、连哄带吓的讲法，在“我党”我国已经十分罕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此种讲法，已二十一年未闻。还真是久违了。
当今中共大佬，基本不讲政改。寡妇门前是非多，政改话题忌讳大。讲政改容易“犯错误”，搞政改大都“站不住”，这简直就是“客观规律”。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前车之鉴。而且，政改既不容易出政绩，又不方便捞外快，纯粹是个良心活。政改搞成了，共产党可能会玩完，搞不成，自己恐怕先玩完。这样的苦差事，即使有“中国影帝”的大奖杯，也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当代政治史是一部残酷的政改倒霉史，属“反面教材”。如果说耀邦罢官的教训还不够惨痛的话，那么，89“风波”、紫阳倒台，已足够让大人物们心生忌惮，戒慎恐惧，从此对政治改革敬而远之，畏而避之，乃至闻风丧胆，噤若寒蝉。“六四”之后，政改失声。即使是邓小平本人，也永久丧失了再启政改的魄力和胆略。虽有南巡讲话，终与政改无缘。
1992年，撤了帘、不听政的邓小平发觉中南海里风声不对，反和平演变已经反到了“改革开放”头上。其时，拜“六四”枪声所赐，“改革开放”行情暴跌，已不再吃香，“总设计师”也就渐渐不管用了，老头子说话没人听，“经验和智慧”变得多余。“六四”元凶差点变成受害者，这真是作法自毙。“退休老人”一怒之下，不得不披挂上阵，冲出围城，从上海、武昌一路讲改革讲到深圳——比起首都北京，特区深圳才是邓小平说一不二的地盘。咄咄逼人的南巡讲话，全是连讥带讽、连哄带吓、半责半骂、半敲半打，“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都说出来了。可是，邓小平虽然有恃无恐，尽管喋喋不休，却只谈经济改革，再无一言一语、一字一句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连老邓也怕了！夫复何言。“六四”对中共高层心理上、行为上的影响是何等深刻，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污染是何等严重，对宪政民主转型的破坏是何等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邓小平之后，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家伙都特别自觉，基本不碰政治改革这个题目，甚至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暧昧词组——只温家宝除外。对于政改，中南海是有一套“潜规则”的，大意是：不理睬，不表态，不承诺，不松口，不支持，不放权，不妥协，不退让，不捅娄子，不揭盖子，不给地方开口子，不让民主派钻空子，不理外国找岔子，不许刁民闹乱子。换言之：能躲则躲，能拖则拖，能赖则赖，能堵则堵，能压则压；环顾左右言他，避之唯恐不及；扼杀于摇篮之中，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套“潜规则”很厉害，内化于言行习惯，外化于“政治空气”。有了它，讲政改的象是戴了紧箍咒，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反政改的倒象是吃了壮阳药，不仅振振有词，而且杀气腾腾。都是“六四”结的果，“六四”啊“六四”，有天理吗？
二、党中央讲政改的两种套路
正因为二十一年来中共高层无人真正讲政改（甚至可能无人真正想政改），这才使得温家宝深圳讲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反响如潮——只有“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动声色，保持沉默。
其实，温家宝讲话并不精彩，不过泛泛而谈，比较空洞，有欠明确。温家宝讲话之所以“重要”，重要性尽在讲话之外，在于他开了一个头，破了一次例，挑战了一回中南海“潜规则”。温讲话亦于此获得其历史意义：在“自由化”打烊、政改收摊长达二十一年之后，温家宝又公开挂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块已经发霉的旧招牌。
说其他的中共大佬从来不讲政改，恐怕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们未必服气。的确，他们偶尔也会讲政改。有些时候，有些场合，似乎还很愿意讲，甚至非讲不可。不过，凡傻瓜以上者都能听得出来，他们的讲法与温家宝大不相同。岂止讲法不同，所讲的根本就不是同一样东西。他们有时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时候敷衍应付、虚与委蛇，有时候皮里阳秋、话里有话，还有的时候，则蛮不讲理、骂骂咧咧。他们的目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似乎绝不是要人们相信他们愿意搞政改、能够搞政改，倒是要让人们死了这份心，“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在他们那里，讲话不是为了达意，倒是为了掩饰，有些话讲了等于没讲，有些话没讲等于讲了。久而久之，“改革”和“绝不改革”似乎就变成了同义词，至少在他们讲政治的时候如此。
温家宝之外的中共大佬们讲政改，通常有以下两种套路：其一，照本宣科背着讲，官腔废话套着讲；其二，二黄八调兑着讲，明正暗反倒着讲。第一种套路，以胡锦涛为典型。此人每一次“重要讲话”，大抵都是此前的全会报告、政治局决议的节选本或缩写本，没有自己的东西，是“全盘照搬”来的。语言永远干巴，表情永远刻板，姿势四平八稳，听者味同嚼蜡。在这位总书记嘴里，是永远吐不出什么新词汇、新概念、新提法、新思维来的——只“不折腾”除外。若有一两个“八荣八耻”之类的新口号，或偶有一两次蹩脚的即兴发挥，翻检一下文革旧报纸，难逃剽窃两报一刊社论的嫌疑。
第二种套路，以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为代表。他们的讲话，大抵无需讲得好，专比谁讲得烂。讲得越乌龙，越混帐，越无理，也就越正确，越光荣，越能体现出政治局常委的真本事。直到完全把好话说反、正理说歪为止。比如说，讲政改绝不讲改哪里、怎么改，专讲不改哪里、怎么不改，主旨必是“绝不搞……那一套”。讲宪法，讲议会，必大讲特讲“本质区别”。讲人权，讲民主，必大批特批全世界公认的民主观、人权观。照这种野蛮套路写文章的，还有中宣部、社科院、《求是》、《光明日报》的一群理论高手，竟然批量产出了“四个重大界限”、“六个为什么”、“七个怎么看”之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汉语垃圾。
倒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今，全国人民至少有一多半已经明白：政治局常委至少有一多半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改，能不难吗？
三、温家宝不是邓小平
此次温家宝讲话，其形式与内容均与邓小平92南巡相似。或许，温家宝就是刻意模仿邓小平。什么“得而复失”，什么“死路一条”，语气之强烈，用词之夸张，正是典型的邓氏语言风格。可是，此南巡不是彼南巡，温家宝不是邓小平。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所以转眼就成了供全党洗脑的“纲领性文件”，是因为邓有军方的铁杆“保驾”，有地方改革派的忠心追随，有调动媒体（包括港媒）发动文宣总攻击的号召力。邓虽“退休”，终究权大威重、势力逼人，其一日不死，就一日是中国政治叙事的中心人物。邓小平始终拥有人事赏罚、再行废立、重组政局的资源与实力，敢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才是他的杀手锏。邓小平的这些优势，温家宝望尘莫及。岂止温家宝，江泽民、胡锦涛也望尘莫及。因此，邓小平南巡那样的事情，对邓的传人们——无论温家宝还是胡锦涛，只是一个无法效仿、不敢复制的遥远的传奇故事。那个独断时代虽余温尚在，却可望不可即。
与1992年的邓小平一样，温家宝深圳讲话表面上也是说给地方听，似乎是在向地方当局发出政改的号召，实际上是说给北京听，是在向中央的大人物表达抱怨和警告。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收效可怜。邓小平南巡之后，上海壮胆，广东紧跟，改革派雀跃，保守派投诚，众官僚群起表态、争相排队搭乘邓氏改革快车，而温家宝讲话之后，有关各方窘态毕露，颇生懊恼，极显尴尬。地方在观望，中央不买帐，右派在内耗，左派在叫嚣。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张旗鼓为温家宝叫好的，不是贴身聆训的广东汪洋，不是负责宣传的刘云山李长春，也不是国务院下属王岐山李克强，而是一些民间维权分子、独立学者和海外“异议分子”。
在此微妙时刻，胡锦涛终于踏上了迟到的深圳之旅，并当众背诵了一篇无色无味的“重要讲话”。以其数十年如一日的政治修养，胡当然不会直接否定温。但是，有些话没说等于说了。胡未必支持温、温未必依赖胡，中共高层团结的真相，在温氏政改讲话的考验下，终于大白于天下。也许，胡锦涛并不乐意与温家宝争胜，他宁愿装聋作哑，将糊涂进行到底，假装温家宝什么也没说，假装自己什么也没听，假装“政治体制改革”未曾引起党国内外的空前热议，就让这股温氏旋风从哪来回哪去，尽快归于沉寂。但他必须捍卫中南海的“潜规则”，《光明日报》、《求是》杂志早就作出一副奋不顾身、跃跃欲试状，在一旁候着呢。
看起来，这一回合的政改较量，尚未真正展开，就要匆匆结束，温家宝无功而返。温家宝无党援、无派系、无文攻、无武卫，言之不可行，只能自食其言。胡锦涛成功守住围城的概率，远大于温家宝成功发动政改的概率。推不动政改的温家宝，或将留下“只会作秀”的坏名声。
不过，所谓民主政治，原本是必须“作秀”的，把黑箱里的事情在公众面前抖落，把深宫里的议题在聚光灯下摊开，把同僚间的拉帮结伙转变为向社会大众呼吁诉说，秀形象，搏名望，摆政见，展才华，显个性，如此“作秀”，是民主政治之所必须。如今，令人忧虑的倒不是温家宝是否“作秀”，而是温家宝失败之后，大佬们都不屑于（或不敢于）“作秀”，都去“闷声发大财”，“稳定”做官、“和谐”分红。中国的大局也就只好糜烂下去，直至鱼烂而亡。套一句邓小平与温家宝的名言，那可真是“死路一条”了。
